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该诗前四句是写龙宫滩之险奇，接下面两句则是诗人触景生情，景心互动，产生了共鸣。特别是那“宵残雨送凉”之句，天将破亮，可还是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小雨送凉，这个“凉”字在此既是写实又是写感。阳山是个山区，气候宜人，加之龙宫滩这个特殊之地，又是“宵残”之时，确实是个地道的“凉”。再个是诗人含冤遭贬阳山一年之多，满腹的委屈和压抑，平时犹如一把无名之火，燃烧在心头，终焦躁不安。今幸遏大赦，当然自觉自待，“凉”在心头了。这一个“凉”字写活了诗人独享的快意。

　　该诗最后两句写到：“如何连晓语，一半是思乡。”此景此地，此时此情，一旦梦醒，自然会心情激动，睡意全无，打开心的话匣，滔滔不绝直说到天亮，说的是故乡河阳老家，都是他最最思念的地方。该诗另一半想必是他回朝后，要大展宏图，实现他不懈追求的宏愿。该诗情景相融，浑然一体，主题明朗，语序流畅，是历代中华诗词中一枝独秀的奇花。

　　此诗中写尽了水势之浩荡，波涛之汹涌，惊涛令人如闻狮吼，骇浪激流快如闪电。就连经验丰富、见过无数大风大浪的船老大，对此情景也不敢掉以轻心。

　　词中描写了江南水乡春汛时的山光水色和怡情悦性的渔人形象：春江水绿、烟雨迷蒙，雨中青山、江上渔舟，天空白鹭、岸畔桃红，江水猛涨，鳜鱼正肥时；青箬笠，绿蓑衣，渔人醉垂忘归时。全词着色明丽，用语活泼，生动地表现了渔夫悠闲自在的生活情趣。这是一幅用诗写成的山水画，这是一首色彩明优意万千，脱离尘俗钓湖烟。思深韵远情融景，生活任行乐自然的抒情诗。

　　“西塞山前白鹭飞”首句，点明地点；此西塞山何处？鄂州、湖州？虽有异议，对词境来说倒无所谓。白鹭是自由、闲适的象征，“众禽无此格，玉立一间身。清似参禅客，癯如辟谷人”、“漠漠江湖自在飞，一身到处沾渔矶”，写白鹭自在地飞翔，衬托渔父的悠闲自得。

　　“桃花流水鳜鱼肥”第二句，点出江南水乡最美好的季节——正是桃花盛开，江水猛涨，鳜鱼正肥时。“桃红”与“流水”相映，显现了暮春西塞山前的湖光山色，渲染了渔父的生活环境。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写的都是他们。“箬笠”就是用竹丝和青色箬竹叶编成的斗笠。“蓑衣”是用植物的茎叶或皮制成的雨衣。如果以龙须草（蓑草）为原料，它就是绿色的。“归”，回家。“不须归”，是说也不须回家了。作者在词里虽然只是概括地叙述了渔夫捕鱼的生活，但是，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完全可以体会到词的言外之意。从渔翁头戴箬笠，身披蓑衣，在斜风细雨里欣赏春天水面的景物，读者便可以体会到渔夫在捕鱼时的愉快心情。

　　作者是一位山水画家，据说他曾将《渔歌子》画成图画。确实，这首词是富于画意的。苍岩，白鹭，鲜艳的桃林，清澈的流水，黄褐色的鳜鱼，青色的斗笠，绿色的蓑衣，色彩多么鲜明，构思也很巧妙，意境优美，使人读作品时，仿佛是在看一幅出色的水乡春汛图。

　　此词在秀丽的水乡风光和理想化的渔人生活中，寄托了作者爱自由、爱自然的情怀。词中更吸引读者的不是一蓑风雨，从容自适的渔父，而是江乡二月桃花汛期间春江水涨、烟雨迷蒙的图景。雨中青山，江上渔舟，天空白鹭，两岸红桃，色泽鲜明但又显得柔和，气氛宁静但又充满活力。而这既体现了作者的艺术匠心，也反映了他高远、冲澹、悠然脱俗的意趣。此词吟成后，不仅一时唱和者甚众，而且还流播海外，为东邻日本的汉诗作者开启了填词门径，嵯峨天皇的《渔歌子》五首及其臣僚的奉和之作七首，即以此词为蓝本改制而成。

　　吴大帝孙权葬蒋陵，亦称孙陵，在今南京市东北钟山（亦称蒋山）南麓。此诗系作者行经蒋陵凭吊吴亡而作。

　　吴末帝孙皓肆行暴虐，直弄得国将不国。公元265年（甘露元年）徙都武昌，以零陵南部为始安郡。公元266年（宝鼎元年）又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十二月，又还都建业。据《汉晋春秋》载：“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施）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这就是诗开头所说的：“昔在零陵厌，神器若无依。”“神器”者，帝位也，政权也。吴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孙皓的帝位摇摇欲坠。这种江河日下的形势，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吴国开基创业时的情形。想当年，汉室陵夷，群雄逐鹿，捷足先登，遂成三国鼎立之势。“掎鹿”，语出《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汉书·叙传上》也说：“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颜师古注：“掎，偏持其足也。”《汉书·蒯通传》更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后遂以“逐鹿”喻争帝位、争天下。“逐兔”，同“逐鹿”。《后汉书·袁绍传》引沮授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要争得天下，就必须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夺取胜利。这就是所谓的“逐兔争先捷，掎鹿竞因机”。而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斗争中，孙坚父子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孙坚死后，孙策继承父业，猛锐冠世，志陵中夏，被封为吴侯，割据江东。但大业未就，即遇刺身亡，年仅二十六岁。孙策临死时，将弟弟孙权叫到跟前，对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三国志·吴志·孙策传》）孙权继承父兄遗志，洪规远略，砥砺奋发，“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陆机《辨亡论上》）三国鼎立，孙吴居一，而孙权就谋略功业而言，实远胜刘备。“伯道”，即霸道。“呼吸”、“叱咤”，极力形容孙氏父子的英姿雄风。《易·革》云：“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疏曰：“上六居革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缛。”豹变之略，虎视之威，正是对“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仲谋的赞词。“坐断东南”的孙权，以他的雄才大略，北拒曹魏南下之师，西挫蜀汉东犯之众，使两方都不敢小视东吴。据史载，公元222年（黄武元年），刘备率师伐吴，东吴大将陆逊率军迎敌，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招
　　降俘虏蜀兵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最后绝命于永安宫。“长蛇衄巴汉”即指此。“长蛇”，有谓指吴而言，并引《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为证，其实不然。这里的“长蛇”，非指吴，而是指蜀汉。陆机《辨亡论下》云：“故刘氏之伐，陆公（逊）喻之长蛇，其势然也。”可以为证。“骥马绝淮淝”，则指曹魏而言。据史载，公元224年（黄武三年）旧历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干宝《晋纪》云：“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车以木桢，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所以陆机说：“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摧锋，势衄财匮，而吴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峙而立。”（《辨亡论上》）孙权不愧为聪明仁智雄略之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励精图治，吴国逐渐强大。所谓“交战无内御”，即指内部团结一致对外而言；所谓“重门岂外扉”，即指吴国疆土广大而言。

　　由“逐兔争先捷”到“重门岂外扉”十句，作者极力渲染吴主之英明雄武，吴国之强大巩固，有声有色，气势磅礴。而到“成功举已弃”，陡地一转，以极精炼的语言写出吴之由盛而衰的转变，功败垂成，其关键就在孙皓时期。“凶德愎而违”，即指孙皓而言。“愎违”，愎谏违卜的省称，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由于晋惠公背施无亲，意气用事，不纳谏言，不听卜辞，终于招致失败，被秦国俘掳。晋大夫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孙皓同晋惠公一样，刚愎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终于导致吴国的灭亡，使父祖基业毁于一旦。正如皓从弟孙秀说的那样：“昔讨逆（指孙策）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水龙忽东骛，青盖乃西归”二句，就是具体描写孙皓穷迫归降时的情景。“水龙”，系指晋朝的水军。晋武帝谋伐吴，遂令益州刺史王浚于蜀大造船舰，准备东伐。时吴有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阿童为王浚小字。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以为伐吴必藉上流之势，故借谣言而表荐王浚为龙骧将军，留监梁益诸军事。王浚在蜀大造舟船，木片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江中木片以呈孙皓，并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而孙皓不听。公元280年（晋太康元年）旧历三月，王浚率舟师东下，直抵吴都建业之石头，孙皓惊恐失措，面缚舆榇而降，举家西迁，送至洛阳，赐号归命侯。这就是所谓“青盖乃西归”。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据干宝《晋纪》载：“陆抗之克步阐，皓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庚子岁，即太康元年。原来孙皓狂妄地以为他会灭晋而入洛阳的，想不到反做了亡国之君，被押送洛阳。

　　以上十六句，历述吴之盛衰兴亡，不啻一篇《辨亡论》，故偏重史实的叙述。此下十句，则就吴亡抒发个人的感慨。作者行经孙氏陵，距离吴亡已二百多年，年深日久，风蚀雨淋，墓碑上的文字已被苔藓侵蚀得难以辨认，荆棘丛生，几至吴大帝陵的位置也难以确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有飞莺在山间悲鸣，淡月在空中残照，陵墓中的一切陪葬品大概已不复存在了。念昔日之叱咤江左，睹今日之寂寞荒凉，不能不使人伤感。吴汝纶说：“此殆伤齐亡之作，黍离麦秀之思也。”（《古诗钞》卷五）其实，凭今吊古伤心泪，不必定指哪一家。前事之失，后事之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苟能如此，亦已足矣！

　　作为词史上颇负传奇色彩的“才子词人”柳永，其词一向以一“创”字为挈领。他自创词牌，不拘一格，如《迎新春》、《黄莺儿》、《戚氏》等等；他擅改词格，大大丰富了词作为一种抒怀文体的内涵，并成为以“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著称的苏轼词的先导；他万事随心恣性，是世俗礼教为无物，敢为人所不敢为，能言人所不能言，如他的《鹤冲天》、《凤归云》、《定风波》、《宣清》、《尉迟杯》等等。故有人认为，柳词之所以为柳词，只在一“创”字耳。而若言“创”却不提《戚氏》者，必为孤陋之辈也。

　　据前人考证，《戚氏》当为柳永独创，且仅见于其《乐章集》之中。全词分为上、中、下三叠，共212字，为词史上第二长词。仅次于南宋时吴文英之《莺啼序》。其价值为何余虽不敢妄断，然宋时“《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的评价也必非空穴来风。故今以此苍白笔墨，粗评《戚氏》，亦只当学柳永的“为人所不敢为”罢了。

　　从词中“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来看，当写于湖北江陵，当时柳永外放荆南，已经年过五十，只做个相当于县令的小官，心情自然十分苦闷。这种情绪在这首词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全词共分三片：头一片写景，写作者白天的所见所闻第二片写情，写作者“更阑”的所见所感第三片写意，写作者对往事的追忆，抒发自己的感慨。

　　上片开头描写微雨过后的薄暮景色。只用“晚秋天”一句点明时令，先写景前驿馆内之衰残景色，也初步构画出了全词的凄凉基调。柳永其人，向来对春、秋二季尤为敏感，然不同处却在于，他写春，只是代人伤春，而晚秋的悲凉，向来是他留给自己的伤感。而今又逢暮秋，“一霎微雨”带着薄凉的情态洒于庭轩。所以这位才子词人，又开始思绪飘渺了。他首先看见的，是庭轩中的“槛菊萧疏，井梧零乱”。柳永不愧是融情入景、以景写情的高手，接下来的一个“惹”字竟真把那秋的萧索写活了。那淡薄的“残烟”，非关天气，不是雾气，竟是这庭轩中的“零乱”、“萧疏”给“惹”来的！园中景物正渐至精彩处，词人却笔锋一转，“望”向远处的“江关”，由近及远却丝毫不显突兀。那他究竟望见了什么呢？“飞云黯淡夕阳闲”。云正憔悴，夕阳又西坠，也难怪词人想到了那个一句“悲哉！秋之为气也！”而得来悲秋之名的宋玉。“临水与登山”，向来是古代文人念远伤别离的悲情时刻，作者由今怀古，也无非是感叹一句：逢秋而悲感，千古一辙啊！这笔锋已转得太远，又该如何继文呢？柳永不愧自封的“才子词人”，这稍一调转，便是一个柳永式的大回圜：“远道迢递”，忆及“宋玉悲感”之后，如此轻松地就有回到了眼前的景况，不着痕迹，天衣无缝。面对长路漫漫，作为“凄楚”“行人”的他，正走在自己无限厌恶却又不能不会不舍放弃的仕途之路上，一面痛恨“名牵利惹”，一面甘之如饴。行文至此，那贯穿于词人一生的矛盾开始在这“驱驱行役”上初露端倪。内心挣扎如柳永，对与自己心境相仿的“陇水潺湲”自然也就“倦听”了。下文又略嫌不合拍地以一“正”字引出了那让词人心情更加烦躁的“蝉吟败叶，蛩响衰草”一句，不合拍的同时，又与首句中的“晚秋天”大为契合，实乃绝妙。这等怪词妙语，必非柳永不能为也。心绪烦乱无以抒怀的柳永，在“相应喧喧”的蝉嘶蛩鸣中，结束了上阙的叙景描情。

　　无论时间还是空间上的转合映衬，这浓浓的衰秋哀情，在内容上甚至词调上，都为后文的抒情做足了铺垫。而观这首阕，若为一般词人，在叙景已足，多一笔即为画蛇添足的叙述之后，又该续写些什么呢？此处足见柳永的流水行文。

　　中片时间上紧承上片，由傍晚而入深夜。先景后情。“孤馆度日如年”。次叠一开词人就是这般自述身世的一句。“馆”是“孤馆”，就连上文所言之“庭轩”也不过是他柳永羁旅之途上的一方借宿之地。独在异地，独望江关，不由让读者对上片中的“凄然”二字有了更真切的实感。而此时，“凄然”的他正在“孤馆”中“度日如年”。词人终是不堪寂寞的，失了“针线闲拈伴伊坐”的知己，他也只能寄望于与知己红颜共沐同一片夜空了。这孤索之夜，竟已渐深，“风露渐变，悄悄至更阑”了。只一失神间，词人再次凝望起那片空有亮白色温馨却又无情至极的“绛河”了。“绛河”，这样一个冰冷的词，难耐凄凉如柳永者，该是怎样的孤凄心情读者也就可想了。这时的他，却偏故作坚强与无所谓的坚持自己的固执：寂寞只是表象，那“婵娟”的“皓月”却不正是代表团圆么？至此，那柳永式的矛盾已暴露的更深。对月而不怀人，又怎是白衣卿相之本色？“思绵绵”三字，一字一韵，引出了词人如泄洪般的情感，字字句句都是他对命运的质问。此时的他，已到了风中之烛的残年，没了少时的轻狂不羁，所以这怨世的情感，他也只从自身写起。“那堪屈指，暗想从前”。这样一句，几乎让读者也茫然了。在柳永眼中，在此时的柳永心里，不堪他回首的，究竟是“小楼深巷狂游遍”的“恣狂踪迹”，还是为那“蝇头利禄，蜗角功名”的“恁驱驱”呢？他没说。下文却有如似检讨的一句：“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这一句，是含了极大的怨气的。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正是因了他一生缠绵于“绮陌红楼”，才导致了他终老而“未名未禄”的。这也可以说，他对自己一生的“恣狂心性”后悔了。可让读者综观词人的一生，也不免失笑：他柳永若真有这般“觉悟”，又怎会落得这“未名未禄”的凄凉呢？对于此时怨气极重的柳永，读者何不把这样的检讨当做气极怒极的他的“正话反说”呢？当然，这也可以是词人对自己一生徘徊于仕途与红颜之间的优柔寡断的一种怨恨。一家之言，有让名家嗤之以鼻处，权当玩笑耳。

　　这一阙，是词人对内外远近的大转合之后回到自身的慨叹。自然而然地由反衬自身凄凉的美好夜景转向对自己“一生赢得是凄凉”的感慨。极尽柳词“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的词风，这又是柳祠的又一奇异处。白描，铺叙，字字入情入理而毫无穿凿之意。上片的寥廓之中而见苍凉，中片的凄婉之中而不失条理。词的末阙，又能给读者的感官以怎样的冲击与震撼呢？

　　下片继续写狂放不羁的少年生活，与前片衔接细密，有陇断云连之妙。“帝里风光好”。好一个“风流才子”柳三变！在词已尽，意已歇之际，这一句又给了全词多大的空间！接下来，就该是忆旧了吧。可众所周知，市井词人柳七的一生都与“绮陌红楼”、红颜脂粉脱不了关系，他又该忆哪个呢？“堪人属意”的虫娘？“家住桃花径”的秀香？还是与其“四个打成一个”的师师、香香、冬冬呢？让读者试想，如果此处他只忆起其中的“某一个”的话，全词会收到怎样的效果？哪怕他的前二叠写得再如何精彩，这《戚氏》一首的词调都只能算作低下了吧。词人此时大概已近花甲之年，他忆起的该是他的一生，而不仅仅是与其“浅斟低唱”的某一个。所以此处的他忆起的是“当年少日”的“狂朋怪侣”，是他少时的奢靡生活。都说年少轻狂，更何况这年少之人还是他柳永，又加那许多志趣相投的“狂朋怪侣”，怎不让人心醉？柳永不是圣人，那样的生活，他曾经陶醉过。并且此时忆起，也并非悔恨自己当年的颓堕，而只是慨叹时光易逝、年华似水之意而已。“遇当歌、对酒竞留连”。这样的词句，词人写下时的心境何为，连读者也是不忍想象的。也无需读者想象，下句“别来”二字就已足足道出了作者空忆当年的痛楚了。那样的生活，早已随时光远去了呀！“迅景如梭，旧游似梦”。以往日之欢娱，衬今日之落寞。很通俗的比喻，却让读者眼前出现了词人那再清晰不过的痛苦面容。逝去的日子如云烟，被岁月这柔沐温和却又狰狞至极的风吹得一丝不剩了。往昔再不会回返，又怎能不让作者长叹呢？接下来的一句引出“念利名、憔悴长萦绊”这一痛苦的根源，作者并未有明确的态度。重又回到现实，是作者的自问，也是作者的茫然。这是全词中作者矛盾心理的第三次深化。让读者看这全词中作者唯一一次以第一人称的发问：“烟水程何限？”这样的碌碌奔忙，到底何时才是尽头啊？这样的笔力，是没有切身经历之人万万难及的。这一瞬间的情感爆发之后，又转入了议论：“念名利、憔悴长萦绊”。这可以说是议论，也可以说是收束，是对上文的种种心境的一种慰藉：他一生不曾放弃对名利的追逐，那么如何地憔悴也自是命里该着的，又何必在此枉叹呢？因此作者为强调自己的“无事觅闲愁”，又以感情更加强烈的方式加了一句：“追往事、空惨愁颜”。至此，议论结束。不知不觉间，已是一夜的辗转。而“稍觉轻寒”之后，才蓦然惊觉“漏箭移”了。时间已是接近拂晓，又听闻远处“渐呜咽、画角数声残”的乐声，那“轻寒”，想来也是入情、入心地难以承受了。而此时的词人，此时抱臂“对闲窗畔”的词人，已是渐趋于平静了。无论有再多的不甘，无论有再多的憾恨，他也只能继续上路了。“驱驱行役，苒苒光阴”早已注定了他一生的奔碌不平。而这“停灯向晓，抱影无眠”的一夜，也只是他万千千万个难眠之夜的一个剪影吧。

　　最末一叠并不能算作全词的高潮部分，可这由此及彼、由今忆昔又由昔论今的一波三折，也无疑是给此文的情调注入了更新鲜的血液，一代才子词人于这诗余曲源的词上的功力也可见一斑。“孤馆”中独自伤今的词人本已有孤凄苍凉之态，再加上“年少日”“暮宴朝欢”的神来一笔，真真是让这一阙《戚氏》同时有了不逊于诗的含蓄不亚于曲的直率。于蕴秀之中见真切，于深惋之中显淋漓，正是柳永本色！

　　这首《戚氏》说是词人一生的总括也是不为过的。全词由近及远、由远至近挥洒自如；抚今忆昔、由昔感今一气呵成；由傍晚到深夜、由深夜至黎明一丝不乱；由眼前望江关、由孤馆怀帝京自然运转。描情叙景、铺叙怀旧、旷古达今，真正是独属于柳永的悱恻动情与荡气回肠。在词的内容上更是大开大阖、毫无避忌、一气贯穿。长达212字的长词一韵到底，与平常之中显其非同寻常，却无一丝险韵，自然而然。莫说是这词上，便是今人作文，又能有几个如《戚氏》般细针密线，平稳中而字字嵌插不失作者个性的奇异之处、棱角之笔？今人自知。

　　尤其是词的最后，这白衣卿相留给读者的最后一个镜头：天上一颗白亮的启明星遥挂，星下一袭长衣及地“对闲窗畔”的词人被定格的身形，孤索，凄凉。宋人将之与《离骚》媲美，认为是前后辉映之作，可见其时誉之盛。宋王灼《碧鸡漫志》：“离骚寂寞千载后，戚氏凄凉一曲终。”宋人的评价，让这首冠古绝今之词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