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这首词的主要内容,可以拿其中的“看花老眼,伤时清泪”八个字来概括。前者言其“嗟老”,后者言其“伤时(忧伤时世)”。由于作者的生平不详,所以先有必要根据其《书舟词》中的若干材料对上述两点作些参证。
先说“嗟老”。作者祖籍四川眉山。据《全宋词》的排列次序,他的生活年代约在辛弃疾同时(排在辛后)。过去有人认为他是苏轼的中表兄弟者其实是不确切的。从其词看,他曾流放到江浙一带。特别有两首词是客居临安(今浙江杭州)时所作,如《满庭芳·轻觅莼鲈》。谁知道、吴侬未识,蜀客已情孤“;又如《凤栖梧》(客临安作)云:”断雁西边家万里,料得秋来,笑我归无计“,可知他曾长期飘泊他乡。而随着年岁渐老,他的”嗟老“之感就越因其离乡背井而日益浓烈,故其《孤雁儿》即云:”如今客里伤怀抱,忍双鬓、随花老?“这后面三句所表达的感情,正和这里要讲的《水龙吟》一词完全合拍,是为其”嗟老“而又”怀乡“的思想情绪。
再说“伤时”。作者既为辛弃疾同时人,恐怕其心理上也曾经受过完颜亮南犯(1161年)和张浚北伐失败(1163年前后)这两场战争的沉重打击。所以其词里也生发过一些“伤时”之语。其如《凤栖梧》云:“蜀客望乡归不去,当时不合催南渡。忧国丹心曾独许。纵吐长虹,不奈斜阳暮。”这种忧国的伤感和《水龙吟》中的“伤时”恐怕也有联系。
明乎上面两点,再来读这首《水龙吟》词,思想脉络就比较清楚了。它以“伤春”起兴,抒发了思念家乡和自伤迟暮之感,并隐隐夹寓了他忧时伤乱(这点比较隐晦)的情绪。词以“夜来风雨匆匆”起句,很使人联想到辛弃疾的名句“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摸鱼儿》),所以接下便言“故园定是花无几”,思绪一下子飞到了千里之外的故园去。作者过去曾在眉山老家筑有园圃池阁(其《鹧鸪天》词云:“新画阁,小书舟”,《望江南》自注:“家有拟舫名书舟”),现今在异乡而值春暮,却感伤起故园的花朵来,其思乡之情可谓极深极浓。但故园之花如何,自不可睹,而眼前之花凋谢却是事实。所以不禁对花而叹息:“愁多怨极,等闲孤负,一年芳意。”杨万里《伤春》诗云:“准拟今春乐事浓,依然枉却一东风。
年年不带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中。这里亦同杨诗之意,谓正因自己本身愁怨难清,所以无心赏花,故而白白辜负了一年的春意;若反过来说,则“柳困花慵(一作“柳困桃慵”),杏青梅小”,转眼春天即将过去,它对人似也太觉草草(“对人容易”)矣。而其实,“好春”本“长在”,“好花”本“长见”,之所以会产生上述人、花两相辜负的情况,归根到底,“元只是、人憔悴!”因而上片自“伤春”写起,至此就点出了“嗟老”(憔悴)的主题。
过片又提故园往事:“回首池南旧事”。池南,或许是指他的“书舟”书屋所在地。他在“书舟”书屋的“旧事”如何,这里没有明说。但他在另外一些词中,曾经隐隐约约提到。如:“葺屋为舟,身便是、烟波钓客”(《满江红》),“故园梅花正开时,记得清尊频倒”(《孤雁儿》),可以推断,它是比较舒适和值得留恋,值得回忆的。但如今,“恨星星、不堪重记”。发已星星变白,而人又在异乡客地,故而更加不堪回首往事。以下则直陈其现实的苦恼:“如今但有,看花老眼,伤时清泪。”“老”与“伤时”,均于此几句中挑明。作者所深怀着的家国身世的感触,便借着惜花、伤春的意绪,尽情表出。然而词人并不就此结束词情,这是因为,他还欲求“解脱”,因此他在重复叙述了“不怕逢花瘦,只愁怕、老来风味”的“嗟老”之感后,接着又言:“待繁红乱处,留云借月,也须拚醉。”“留云借月”,用的是朱敦儒《鹧鸪天》成句(“曾批给雨支风券,累奏留云借月章”)。连贯起来讲,意谓:乘着繁花乱开、尚未谢尽之时,让我“留云借月”(尽量地珍惜、延长美好的时光)、拚命地去饮酒寻欢吧!这末几句的意思有些类似于杜甫的“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曲江》),表达了一种且当及时行乐的消极心理。
总之,程垓这首词,通过委婉哀怨的笔触,曲折尽致、反反复复地抒写了自己郁积重重的“嗟老”与“伤时”之情。以前不少人作的“伤春”词中,大多仅写才子佳人的春恨闺怨,而他的这首词中,却寄寓了有关家国身世(后者为主)的思想情绪,因而显得立意深远。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词中描写了江南水乡春汛时的山光水色和怡情悦性的渔人形象:春江水绿、烟雨迷蒙,雨中青山、江上渔舟,天空白鹭、岸畔桃红,江水猛涨,鳜鱼正肥时;青箬笠,绿蓑衣,渔人醉垂忘归时。全词着色明丽,用语活泼,生动地表现了渔夫悠闲自在的生活情趣。这是一幅用诗写成的山水画,这是一首色彩明优意万千,脱离尘俗钓湖烟。思深韵远情融景,生活任行乐自然的抒情诗。
“西塞山前白鹭飞”首句,点明地点;此西塞山何处?鄂州、湖州?虽有异议,对词境来说倒无所谓。白鹭是自由、闲适的象征,“众禽无此格,玉立一间身。清似参禅客,癯如辟谷人”、“漠漠江湖自在飞,一身到处沾渔矶”,写白鹭自在地飞翔,衬托渔父的悠闲自得。
“桃花流水鳜鱼肥”第二句,点出江南水乡最美好的季节——正是桃花盛开,江水猛涨,鳜鱼正肥时。“桃红”与“流水”相映,显现了暮春西塞山前的湖光山色,渲染了渔父的生活环境。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写的都是他们。“箬笠”就是用竹丝和青色箬竹叶编成的斗笠。“蓑衣”是用植物的茎叶或皮制成的雨衣。如果以龙须草(蓑草)为原料,它就是绿色的。“归”,回家。“不须归”,是说也不须回家了。作者在词里虽然只是概括地叙述了渔夫捕鱼的生活,但是,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完全可以体会到词的言外之意。从渔翁头戴箬笠,身披蓑衣,在斜风细雨里欣赏春天水面的景物,读者便可以体会到渔夫在捕鱼时的愉快心情。
作者是一位山水画家,据说他曾将《渔歌子》画成图画。确实,这首词是富于画意的。苍岩,白鹭,鲜艳的桃林,清澈的流水,黄褐色的鳜鱼,青色的斗笠,绿色的蓑衣,色彩多么鲜明,构思也很巧妙,意境优美,使人读作品时,仿佛是在看一幅出色的水乡春汛图。
此词在秀丽的水乡风光和理想化的渔人生活中,寄托了作者爱自由、爱自然的情怀。词中更吸引读者的不是一蓑风雨,从容自适的渔父,而是江乡二月桃花汛期间春江水涨、烟雨迷蒙的图景。雨中青山,江上渔舟,天空白鹭,两岸红桃,色泽鲜明但又显得柔和,气氛宁静但又充满活力。而这既体现了作者的艺术匠心,也反映了他高远、冲澹、悠然脱俗的意趣。此词吟成后,不仅一时唱和者甚众,而且还流播海外,为东邻日本的汉诗作者开启了填词门径,嵯峨天皇的《渔歌子》五首及其臣僚的奉和之作七首,即以此词为蓝本改制而成。
此词通篇都写赏月。
上片开头写词人仰望浩月初升情景。
首二句化用李白诗中“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句意,“青烟”指遮蔽月光的云影。夜空像茫茫碧海,无边无际;一轮明月穿过云层,像一面金镜飞上碧空,金色的光辉照亮了天上人间。“飞”字写乍见月之突然升起,使人感到似是何处飞来,充满惊异欣喜之情。
“永夜闲阶卧桂影。露凉时、零乱多少寒螀”三句,通过永夜、闲阶、凉露、寒蝉等物象,极写月夜的静寂清冷,描绘出一幅充满凉意的,悠长寂寞的中秋月夜图,烘托出词人的孤寂心境和万千感慨,流露出词人对美好月色的珍惜眷恋。
“神京远,惟有蓝桥路近。”写因望月而生的身世感慨。词中引用,以蓝桥神仙窟代指蟾宫月窟。这两句意思是说,京城邈远难至,倒是这一轮明月,与人为伴,对人更加亲近。作者为苏门四学士之一,曾三次任京官,后面两次都是因牵连党争而去职,被贬外郡;作此词前不久词人虽得脱出党籍,起任泗州知州,但朝中已无知音。“神京远”的“远”,主要是从政治的含意说的。
上面这几句赞美眷恋中透出了几分凄清。这时作者已五十八岁,前次去官回家,就已修葺归来园隐居,自号“归来子”,忘情仕进,此词对仕途坎坷,也仅微露怅恨而已,全词的主调,仍然是旷达豪放的。两句明白点出孤寂心情,意脉紧接上文,而扬景则由环境景物转到望月抒怀。
下片转写室内宴饮赏月。卷帘、开屏,都是为使月光遍满,为下文“付与金尊”预作地步,表现了对明月的极端爱悦。“淡指粉”的“淡”字也与月光极协调。水晶做成的帘子高高卷起,云母屏风已经打开,明月的冷光照入室内,宛如浸润着佳人的淡淡脂粉。筵上的人频频举怀,饮酒赏月,似乎要把明月的清辉全部纳入金尊之中,待天晓时同着流霞,一道饮尽。
这里把月下筵面的高雅素美,赏月兴致的无比浓厚,都写到极致。月光本来无形。作者却赋予它形体,要把它“付与金尊”,真奇思妙想也。天晓时分,月尚未落,朝霞已生;将二者同时倾尽,意思是说赏月饮酒,打算直到月落霞消方罢。
“更携取、胡床上南楼,看玉做人间,素秋千顷。”写登楼赏月,由室内转到室外。夜更深,月更明,虽然夜深露冷,作者赏月的兴致不但没有衰减,反而更加豪壮。这时他想起《世说新语·容止》记载的一个故事:晋庾亮武昌,尝秋夜与诸佐吏殷浩之徒南楼赏月,据胡床咏谑。作者觉得庭中赏月不能尽兴,所以要象庾亮那样登上南楼,去观赏那月光下如白玉做成的人无际素白澄澈的清秋气象。古代五行说以秋配金,其色白,故称秋天为素秋。用“玉做人间”比喻月光普照大地,可谓奇想自外飞来。它既写月色,也暗含希望人间消除黑暗和污浊,像如玉的明月一般美好之意。“看玉做人间,素秋千顷”作豪放之语,两句包举八荒,丽而且壮,使通篇为之增色。
全词从天上到人间,又从人间到天上,天上人间浑然一体,境界阔大,想象丰富,词气雄放,与东坡词颇有相似之处。全词以月起,以月结,首尾呼应,浑然天成。篇中明写、暗写相结合,将月之色、光、形、神,人对月之怜爱迷恋,写得极为生动入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