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史料，由于统治阶级的偏见，像毕昇这样平民出身的创造发明家，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本文作者独具眼力，为我们保存了这一宝贵史料。一些划时代的科学发明，往往是从小人物开始做起的，这种进步和发明，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加速器，我们应该对毕昇这类民间革新家、发明家保持崇高的敬意，尊重他们的创新精神。
本文抓住特点，说明工艺程序，有条不紊，给人以明晰、完整、系统的形象。写活字版印刷，紧扣“活”字，在说明时又主要按照工艺顺序进行说明，并且通过与雕版的比较，体现活版的优越性。写制版是按照制字、设版、排字、炀版、平字的顺序加以说明的。写印刷厂用二板，“一板印刷，一板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写拆板是附带说明，但是胶泥字模的优越性，也在与木头刻字的对比中，其灵活方便得以充分显示。
全文着重说明活板的制作，印刷整个过程，包括最后拆板的过程，一整套工艺，全无修饰性词语，用词准确，通俗易懂。整篇文章只用三百多字，便将印刷书籍的历史，活字版的创造、发明、用法、功效以及胶泥活字的优点解释得清楚明白。文中多次运用了代词“之”，如“为之”、“炀之”，“贴之”“贮之”、“刻之”它们分别指代相应的事物，这就减少了行文的重复，有助于行文的简洁。用词准确也是本文的优点，“烧”、“炀”、“镕”、“燔”，按照加热的方法、程度不同分别使用，用得都准确贴切。
前八句写张稷来访。“田家樵采去，薄暮方来归。”这两句所写未必都是实情，作者这样写是表示落职之后地位的卑下、生活的艰辛，以反衬张徐州来访情谊的珍贵。下面转述孩子的告语。“有客款柴扉”，这客就是张稷。孩子的话是说客人的排场，但不直指客人，而是先讲客人的随从穿戴、乘骑是如何豪华，后讲客人的车盖、符信如何辉煌、炫目，那么客人如何就不言而喻了。“轩盖照墟落”，还有惊动村民的意思，“传瑞生光辉”，也见出村民的羡叹。孩子这样说，符合作者的观感，逼肖其口吻；作者这样写，也避免了面谀，用笔显得委婉。这样铺写朋友车骑盛况，更见得此访非同寻常。
中间八句写闻朋友来访的心情。“疑是徐方牧，既是复疑非。”作者一听说就怀疑是张徐州，转而又觉得好像不是。怀疑是，见出对张稷的信赖，朝中往日友朋当非仅此一人，而在作者看来他是最可相信的。怀疑非，乃炎凉世态造成，下面写到：“思旧昔言有，此道今已微。”作者说：这种情谊以前听说有，现在差不多看不到了。古语说：“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朋友间因地位变化而冷淡的太多了，因此作者怀疑身为徐州刺史的朋友会来看望他。“物情弃疵贱，何独顾衡闱？”作者说：世态皆是这样，而张稷为何还要来看望我这丢官的人呢？上面展示的这些矛盾心情，说明作者受世态刺激太深了，作者越怀疑越说明世风的浇薄；同时作者这样写，实际上也是有意对照两种交态，以赞扬朋友的高谊。作者这样“是耶非耶”地用笔，实在高妙。“恨不具鸡黍，得与故人挥。”引用范张鸡黍典故。下一句是省略句，“挥”的对象为酒，用陶渊明《还旧居》“一觞聊可挥”。这两句说：遗憾的是未能杀鸡作黍、与朋友把酒欢会。朋友来访他未遇到，感到十分遗憾。这里用典很巧，姓氏正同。把自己与张稷的交谊比作范式、张劭，这是对朋友的赞美，对二人间情意的自重、自珍。
最后四句写对朋友的思念，落实到题目上的“赠”字。“怀情徒草草，泪下空霏霏。”这两句说自己对友人非常想念，但又不能相见，故曰“徒”、“空”。“寄书云间雁，为我西北飞。”徐州在京都的西北方向。这两句说：请天上的大雁为我捎封信给张徐州吧。托雁传书，嘱飞西北，见出情意的殷切，从这两句告语中，分明见有翘首西北的诗人在。这里“寄书”的书，其实就是这首诗。
这是一首赠诗。赠诗一般的写法是正面表达自己的情意，表达对对方的祝愿等意思。而这首诗的写法主要写对方的来访，通过对方不寻常的来访见出深情厚谊，然后以对深情厚谊的感激还报对方，可以说这是以其人之情还报其人。这首诗多叙事，情事写得很具体、生动，告诉友人来访时何以未遇、稚子如何转告、听到这情况时自己的心情，像是絮话一般。这又是书信的写法了，可以说是以诗代书。这两种写法在作者的时代还是少见的，很是新鲜别致。
文章作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时袁枚往广东肇庆探望弟弟袁树，途经峡江寺。
峡江寺在广东清远县城北中宿峡后峡山上，建于南朝梁武帝时，初名正德寺。又传轩辕黄帝二庶子太禺与仲阳化为神人，将安徽舒城上元延祚寺在一个风雨之夜飞携此处，故又名飞来寺。寺后有飞泉亭。亭临水崖，疏槛面江，众木蓊郁，游人稀少。
游记最忌平均用笔，拉杂而书，犹如流水帐、日程表、好的游记善于发掘景色独特之处，从主观上去认识与适应客观世界，使读者相会于心。峡山飞泉，正如袁枚文中所说，没有什么奇特，难与天台、雁荡瀑布比肩。但袁枚通过自己的感受，从“游趣”出发，挖掘平淡中的奇异，舍瀑布而记亭，逐一展示亭的好处：先写亭能遮阴，得从客观瀑；接写亭的环境，以景物衬托亭的幽雅；再写亭子本身，“闭窗瀑闻，开窗瀑至”，可自由自在地在亭内休憩赏玩，从而又引出在亭内下棋、吟诗之悠闲容与。这样，全文通灵活透，完美地把风景的秀丽与游人的心理结合消融在一起。宣扬了以逸待劳，以旁观的态度欣赏风云变幻，而又愿把自己与天地同化的思想，有丰富的哲理。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