李弥逊为南宋初年颇有民族气节的官吏。曾任校书郎、起居郎、户部侍郎等职，并担任过庐山知县、冀州知州等地方官。他主张抗金，反对与金议和，为秦桧所排斥，晚年归隐连江西山。这首《菩萨蛮》当作于南宋初金兵大举南下时。当时金兵逼近长江，情势危急，为避兵灾，词人送别妻子去南方，词就是写了这送别时的一幕。
词的起句即交代了送别时的背景和地点，为下文张本。“烽火连三月”，三个月来兵火不息，人民离乱，这才会有江城送妻子离开之举。分别，不是丈夫宦游他方，而是妻子避难，心情自然不同一般。长亭之上，虽然设酒饯别，可是“不堪对酒”。“不堪”。不能忍受之意，包含有妻离子散之苦，国破家残之痛。因其“不堪”，其妻泪下如瀑，悲声漫江，词人反劝其“休作断肠声”，自己已是“老来无泪倾”。自己泪泉已涸，并非不动情，而是老泪已尽，这正是极度悲愤的表现。词人这时的心情惨痛至极，强敌当前，内奸弄权，自己还得坚守御敌阵地，也可能朝不保夕了，这才把妻子送走。这里说休作断肠声，比放声哭嚎更为凄怆，说老来无泪，比写涕泣涟涟更为伤心。
词的下片紧承上片，写目送帆影远去的情景。“风高帆影疾，目送舟痕碧”，“风高”和舟疾相联系，船去得很快，词人伫立江岸，眼看着船在水面留下的长长波痕。妻子身去心留，他希望她去得快，早离祸地；又希望她走得慢，难舍难分。“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词人凝望近眺之态，呼之欲出。缘此，也可想见妻子立于船头，望着丈夫鹄首翘望的身姿，想着抛撇丈夫于锋刃之间的危殆，断肠声如高风呜呜，伤心泪似江水滔滔。末二句“锦字几时来？薰风无雁回”，化用“雁足传书”和“织锦回文”的典故。“薰风”指南风。初夏时南风吹，鸿雁早已飞往北方，“锦字”无法捎回。妻子此去，归期难定，讯息难盼，生死未卜，词人内心的痛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想而知。
这首词由实写到虚，由近写到远，由己写到人，从别前写到别时、别后，层层渲染，步步深透，写情臻于极致。尤其“休作断肠声，老来无泪倾”，以超常思维写感情状态，出乎常情，又入乎寰中，更使词产生了惊魂震魄的力量。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轻松闲适，诗意盎然。一力辩，一巧辩；一求真，一尚美；一拘泥，一超然；让人读后会心一笑而沉思良久。
惠子好辩，重分析。对于事物有一种寻根究底的认知态度，重在知识的探讨；庄子智辩，重观赏。对外界的认识带有欣赏的态度，将主观的情意发挥到外物上而产生移情同感的作用。如果说惠子带有逻辑家的个性，那么庄子则具有艺术家的风貌。
1.雄辩的机锋。文章写庄子与惠子同游于濠水的一座桥梁之上，俯瞰鲦庄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因而引发联想，展开一场人能否知“庄之乐”的论辩。除了开头内容用叙述语句略作交代，通篇采用对话形式。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辩论技巧，顶真式地将这场论辩深化。且不说论辩双方谁是谁非，谁胜谁负，仅两人不在论辩中所反映出来的敏捷的思维、睿智的辩语、雄辩的机锋，就令人拍案叫绝，不禁惊叹两人的雄辩之才。
2.无穷的韵味。惠子从认知规律上来说，人和庄是两种不同的生物，庄不可能有人的喜怒哀乐；庄子则从艺术角度来说，人乐庄亦乐。从认知规律上说，庄子的逻辑推理纯属诡辩。然而，庄子子的诡辩却并不使人反感，因为庄子完全是以艺术的心态去看待世界的。人乐庄亦乐，这是典型的“移情”作用。所谓“移情”，就是是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觉得外物也有同样的情感。庄当然不可能有喜怒哀乐，但庄子把自己在濠梁之上游玩的快乐，移到到嬉游的庄儿身上，更加衬托出庄子的快乐。所以，本篇所写不但不会使人感到庄子是在狡辩、强词夺理，反倒使人觉得庄子说得好妙趣横生，读后感到韵味无穷。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