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怅望八公山,琪树丹崖未可攀”中,首句交待出地点和事件,地点为八公山。 “ 琪树丹崖未可攀”作者登高帐望,想起刘安的白日飞升,但仙境渺茫,想而不可及,心中无限渺茫。
“莫想阴符遇黄石,好将鸿宝驻朱颜”,作者借用黄石公赠张良的《太公兵法》的典故和淮南王珍藏记载神仙方术的《枕中鸿宝苑秘书》的故事,表示自己既不像张良那样建立功勋,也不像传说中的刘安一样日月飞升,长生不老。
“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由拾九还。”直接抒发自己的内心世界,诉出自己心中的苦楚,“浮生所欠止一死”说明了自己在明朝灭亡之后,苟且偷生,而今天蒙受身仕两朝的耻辱,这种苦不堪言的言语,可见他痛不欲生,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不能自拔。
“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作者悲痛、哭骂之中夹杂着深沉的忏悔,不由得引起人们心灵上的震动。
此诗感情真挚沉重,作者自己毫不保留的把自己内心的哀怨、无可奈何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把自己的身世、遭遇和国家紧密的相联在一起,无疑使他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直到生命临终一刻,他对欠“债”一事仍然念念不忘,耿耿于怀。要求死后殓以僧装,墓前立一圆石,只写“诗人吴梅村之墓”。他不屑在墓碑上写明官衔,只愿以诗人自称,在这背后,隐藏着难言之隐。
此首七律作于诗人的晚年,叙写诗人在一个黄昏登宝公塔的所见所感。诗中描写了一派静谥而开阔的景色,表现出诗人饱经忧患与挣扎之后力求超脱的心境。此诗造语奇警,组合新巧,炼字取意精严娴熟。
诗的首联描写了登塔前的一路艰辛。从“倦童疲马”四字透出路遥行艰之状,“长筇倚石根”说明山石巍峨,攀登不易。而倦童疲马留于寺门与诗人拄杖登山的情形恰成鲜明对比,通过童仆和马匹的倦怠疲惫,反衬出诗人登山临水、意兴无穷的精神。诗中出现的诗人形象:一个不避险远的“有志者”。
颔联写登楼所见的景色:江上升起的皓月驱走了黄昏时苍茫的夜色,将黝暗的夜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岭间飘浮的云影加深了暮色的昏暗,像是将暝色分给了黄昏。这两句状写江上山间由黄昏转入月夜时光影的明暗变化,极为工妙。夜空本不可转,暝色也不能分,然而诗中说“转空”、“分暝”,已是一奇;以月转空,以云分暝,则将月和云赋予了活力和生命,又是一奇;明明是入夜,却说转为白昼,黄昏本是虚无,却说分予暝色,更是奇上加奇。这联中“转空”、“分暝”都是诗人独造之词,然而在全句中不显得生硬晦涩,耐人咀嚼回味。
颈联续写登塔的所闻所见:老鼠轻微的一动便打破了山间的寂静,声音随之而起;乌鸦在荒寒的空中高飞,投下它们翻飞的身影。这两句通过极细微的描写,表现了山间入夜时分的宁静和荒寒,“鼠摇”的声响十分微弱,但犹可听见,说明空山幽寂,古塔阒静。乌鸦在夜空中飞过本是晦暗不明的,然而其影可鉴,正表现了月色的明朗。这一联造语也很奇警。“鼠摇”、“鸦矫”脱胎于卢纶的“斗鼠摇松影”和杜甫的“雁矫衔芦内”,但组合新巧,对仗自然,体现了诗人炼字取意的精严娴熟。
如此静谧开阔的景色令诗人心旷神怡,深深陶醉,甚至忘记了尘世的烦扰和纷争,如同要与眼前景物融为一体,尾联表现了诗人这种物我两忘的感受。“当此不知谁客主”一句,李壁注引《襄阳记》:“司马德操尝诣庞德公,值其上冢,径入室,呼德翁妻子,使速作黍。须臾,德翁还,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诗中的“客主”就是指诗人自己与寺中僧人。结尾二句虽然只是刻画一种感受,却并不离登塔的主题,虽不写景,而景由此可见。
全诗描绘了荒山、冷月、寒鸦的清冷幽僻之景,虽一字未提墓塔,却全然是墓塔周围特有的氛围,突现了游览地的固有特征。
从整体内容来看,诗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概述时势,从开头到“破敌谁能料”;第二部分抒写情志,从“我垂北溟翼”至末。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在诗的第一部分内,诗人先以四句三个典故,写了安史之乱的征兆。这三个典故都出自《晋书》。前二个见载于《五行志》,其一云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二月,地处洛阳东北的步广里突然地陷,有黑白二色鹅出现,后刘元海、石勒相继作乱;其二云太安时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继尔中原大乱,琅琊、汝南、西阳、南顿、彭城五王同至江东,元帝嗣统。后一个见录于《石勒载记》,谓石勒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这三个历史故事生动地展示了安禄山叛乱前的种种迹象,显现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局势。事情的发展果然像这些迹象所预示的那样,拥军自重的安禄山不久便率领如狼似虎的叛军,践踏了中原大地,焚烧了唐朝历代帝王的祀庙。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杀戮,使夕阳也收敛了它的余晖。号称帝王之城的洛阳已被攻陷,整个世道变得像险峻的山势那样不可预测;往日流传于民间的“人闻长安乐,出门向西笑”(桓谭《新论》)的俗语,这时成了对现实的绝妙讽刺;而最令人悲伤的是人民在战乱中的命运,他们被驱赶着去杀人或被杀,以致尸骨遍野,生命像落叶那样轻微渺小,纷纷败落凋零;面对连绵不断的战火兵燹,诗人展望时局,不禁发出了“破敌谁能料”的怅叹。这段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战火连天、哀鸿遍地的社会现实,读来惊心动魄。而诗人对时局、对民生、对社稷的关心和担忧,也隐寓其间。
在这样一种不断恶化的严重形势面前,素以济天下、救苍生自任的诗人虽有拯百姓于水火的远大抱负,却看不到在当时实现这种抱负的现实途径,因此心情矛盾而复杂。“我垂北溟翼”一句,即透露了诗人怀有平定战乱和拯救苍生的雄心。“北溟翼”典见《庄子·逍遥篇》:“北冥有鱼,……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其翼若垂天之云。”李白作有《大鹏赋》,以大鹏自喻,诗中也多自比大鹏。他在描述安史之乱的严重局面后复用此典,其意不言自明。但鉴于诗作于天宝十五载(756年)春,那时的局势还在继续恶化,平叛的力量尚未集聚并付诸实施,诗人看不到出路,因此只能避乱隐居,以待时变。“且学南山豹”一句即反映了他这种以屈求伸的“心态”。“南山豹”典出《列女传》,其记陶答子妻云:“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诗人于此,正用“藏而远害”之意,但这个“藏”又不是消极无为的退避,而是“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就是积聚力量,陶冶品行,以求在时机到来时能有所为。这二句诗在内容上承上启下,是联结述时与抒怀二部分的枢纽。
接下去,诗人以轻快的笔调,先记叙了在安徽宣城与崔钦的愉快交往。“欢娱每相召”,说明诗人与崔钦在这时过往甚密,相处甚欢。胡床玉笛,仰空长啸;杨花满城,把酒临眺,友人间相得自乐、不拘形迹的情景宛然目前,令人留恋。然后诗人以“忽思”一句转入对行将前往的剡中风光的描述。水石清妙,雪明天地,风开湖山,一派风光旖旎的江南景色,读来又令人神往。“闷为洛生咏”是说心情烦闷时将诵书吟诗,加以排遣。所谓“洛生咏”,据《世说新语·轻诋篇》刘孝标注,是指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此借指吟咏诗作。这句与下句说明诗人虽然将避地剡中,过一种闲适放旷的生活,但内心并不平静,要籍诗酒来抒发烦闷。正因有这二句作衬垫,诗人下面想象避地剡中将垂钓溪岸、移舟月边的隐居生活,才显得既闲适而又迫不得已,这里也隐含了前面所说的“藏”字。诗的末四句,表露了诗人重性情、轻利禄的一贯思想,同时又可看作是对友人崔钦的好言劝慰。诗人既珍重与崔钦无拘束的交往,又对他的“华发长折腰”颇不以为然,指出不要为官禄所苦,来寻求道家清静无为的奥妙,否则将会受到陶渊明的嘲笑的。他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为人熟知的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辞官的典故,把自己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的话含蓄道出,言意均至,颇见深情。
从整篇诗作来看,前后部分的叙述似不协调,且内容风格的反差也极明显。前者沉著悲愤,深沉中饱醮血泪;后者则轻松明快,清新中满含情谊。但过渡自然,结合巧妙,全从题意行文出发,是一篇情深意切的临别赠言。
这首七律作于杜甫客居成都时。诗题为“狂夫”,当以写人为主,诗却先从居住环境写来。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中“万里桥”在成都南门外,是当年诸葛亮送费祎出使东吴的地方。杜甫的草堂就在万里桥的西面。“百花潭”在浣花溪南,杜甫草堂在其北。上句的“沧浪”指汉水支流沧浪江,古代以水清澈闻名。传说孔子到楚国,听到一个小孩在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这里就是暗含“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河水清澈啊,可以洗我的头发。河水浑浊啊,可以洗我的脚)之意。“水清”意指太平盛世,“水浊”意指世道浑浊。根据世道决定进退,表明一种超脱世俗名利的潇洒的人生态度。“即”传达出知足的意味。也就是有此清潭,又何必“沧浪”呢。上句的“万里桥”与下句的“百花潭”,上句的“草堂”与下句的“沧浪”相对应,在似对非对中,描写了一路风光,为下文写“狂”作铺垫。
“风含翠篠娟娟净,雨筿红蕖冉冉香。”中“翠筱”即绿色细竹。南朝梁简文帝《喜疾瘳》中有“隔帘阴翠篠,映水含珠榴”诗句。“娟娟”就是美好的样子。“娟娟净”秀美光洁之态。“浥”即滋润。“红蕖”即粉红色的荷花。“冉冉”本意为渐进地、慢慢地、缓慢地,也可以形容毛、枝条等柔软下垂的样子。这一联的意思是说,翠竹轻摇,带着水光的枝枝叶叶,明净悦目;细雨使荷花格外娇艳,微风吹送,清香可闻。其中,“含”和“裛”两个动词运用很妙。“含”有小心呵护之意,暗示了风的柔和。而“裛”通“浥”,有“润物细无声”的意味,足见雨之细。这里,诗人以精心之笔,描写了微风细雨,营造了一个美好的审美境界。
前四句写草堂及浣花溪的美丽景色,令人陶然。然而与此并不那么和谐的是诗人现实的生活处境。初到成都时,他曾靠故人严武接济,分赠禄米,而一旦这故人音书断绝,他一家子免不了挨饿。“厚禄故人书断绝”即写此事,这就导致“恒饥稚子色凄凉”。“饥而日恒,亏及幼子,至形于颜色,则全家可知”(萧涤非《杜甫诗选》),这是举一反三、举重该轻的手法。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中“厚禄故人”指做大官在朋友。“书断绝”就是断了书信来往。“恒饥”就是长时间挨饿。这里写了诗人的现实生活处境。初到成都时,他曾靠故人严武接济,分赠禄米,而一旦这故人音书绝,他一家子就得重陷长久的饥荒之中,上句“厚禄故人书断绝”即写此事。接着下句 “恒饥稚子色凄凉”是因上句而来,说明了“厚禄故人书断绝”的结果。这里,还要注意诗歌的形式,诗人打破格律来写,在句法上形成了“上二下五”式,把“厚禄”、“恒饥”前置句首显著地位,突出“恒饥”的贫困处境。在艺术上与“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有异曲同工之妙。
“填沟壑”,即倒毙路旁无人收葬,意犹饿死。这是何等严酷的生活现实呢。要在凡夫俗子,早从精神上被摧垮了。然而杜甫却不如此,他是“欲填沟壑唯疏放”,饱经患难,从没有被生活的磨难压倒,始终用一种倔强的态度来对待生活打击,这就是所谓“疏放”。诗人的这种人生态度,不但没有随同岁月流逝而衰退,反而越来越增强了。你看,在几乎快饿死的境况下,他还兴致勃勃地在那里赞美“翠筿”、“红蕖”,美丽的自然风光哩!联系眼前的迷醉与现实的处境,诗人都不禁哑然“自笑”了:你是怎样一个越来越狂放的老头儿啊!(“自笑狂夫老更狂”)
在杜诗中,原不乏歌咏优美自然风光的佳作,也不乏抒写潦倒穷愁中开愁遣闷的名篇。而《狂夫》值得玩味之处,在于它将两种看似无法调合的情景成功地调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意境。一面是“风含翠筿”、“雨裛红蕖”的赏心悦目之景,一面是“凄凉”“恒饥”、“欲填沟壑”的可悲可叹之事,全都由“狂夫”这一形象而统一起来。没有前半部分优美景致的描写,不足以表现“狂夫”的贫困不能移的精神;没有后半部分潦倒生计的描述,“狂夫”就会失其所以为“狂夫”。两种成分,真是缺一不可。因而,这种处理在艺术上是服从内容需要的,是十分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