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气歌》为南宋名臣、民族英雄文天祥所作。宋末帝赵昺祥兴元年（1278年），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兵败被俘。次年被押解至元大都（今北京）。文天祥在狱中三年，受尽各种威逼利诱，但始终坚贞不屈。1281年夏，在湿热、腐臭的牢房中，文天祥写下了与《过零丁洋》一样名垂千古的《正气歌》。他在自序中说道：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尺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 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沓，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该诗慷慨激昂，充分表现了文天祥的坚贞不屈的爱国情操。1283年1月9日，在拒绝了元世祖最后一次利诱之后，文天祥在刑场向南拜祭，从容就义。其绝命辞写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抗元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系写作于北京（元大都），鲜为人知的文天祥祠在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是抗元英雄文天祥曾被元朝关押三年的地方。文天祥祠现有前后两进院落，前院东墙上嵌有诗碑，镌刻着文天祥当年在这里写作的著名诗篇《正气歌》；后殿庭中，有一株向南方倾斜近45度角的古老枣树，就是相传代表文天祥“不指南方不肯休”不屈精神的“指南树”。
文天祥，南宋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人，1236年生于诗书之家，1256年21岁时赴南宋国都临安府（今浙江省杭州市）应试，得中状元。1259年，文天祥为父守孝三年期满，正式步入仕途时，南宋已面临蒙古大军南下入侵的危急局面。忧心如焚的文天祥上书朝廷，揭露奸臣误国劣迹，并提议“建立方镇、各守一方”，即军事防御按地段承包责任制，但是“书奏、不报”，不被理睬。耿直忧国的文天祥宦海沉浮20年，始终遭压制、排斥。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1271年，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1274年，忽必烈派丞相伯颜率军20万再次侵宋。南宋虽然有兵70余万，但主幼臣奸，一触即溃。文天祥捐出家产，筹饷募集民兵5万进京勤王，反被奸臣阻挠，解除兵权。
1276年阴历正月十八日，伯颜元军进抵距临安只有30里的皋亭山，右丞相陈宜中畏敌逃遁。正月十九日，时任临安知府的文天祥临危受命，被朝廷授为右丞相，前往皋亭山议降。掌权的太皇太后谢氏授意如能谈成，可以让小皇帝向忽必烈称侄子，实在不行，称孙子也答应。正月二十日，文天祥面见伯颜，说自己只议和，不议降，并要求元军先撤兵，后谈判。伯颜大怒，扣押了文天祥。正月二十一日，谢氏率南宋君臣举国投降。
1276年阴历二月初九日，誓死不降的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出发前往大都（今北京）。中途在镇江停留时，文天祥与同伴共12人于二月二十九日夜设计逃脱，历尽艰险经仪征、扬州、通州（今南通）乘船回归南宋故土。在长江口绕道先北后南迂回航行时，文天祥在船上写下了赤诚感人的诗篇《扬子江》：“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经过两个多月的奔波，文天祥终于回到浙江温州。此后，不肯降元的官员们拥立已经降元的南宋恭帝的幼弟为帝，建立了苟延残喘的小朝廷。南宋故土一度只靠文天祥率军独撑残局，终于寡不敌众，于1279年阴历十二月二十日在广东海丰的五坡岭兵败，再次被俘。
元军押着文天祥，走海路经珠江口外的零丁洋，去进攻南宋小朝廷最后的基地崖山（今广东省新会县海域）。文天祥在敌船中写下了《过零丁洋》，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即出自此诗。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1279年阴历十月初一日，文天祥被押送抵达大都，安置在馆驿。元世祖忽必烈很赞赏文天祥的才干，他派已降的南宋恭帝及多批降臣前来劝诱，文天祥不为所动，严词拒绝，后于十月初五日被关进兵马司牢房（在今府学胡同）。
文天祥在关押三年期间，书写了几百篇诗词文章，以抒发爱国之情。1281年夏季，在暑气、腐气、秽气等七气的熏蒸中，文天祥慷慨挥毫，在牢中写就了千古流传、掷地有声的铿锵之作《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唯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1283年初，元朝侦知有人联络数千人，要起兵反元，营救文天祥。1月8日，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提审，作最后的劝降，并许诺授予丞相官职。文天祥告诉忽必烈：“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今北京交道口南大街）慷慨就义，终年48岁。文天祥在刑场写下了绝笔诗：
昔年单舸走维扬，万死逃生辅宋皇。
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
神归嵩岳风雷变，气哇烟云草树荒。
南望九原何处是，尘沙黯澹路茫茫。
衣冠七载混毡裘，憔悴形容似楚囚。
龙驭两宫崖岭月，貔貅万灶海门秋。
天荒地老英雄丧，国破家亡事业休。
惟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
天津桥下，春水溶溶，绚烂的云霞倒映在水中；天津桥畔，翠柳如烟，枝枝柔条斜拂水面，缕缕游丝随风飘荡。这美好的自然春光，不减当年，自然令人心醉。然而，山河依旧，人非昔比。透过茂密的树丛向北望去，尽管昔日高大威严的宫殿至今犹存，可是，那千官扈从、群臣迎驾的盛大场面，已不能再见到了。宫殿重门紧闭，画栋雕梁也失去了灿烂的色泽。当年曾经是日夜欢歌的上阳宫，而今一片寂落，只有宫莺衔着一片残花飞出墙垣。面对着这番情景，诗人自然是心潮起伏，感叹万千。
这首诗通篇写景，不言史事，不发议论，静观默察，态度似乎很淡泊。然而，正是在这种看似冷静客观的描写中，蕴藏着作者吊古伤今的沉郁的感情。诗的一、二两句，作者先绘出一幅津桥春日图，明媚绮丽、引人入胜；三、四句转写金殿闭锁、宫苑寂寥，前后映衬，对照鲜明。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表现了岁岁春天重临，而大唐帝国的盛世却一去不复返了。这正是以乐景写哀，因而“倍增其哀”的手法，较之直抒胸臆，具有更强烈的艺术效果。
全诗处处切合一“望”字。“金殿闭”是诗人“望”中所见，但苑内的凄凉之状，毕竟是“望”不到的，于是第四句以宫莺不堪寂寞，飞出墙外寻觅春光，从侧面烘托出上阳宫里凄凉冷落的景象。这一细节，是诗人“望”中所见，因而落笔极为自然，但又曲折地表达了作者难诉说的深沉感叹，含而不露，淡而有韵，堪称全诗中精彩的一笔。
此诗是作者托物寓怀的诗篇，借流莺暗喻自身，寄托身世之感，抒写自己漂泊无依、抱负难展、佳期难遇的苦闷之情。首联描写了流莺的飘荡无依，颔联指出流莺内心的苦闷，颈联写流莺的艰辛备尝，尾联才写到诗人自己。全诗咏物抒情，风格轻倩流美，情思深婉。
流莺，指漂荡流转、无所栖居的黄莺。诗的开头两句，正面重笔写“流”字。参差，本是形容鸟儿飞翔时翅膀张敛振落的样子，这里用如动词，犹张翅飞翔。漂荡复参差，是说漂荡流转之后又紧接着再飞翔漂泊。“度陌”、“临流”，则是在不停地漂荡流转中所经所憩，应上句“复”字。流莺这样不停地漂泊、飞翔，究竟是为什么呢？又究竟要漂荡到何时何地呢？诗人对此不作正面交代，只淡淡接上“不自持”三字。这是全联点眼，暗示出流莺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仿佛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控制着。用流莺的漂荡比喻诗人自己的辗转幕府的生活，是比较平常的比兴寓托，独有这“不自持”三字，融和着诗人的独特感受。诗人在桂林北返途中就发出过怅然的叹息：
“昔去真无奈，今还岂自知”（《陆发荆南始至商洛》）。“去真无奈”、“还岂自知”，正象是“不自持”的注脚。它把读者的思绪引向“漂荡复参差”的悲剧身世后面的社会原因，从而深化了诗的意境。
“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颔联是说，美妙的鸣啭，怎么能没有本意？碰到了良辰，也未必就有佳期。
飘荡流啭，毕竟是流莺的外在特点，这三四两句，便进一步通过对流莺另一特点——“巧啭”的描写，来揭示它内心的苦闷。流莺那圆转美妙的歌声中分明深藏着一种殷切的愿望——希望在美好的三春良辰中有美好的期遇。然而它那“巧啭”中所含的本意却根本不被理解，因而虽然适逢春日芳辰也不能盼来“佳期”，实现自己的愿望。如果说，流莺的飘荡是诗人飘零身世的象征，那么流莺的巧啭便是诗人美妙歌吟的生动比喻。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强调巧啭中寓有不为人理解的本意，这本意可以是诗人的理想和抱负，也可以是诗人所抱的某种政治遇合的期望。“岂能”、“未必”，一纵一收，一张一驰，将诗人不被人所理解的满腹委屈和良辰不遇的深深伤感曲曲传出，在流美圆转中有回肠荡气之致。可以说这两句诗本身就是深与婉的统一。
颈联承上“巧啭”，仍写莺啼。“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这是“本意”不被理解、“佳期”不遇的流莺永无休无止的啼鸣：无论是刮风的早晨还是降露的夜晚，是晴明的天气还是阴霾的日子，无论是京城中万户千门开启或关闭的时分，流莺总是时时处处在啼啭歌吟。它仿佛执着地要将“本意”告诉人们，而且在等待着渺茫无尽的佳期。这一联是两个略去主、谓语的状语对句构成的，每句中“风朝”与“露夜”、“阴”与“晴”、“万户”与“千门”、“开”与“闭”又各自成对，读来别有一种既整饬又优美，既明畅又含蓄的风调。
尾联联系到诗人自身，点明“伤春”正意。“凤城”借指长安，“花枝”指流莺栖息之所。两句是说，自己曾为伤春之情所苦，实在不忍再听流莺永无休止的伤春的哀鸣，然而在这广大的长安城内，又哪里能找到可以栖居的花枝呢？初唐诗人李义府《咏乌》云：
“上林多少树，不借一枝栖。”末句从此化出。伤春，就是伤佳期之不遇；佳期越渺茫，伤春的情绪就越浓重。三春芳辰就要在伤春的哀啼中消逝了，流莺不但无计留春，而且连暂时栖息的一枝也无从寻找。这已经是杜鹃啼血般的凄怨欲绝的情境了。诗人借“不忍听”流莺的哀啼强烈地抒发了自己的“伤春”之情—— 抱负成空、年华虚度的精神苦闷。
末句明写流莺，实寓自身，读来既像是诗人对无枝可栖的流莺处境的关心，又像是诗人从流莺哀啼声中听出的寓意，更像是诗人自己的心声，语意措辞之精妙，可谓臻于化境。
这篇文章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正文。第二部分是赞语。
正文部分又可分为四小节。第一节自开头至“因以为号焉”，交代“五柳先生”号的由来，开篇点题。“先生不知何许人也”，文章开头第一句，即把这位先生排除在名门望族之外，不仅不知他的出身和籍贯，“亦不详其姓字”，五柳先生是一位隐姓埋名的人。晋代是很讲究门第的，而五柳先生竟与这种风气背道而驰，这就暗示五柳先生是一位隐士。“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就这样随便地取了一个字号。五柳先生不仅隐姓埋名，而且根本就不重视姓字，用庄子的话说，“名者，实之宾也”，本就无关紧要。但他看中五柳树的原因也许五柳先生宅边并无桃李，只有这么几棵柳树，这与后面所写“环堵萧然”是一致的。五柳先生的房屋简陋，生活贫穷，这五柳树带一点清静、淡雅、简朴的色彩。以五柳为号也就显示了五柳先生的性格。
第二节自“闲静少言” 至“欣然忘食”，写五柳先生的禀性志趣。接着写五柳先生的生活、性格。“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这是五柳先生最突出的地方。闲静少言是五柳先生的外在表现，不慕荣利，才是五柳先生的真实面貌。因为不追求荣利，五柳先生就无须奔忙，不用烦躁，自然也就闲，也就静，用不着喋喋不休。但这种闲静少言，并不等于五柳先生没有志趣。但这一节主要是写其“好读书”而善读书。但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求甚解就与五柳先生的“不慕荣利”有关。五柳先生读书的目的，是一种求知的满足，精神的享受，所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表明了五柳先生是一位有知识的人，和那个时代的社会对他的限制和迫害。
第三节自“性嗜酒”至“不吝情去留”，写“五柳先生”的饮酒嗜好。作者强调他的嗜酒是出于天性，而非门阀之士的放荡纵酒，自我麻醉。但嗜酒与家贫又是矛盾的，他不慕荣利，不能摆脱贫困，便“不能常得”到酒。这说明他不因嗜酒而失节。至于亲友请他吃酒，他却毫无拘束，一去即饮，一醉方休，又反映了他的坦率与认真，并没有当时所谓名士的虚伪与矫情。饮酒是他在那种时代环境里使自己得到解脱的一种方法。
第四节自“环堵萧然”至“以此自终”，写“五柳先生”的安贫与著文。他虽然居室破漏，衣食不足，但却安然自得。这正是他安贫乐道的表现。而“常著文章自娱”，不入尘网，则是他读书“每有会意”的结果。并且，“忘怀得失”又是他“不慕荣利”的性格使然。这些既与前文相照应，又收束了全篇。
对五柳先生的生活、志趣作了叙述以后，第二部分文章结尾也仿史家笔法，加个赞语。这个赞语的实质就是黔娄之妻的两句话：“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两句话与前面写到的“不慕荣利”相照应，这是五柳先生最大的特点和优点。陶渊明正是通过五柳先生“颇示己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文章最后有两句设问的话：“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既表达了他对上古社会淳朴风尚的向往之情，又说明他是一位有着美好理想的隐士。同时也是对世风日下的黑暗现实的针砭与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