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点明地点、时令和心绪。蔡州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河南淮河以北、洪河上游以南的地区，当汴、洛、淮、沔交通孔道，故作者用“水国”代称之。秋风飒飒，万物萧瑟，被秋风轻轻“摇落”的自然是片片黄叶。望着在秋风中回旋、挣扎、最终还是落地化作尘泥的黄叶，联想到自己如同黄叶般枯萎飘零的身世和命运，“日暮依杖水”的诗人，怎能不思潮如涌、心乱如丝呢？这一联，出句是因，对句是果；前句写景，后句抒情，写景具体，抒情概括，使人迫不及待地想了解被秋风拂动的、郁结在诗人心底的“羁绪”究竟是什么。
以下六句，是作者蓄积心底已久的愁思怨意的总爆发，每一联又单独表达一层意思。颔联引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和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以自况，作者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正直爱国如屈原，忧民忧时如自居易，皆不免被贬逐黜放的命运，何况自己？不过，自己虽然不像屈原、白居易那样含冤至深，但他们所具有的高尚品德、博大胸怀、坚贞节操，自己也同样仿佛一二。因此，颈联就直接怒斥那帮专门罗织罪名、陷己于不义之地的奸佞小人，尽管他们费尽心机，陷害贤良，并且得逞于一时，然而天理自在，道义犹存，鬼神可鉴，苍天有知。如果说，“大夫泽畔行吟处，司乱江头送别时”是作者借古人写出了自已遭受冤屈、谪官异乡这一事实的话，那么，“尔辈何伤吾道在，此心惟有彼苍知”两句，则是作者对这一既成事实的不满、愤恨情绪的直接流露，其中既包含了对陷入于罪的小人的轻蔑，也表达了对自己人格品德的自信。但现实终归是严酷的，尾联即明白无遗地坦露了作者在奸佞当道、君主寡恩、伸冤无望、前途渺茫的事实面前暗悔当初的低沉心绪。自古官场皆为是非纷争之地，有人飞黄腾达，有人含冤受屈，若要解除这些烦恼，辞官归隐、寄情山水不失为一条出路。然而如今的作者宦海沉浮，几经折磨，“苍颜华发”，垂垂老矣。经历了这样身心俱瘁的痛苦后，即使是辞官归隐，作者也嫌太晚太迟，何况获罪之人，羁绊在身，并无辞官之自由呢？作者更深一层地写出了自己贬官失意后的懊悔心情，同颔联，颈联相比，虽然显得压抑沉闷，令人有迟暮之感，但同时也能激起人们对身陷不幸且又衰老憔悴如此的作者更多的同情。
从诗题来看，西下的夕阳映照着波光鳞鳞的水面，作者倚杖伫立水边，映入眼帘的景色当远远不止“水国西风小摇落”这一句所能概括。然而作者却无心观景，除了这一句外，全诗几乎没有接触到任何其实就在他眼前的具体景物，由此可知，充塞在他心底的“羁绪”该有多么复杂，多么深沉，以致稍微被外物触动，便同决堤的江河般一泄而出，滔滔不绝。
这是一首歌颂大丈夫从军赴边、生死搏战、凯旋受赏的诗。全诗表现出主人公从戎报国、立功边域的远大理想，赞扬了他的英雄豪迈气概和不畏艰险的乐观主义精神。整首诗语言明快、格调高昂、气势磅礴、意蕴深长。
“结束浮云骏，翩翩出从戎”，开篇二句，诗人就将一个装配齐备，身跨战马，奔腾如飞的勇士形象突兀地推到读者面前，使诗歌一开始就具有挟天风海雨而来之势，显得奇警迅猛。此诗起调显然受到曹植《白马篇》的影响，但不同的是《白马篇》在“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的突起之后，却以慢笔插入“借问谁家子”以下大段铺陈，写“游侠儿”的生平和高强武艺。高适却将这些一概摒弃，快人快语，一腔豪气，一泻到底。所以，三、四句再从“天子怒”“将军雄”两方面予以渲染。这样，勇士的赴敌就更理直气壮。再加上“将军”的雄武，愈发增加了胜利的信心、立功的热望。开始四句，痛快豪壮，层层蓄势，已将勇士的形象渲染得气势如虹，这样就使下文“快战”场面的出现水到渠成。
“万鼓凭殷地”以下八句，将主人公赴敌过程的细节一概删掉，直写战阵的壮阔。同时加以生动的夸张和想象，突出大战的激烈和唐军的英勇。万鼓齐鸣，犹如惊凭震天动地；千军万马，红旗飞扬，恰似烈火借助风威。战士们精诚贯日月，使其留驻空中；“阵云”冲山岳，群峰为之晃动。这样神勇的军队，还有什么敌人不能战胜呢？文势至此高潮，陡然收住，如截奔马，使之折入对主人公心胸的袒露，与起首相呼应。
一般说来，在文势的高潮突转，比较难以为继，它必将聚集起更大的力量，才能再掀波澜，否则就有龙头蛇尾之弊。不过这种担心对高适来说显然是多余的。他的万斛豪情，不如此就不能尽情发泄，故自“万里不惜死”以下八句，感情突破陡煞的闸门，冲天而起，再奋逸响。因为直接参战的主人公，他的理想就是到金戈铁马的战场上去搏击，是以“万里不惜死”的无畏追求而得到“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的最高奖赏。因此，他被这撼天动地的战斗场面鼓舞，为自已能建功立业、凯旋受赏而欣喜若狂。自然，对于皓首穷经、老于牖下的平庸书生生活，他是不屑一顾的，因而以“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这样的英雄豪语，把主人公安边定远的壮志、豪宕不羁的精神，如狂飙勃发般地倾泻出来。
高适喜欢用直抒胸臆的手法来抒情，以饱含着强烈感情的语言，率直地表现诗人的深刻感受。诗中汹涌奔腾的感情，既峰峦迭起，又一气贯注，感情的洪流愈泻愈强，毫无衰减，如骏马注坡，不可羁勒。
从南朝起，开始欣赏奇石，出现了以孤石为题材的咏物诗。刘宋鲍照、梁代朱超，陈代释惠标，都作有《咏孤石》诗，而写形传神，着墨孤傲雄姿的，要数此诗为冠。这首诗紧扣一个孤字，用多种手法，从多层侧面来突现孤石的孤高、孤坚、孤丽、孤秀的形态特征，蕴含着诗人孤傲于世的情怀、高洁于俗的美德。
“迥石直生空，平湖四望通。”开篇把孤石放到一定的空间环境中来作总体描写；没有一定的空间环境，那孤石的“孤”就表现不出来。这里取远距离的视点，摄下了孤石及其整个背景的总体形象。开阔的平湖，浩浩渺渺，无边无垠。远望那孤石，像具有人的灵性那样从湖中生长起来，径直凌空，四面八方地瞭望整个湖面，没有任何遮拦和阻隔。这就以开阔的平湖作为背景，衬托和铺垫了湖中之石的孤高独拔，突兀凌空。孤石的这一整体形象，与人们的某种精神境界是相通的，它显示着诗人的某种情愫，而诗人又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它的身上，主客观相互交融的结果，就形成了形神兼备的诗歌意象，再不是自然界纯客观的“孤石”了。
“岩根恒洒浪，树杪镇摇风。”第三、四句具体描写孤石的底部常有湖水拍打，浪花飞溅，其顶端长着树，树梢伸向空中，长久不断地承受着天风的吹拂。岩根，指岩石的底部；恒，常。镇，通“整”，如镇日，即整天；亦谓长久，褚亮《咏花烛》：“莫言春稍晚，自有镇花开。”孤石的上下左右，不是没有风，没有浪，诗人用一个“恒”字、一个“镇”（整）字，写出风吹浪打，四时不息，但孤石并没有随风摇摆，逐浪奔流，相反，则是“不管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这就是诗人所看重、所歌咏的崇高品格。
“偃流还渍恒，浸霞更上红。”第五、六句从另一个侧面，具体描写孤石倒映在湖水之中，投射出清晰的恒子，像是自身浸染在水中一般，而它的形体沐浴在霞光之中，更象是被浸上了一层红色。偃流，倒映在湖水之中；渍，浸染；浸，浸泡，沐浴；上，染上；还，更，皆同又，表示连接和递进的副词。这里写孤石在霞光水色中怡然自得，借湖水而成恒，取红霞以着彩，孤石像是取得了人的灵性，获得了人在自然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精神，不为外界自然所劳形、役使，而能驾驭自然、利用自然，使自然环境为我所驱遣，随我所怡悦。这就以孤石的美丽形象，展示了诗人的主观情操。
诗人没有停留存外部形态的描写，而能更深一层的揭示孤石内在的精神美德。“独拔群峰外，孤秀白云中。”孤石可贵的美德就在于，它独立挺拔在群峰之外，不与争奇；独自于秀洁于白云之中，永保高洁。最后两句写形绘神，画龙点睛，透视了全诗咏物抒怀的思想主题。诗人明写孤石高洁的美德，暗写人的与世无争、出俗保真的纯洁情怀。诗人是南朝陈代僧人，虽然生平史书无载，而从他对孤石的激情赞美中，不难窥见这孤石的美德正是这位法师心灵的写照。
这首诗大处落笔，宏观构象，孤石的总体特征鲜明夺目；气势雄浑，诗境深远，读之既有形态美的享受，又有神情美的启迪。这在六朝咏物诗中，而且出于一个来华求法的高丽法师之手，确为难得的佳作。
此诗开头，“欲出鸿都门，阴云蔽城阙”，是写侠客出发时的天气。“鸿都门”，点明出行的地点。此时彤云密布。这“阴云”，是自然景色。天昏地暗，前路未卜，为侠客的行侠描述出一个恶劣环境。同时，也隐约地渲染出侠客的义无反顾、知难而进的坚毅性格。这“阴云”，又是侠客心境的写照。世路艰辛，郁悒萦怀；世事不平，义愤填膺。心情自然是苦涩沉甸。这就暗示出侠客行侠的缘由。诗一开始便以阴云般浓厚的艺术气氛。
“宝剑黯如水，微红湿余血。”宝剑是侠客的武器，是侠客的伴侣，正可用它衬托侠客的形象。诗的上一句是用比喻说明剑的锋利。晚唐诗人沈彬《都门送行》中“一条灞水清如剑”，是以剑喻水，由剑的寒光来写水的清沏。而此诗却以水喻剑，由水的清沏来写剑的寒光。二诗异曲同工，均具神似之妙。相传春秋时，越王允常聘用冶工欧冶子铸造五把名剑，一曰“纯钩”（一作“纯钧”）。其剑“光乎如屈阳之华，沈沈如芙蓉始生于湖，观其文如列星之行，观其光如水溢于塘”（见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越绝书》亦云：“太阿剑色，视之如秋水”。后来许多诗人皆以水比剑。诗中侠客所持之剑，竟同“纯钩”“太阿”一般，寒光如水，锋芒逼人。诗的下一句是从剑身看剑的锋芒。侠客剑上沾染着的“微红”，正是仇敌的“馀血”。以此剑出手刃敌，干净利落、痛快淋漓。由此可见宝剑之锐不可挡。诗人正面写剑，却侧面显示了侠客行侠的结果。诗中不提侠客，只言宝剑。实际上，正是通过写宝剑的锋利，展现出仗剑游侠的英姿壮采。
结尾二句“白马夜频惊，三更霸陵雪”，由侠客胯下的飞马来交代游侠的行迹。“白马金羁侠少年”（《古乐府》），马亦是侠客的伴侣，可用马来衬托侠客的形象。诗中的白马与黑夜形成了反差，飞奔的白马为漫漫的黑夜带来了一点亮色。而频频的马叫声，又打破了寒夜的寂静，使夜幕下的大地有了活力。诗人从视觉到听觉，描绘出清冷孤寂的环境，渲染出一股旅途萧瑟的气氛，反衬出侠客于天寒地冻之中英勇奋进的雄姿。侠客自洛阳出发，三更时分到达霸陵。诗以描写霸陵的雪夜风光作结，这既照应了开头阴云蔽城的天气，首尾相应，清楚交代出侠客的行踪。
同时，诗中也蕴含着深刻的寓意。汉文帝为西汉时代“文景之治”的盛世明君。侠客由阴云遮天的洛京到达白雪铺地的霸陵，十分巧妙地暗示出侠客行侠的目的。诗人所寄寓的无限感叹和不尽之意自在言外。可以看出，温庭筠终身坎坷，不为世用，他在对可钦可敬的侠士精神的赞美中，自有一种抱负不得施展的感慨。这首诗写得风骨遒劲，豪迈警奇，与温诗的秾艳纤细之作，大相径庭，正显示出诗人丰富的艺术个性和多样化的艺术风格。
《毛诗序》曰：“《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但古人对此多有争议。《国语·楚语》曰：“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道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暬（xiè）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三国吴韦昭注：“昭谓《懿》诗，《大雅·抑》之篇也，懿读曰抑。”是以此诗为卫武公自儆之诗，而非剌诗。宋朱熹《诗集传》也持此观点，云：“卫武公作此诗，使人日诵于其侧以自警。”而清姚际恒《诗经通论》驳《毛诗序》道：“刺王则刺王，自警则自警，未有两事可夹杂为文者。”近人亦多以为此系刺诗而非自儆之诗。其实《毛诗序》之说并无大误，只是措辞有些欠妥，如说成“卫武公藉自警以刺王”，就圆通无碍了。因为自儆与刺王两事看似无关，实则“乃诗人之狡猾手法，恰当赅括在奴隶制社会诗人首创主文谲谏技巧之中”（陈子展《诗经直解》）。
至于所刺的周王是否如《毛诗序》所说是周厉王，宋代以来学者对此考辨已详。宋戴埴《鼠璞》说：“武公之自警在于髦年，去厉王之世几九十载，谓诗为刺厉王，深所未晓。”清阎若璩《潜丘剳记》说：“卫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己丑即位，上距厉王流彘之年已三十载，安有刺厉王之诗？或曰追刺，尤非。虐君见在，始得出词，其人已逝，即当杜口，是也；《序》云刺厉王，非也。”他们都指出《抑》不可能是刺厉王。清魏源《诗古微》进一步分析说：“《抑》，卫武公作于为平王卿士之时，距幽（王）没三十余载，距厉（王）没八十余载。‘尔’、‘女’、‘小子’，皆武公自儆之词，而刺王室在其中矣。‘修尔车马，弓矢戎兵’，冀复镐京之旧，而慨平王不能也。”魏氏认为此诗所刺的周王不是厉王也不是幽王，而是平王，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周平王就是周幽王的儿子宜臼，幽王昏庸残暴，宠爱褒姒，最后被来犯的西戎军队杀死在骊山。幽王死后，宜臼被拥立为王。公元前770年（平王二年），晋文侯、郑武公、卫武公、秦襄公等以武力护送平王到洛邑，东周从此开始。其时周室衰微，诸侯坐大。平王施政不当，《王风·君子于役》、《王风·扬之水》就是刺平王使“君子行役无期度”，“不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申国）”之作。而此诗作者卫武公则是周的元老，经历了厉王、宣王、幽王、平王四朝。厉王流放，宣王中兴，幽王覆灭，他都是目击者，平王在位时，他已八九十岁，看到自己扶持的平王品行败坏，政治黑暗，不禁忧愤不已，写下了这首《抑》诗。
诗的前四章为第一部分。首章先从哲与愚的关系说起。《诗经》的艺术手法，通常说起来主要有赋比兴三种，此处用的是赋法，也就是直陈，但这种直陈却非较常见的叙事而是说理。“靡哲不愚”，看来是古人的格言，千虑一失，聪明人也会有失误，因此聪明人也要谨慎小心。普通人的愚蠢，是他们天生的缺陷；而聪明人的愚蠢，则显得违背常规，令人不解。在卫武公眼中，周平王不是一个傻瓜，但现在却偏生变得这么不明事理，眼看要将周王朝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卫武公是非常希望平王能够做到“抑抑威仪，维德之隅”的，可惜现实令人失望。于是接下去作者便开始从正反两方面来作规劝讽谏。
第二章卫武公很有针对性地指出求贤与立德的重要性。求贤则能安邦治国，“訏谟定命，远犹辰告”二句便是求贤的效用，立德则能内外悦服，“敬慎威仪，维民之则”二句，便是立德的结果。第三章转入痛切的批评，“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虽（惟）湛乐从（纵）”、“弗念厥绍”、“罔敷求先王”，一下子列举了平王的六条罪状，可谓怵目惊心，仿佛是交响乐中由曲调和缓的弦乐一下子进到了音响强烈的铜管乐，痛之深亦见爱之深。第四章“首三句有挽回皇天之意，亦明其为王言之”（陈子展《诗经直解》），再转回正面告诫，要求执政者（从自儆角度说是卫武公，从刺王角度说是周平王）早起晚睡勤于政事，整顿国防随时准备抵御外寇。“用戒戎作，用逷蛮方”两句，对幽王覆灭的隐痛记忆犹新，故将军事部署作为提请平王注意的重大问题。
第五章至第八章，是诗的第二部分，进一步说明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作者特别在对待臣民的礼节态度，出言的谨慎不苟这两点上不惜翻来覆去诉说，这实际上也是第二章求贤、立德两大要务的进一步体现。后来孔子所谓的“仁恕”之心，以及传统格言的“敏于事而慎于言”的道理，已经在此得到了相当充分的阐发，从这一点上说，卫武公可称得上是一个伦理家、哲学家。在具体的修辞上，作者在纯粹的说理句中，不时注意插入形象性的语句，使文气不致过于板滞，可渭深有匠心。如第五章的“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是对比中的形象，第六章的“莫扪朕舌，言不可逝矣”，是动作中的形象，第七章的“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与第八章的“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是比喻中的形象，而“彼童而角，实虹小子”以无角公羊自夸有角的巧喻刺平王之昏聩，尤为神来之笔，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以之与《小雅·宾之初筵》“由醉之言，俾出童羖”句相提并论，说此诗“是无角者而言其有角”，《宾之初筵》是“有角者而欲其无角”，“二者相参，足见诗人寓言之妙”。
第九章至末章是诗的第三部分。在反覆申述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之后，卫武公便恳切地告诫平王应该认真听取自己的箴规，否则就将有亡国之祸。“荏染柔木，言緍之丝”为诗中惟一用兴法的两句，兴又兼比，拿有韧性的木料才能制作好琴，而上等的制琴木料还应配上柔顺的丝弦作比方，说明“温温恭人，维德之基”的道理，可谓语重心长。而作为对比的“其维愚人”、“其维哲人”几句的弦外之音，无非是这样的意思：大王啊，您听我的话就是明主，您不听我的话就是昏君，您可要三思啊！其言潜气内转，柔中带刚。下面第十章“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用两个递进式复句叙述，已是后世扇面对的雏形，极其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功勋卓著的老臣恨铁不成钢的忧愤。而第十一章连用四组叠字词，更增强了这种忧愤的烈度。于是末章作者再一次用“於乎小子”的呼告语气作最后的警告，将全诗的箴刺推向高潮。“取譬不远，昊天不忒”，就如《大雅·荡》的结尾“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一样，是痛心疾首的悲叹。今天的读者面对这样的忧愤之词，仍觉惊心动魄，不知当时周平王读此诗会有什么反应。但不管效果如何，此诗“千古箴铭之祖”（吴闿生《诗义会通》）的地位当是无法动摇的。并且，除了从文学角度说《抑》自有其审美价值外，从语言学角度说，它又是一座成语的矿藏，“夙兴夜寐”、“白圭之玷”、“舌不可扪”、“投桃报李”、“耳提面命”、“谆谆告戒”等成语，都出自此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