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诗人李白写过许多反映妇女生活的作品，《长干行》就是其中杰出的诗篇。

　　长干是地名，在今江苏南京。乐府旧题有《长干曲》，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二载有古辞一首，五言四句，写一位少女驾舟采菱、途中遇潮的情景。与李白同时的崔颢有《长干曲》，崔国辅有《小长干曲》，也都是五言四句的小乐府体，所描绘的都是长江中下游一带男女青年的生活场景。这些诗歌内容都较简单。李白《长干行》的篇幅加长了，内容也比较丰富。它以一位居住在长干里的妇女自述的口气，叙述了她的爱情生活，倾吐了对于远方丈夫的殷切思念。它塑造了一个具有丰富深挚的情感的少妇形象，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

　　这首诗对妇女的各个生活阶段，通过生动具体的生活侧面的描绘，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幅鲜明生动的画面。诗人通过运用形象，进行典型的概括，开头的六句，婉若一组民间孩童嬉戏的风情画卷。“十四为君妇”以下八句，又通过心理描写生动细腻地描绘了小新娘出嫁后的新婚生活。在接下来的诗句中，更以浓重的笔墨描写闺中少妇的离别愁绪，诗情到此形成了鲜明转折。“门前迟行迹”以下八句，通过节气变化和不同景物的描写，将一个思念远行丈夫的少妇形象，鲜明地跃然于纸上。最后两句则透露了李白特有的浪漫主义色彩。这阕诗的不少细节描写是很突出而富于艺术效果的。如“妾发初覆额”以下几句，写男女儿童天真无邪的游戏动作，活泼可爱。“青梅竹马”成为至今仍在使用的成语。又如“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写女子初结婚时的羞怯，非常细腻真切。诗人注意到表现女子不同阶段心理状态的变化，而没有作简单化的处理。再如“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八月胡蝶黄，双飞西园草”，通过具体的景物描写，展示了思妇内心世界深邃的感情活动，深刻动人。

　　该词是和施岳“清明湖上”之韵而作。词描写寒食节前后西湖游春的盛况，极写当年西湖游览的赏心乐事。起笔由宫苑春光引出“春思”，接下来写湖波花丛撩拔人的赏春之情。又以纪实之笔，描写出西湖春游的热闹景象。下阕写堤上游人，鞍上公子，宝车佳人，更将西湖夜景和盘托出。但春色是观赏不尽的，月影入湖，浆动水溅，游兴不衰，引出末句“怎生去得”，呼应开头“春思”，心中无限惆怅，对西湖春色的钟情表露无遗。全词意象清丽，用语凝炼，为游记词中精品。

　　词首三句，“禁苑东风外”是说春风由宫苑吹到西湖：“飏暖丝晴絮”，柳絮如游丝般飘扬，起让人感到一丝暖意——丝和思，絮和绪，是谐音双关语，即惹起人们春日的思绪，同时丝和絮又是可以纺织之物，因而说“春思如织”用法巧妙令人击节。欧阳修《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西湖（此是许州西湖）春色归，春水绿于染。……参军春思乱如云，白发题诗愁送春”，意思与之相同。“织”千丝万绪交织一起，难以名状。“燕约莺期，恼芳情、偏在翠深红隙”，“恼”，撩拨之义，承接春思一句。看树底花间，莺燕婉转，撩起自己对春之爱怜，这正是词人的游春之愿。以上几句融情于景，几写尽清明时节西湖春色。下面转入写游人特别是游船。

　　“漠漠香尘隔”，是写红尘带着香气笼罩着西湖。韦庄《河传》：“香尘隐映，遥望翠槛红楼。”张先《谢池春慢》：“尘香拂马，逢谢女城南道。”二诗词可作参证。诗词中惯以香尘指代士女出游景象。“隔”，言香尘之盛，几以隔障。

　　“沸十里乱弦丝笛”，“歌欢箫鼓之声，振动远近”，却是入耳如沸。两句反映出南宋都城节日的欢庆热闹的场面。在极热极闹之时，词人却笔锋突转，写出“看画船尽入西泠，闲却半湖春色”的极冷极清之句。依《武林旧事》所述，此时日已至午。以上之热闹，是午前情事。至午后画船尽入里西湖，外西湖“几无一舸”。

　　“闲却半湖春色”，是词人极得意之句。此句是“纪实”，词人自己的审美情趣也尽在其中表露。此“半湖春色”之“闲却”，不是为游春的如云士女而惜，却是为自己的得以从容赏析湖边春色而庆幸，包含词人真正的爱惜春天之情。

　　随后转笔写湖堤上情景。上结既已说了画船尽入里湖，湖面闲却，湖堤上游上便突现出来，写他们，既是时游湖场面的补写，又是对湖上画船的衬笔。堤上杨柳成阴，烟霭笼罩，一片新碧。游赏的士女们香车宝马，极尽情致，柳如烟车帘里的女子宫眉和马背上的少年身影，时隐时现，景色朦胧而清晰，画图别致。

　　接下突然转写日暮：“轻暝笼寒，怕梨云冷，杏香愁幂。”游人渐散，暮烟生于湖上，西湖寂寞，春亦寂寞，只恐梨花之美如梦一般消逝，杏花之香被将射之愁所笼罩。《高斋诗话》认为梨花云一语出于王昌龄“梦中唤作梨花云”诗句，词人多用梨云代表梨花，梨云梦，指梨花或人的香美的梦。苏轼《西江月》：“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刘学箕《贺亲郎》：“回首春空梨花梦”，也是指梨花由盛由衰，“梨云梦冷”可兹参证。周密另有《浣溪沙》词云“梨云如雪冷清明”，也反映这种季节景色。这几句写春残的用语冷峭动人。

　　“歌管酬寒食”一句总结全天的赏游活动。寒食、清明时节连近，游事亦相接，界限不必截然分开。节日在歌管声中渐渐消逝，无限追之情“奈蝶怨良宵岑寂”来表现。此处是借蝶怨写人所感到的热闹后的凄清，飞绕花丛，翩翩而舞的蝴蝶也怨这样好的夜晚却太寂寞了。这里拓开一笔，似乎减轻了游人散后句人心情的寂聊无奈。

　　最后用清雅飘逸的笔写他对人静后西湖夜色的留恋，说：“正满湖碎月摇花，怎生去得！”满湖风动涟漪，碎月层叠，似花簇摇风，——怎能在这西湖最美的时刻离去呢？词人的审美情趣是深爱宁静的西湖春色的，并不喜欢游人的喧器热闹，而且珍惜将要过去的春天。这两句正和上片“看画船尽入西泠，闲却半湖春色”遥相照应。

　　周密写西湖之春，实在处、热闹处尽显美丽，而写虚静空灵处更称美绝。闲却的半湖春色和“碎月摇花”的宁静夜景更使人神往。也只有日暮游人散尽，才使词人得以体会到“轻暝笼寒，梨云梦冷，杏香愁幂”境界。极热闹与极清冷，相反相成，两相衬映，是这首词的写作上的一大特点。欧阳修《采桑子》写颍州西湖暮春：“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写春空写得比较明显，这首词却含蓄隽永，显示出南北宋词的不同之处。

　　周密用字甚精，“飏暖丝晴絮”、“乱弦丛笛”、“轻暝笼寒”、“碎月摇花”，写景色细致入微，也反映了词人心理上的不同感受。但由于是和韵的关系，所以“翠深红隙”、“杏香愁幂”，用字虽新奇，却稍显凑合趋就。

　　这首词全是从词人心目中写同的。首先是写眼中整个清明景色与自己的春思情愫，其次就是十里湖面画船笙歌繁华喧闹景象，词人自己的特殊感受和遐思也融汇其中。逐渐写出游人散去，“暝色赴春愁”，又着重写寂静清幽的西湖夜色，前后映照，层次分明，时间、空间在不断移换，这种多彩多变的写法令人耳目一新，击案叫绝。

　　此诗描述了诗人与友人分别之后的思念。开首二句即景生情，花开花落，引起对茫茫世事的感叹。接着直抒情怀，写因多病而想辞官归田，反映内心的矛盾。“邑有流亡愧俸钱”，不仅是仁人自叹未能尽责，也流露进退两难的苦闷。结尾道出寄诗的用意，是极需友情的慰勉，渴望和友人畅叙。全诗起于分别，终于相约，体现了朋友间的深挚友谊，感情细腻动人，同时章法严密，对仗工整，用语婉转，堪为七律名篇。

　　诗是寄赠好友的，所以从叙别开头。首联即谓去年春天在长安分别以来，已经一年。以花里逢别起，即景勾起往事，有欣然回忆的意味；而以花开一年比衬，则不仅显出时光迅速，更流露出别后境况萧索的感慨。

　　颔联写自己的烦恼苦闷。“世事茫茫”是指国家的前途，也包含个人的前途。当时长安尚为朱泚盘踞，皇帝逃难在奉先，消息不通，情况不明。这种形势下，他只得感慨自己无法料想国家及个人的前途，觉得茫茫一片。他作为朝廷任命的一个地方行政官员，到任一年了，眼前又是美好的春天，但他只有忧又苦闷，感到百无聊赖，一筹莫展，无所作为，黯然无光。

　　颈联具体写自己的思想矛盾。正因为他有志而无奈，所以多病更促使他想辞官归隐；

　　尾联则是说他看到百姓贫穷逃亡，觉得自己未尽职责，于国于民都有愧，所以他不能一走了事。这样进退两难的矛盾苦闷处境下，诗人十分需要友情的慰勉。尾联便以感激李儋的问候和亟盼他来访作结。

　　这首诗的艺术表现和语言技巧，并无突出的特点。有人说它前四句情景交融，颇为推美。这种评论并不切实。因为首联即景生情，恰是一种相反相成的比衬，景美而情不欢；颔联以情叹景，也是伤心人看春色，茫然黯然，情伤而景无光；都不可谓情景交融。其实这首诗之所以为人传诵，主要是因为诗人诚恳地披露了一个清廉正直的封建官员的思想矛盾和苦闷，真实地概括出这样的官员有志无奈的典型心情。

　　这首诗的思想境界较高，尤其是“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两句，自宋代以来，甚受赞扬。范仲淹叹为“仁者之言”，朱熹盛称“贤矣”。这些评论都是从思想性着眼的，赞美的是韦应物的思想品格。但也反映出这诗的中间两联，在封建时代确有较高的典型性和较强的现实性。事实上也正如此，诗人能够写出这样真实、典型、动人的诗句，正由于他有较高的思想境界和较深的生活体验。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