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史料,由于统治阶级的偏见,像毕昇这样平民出身的创造发明家,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本文作者独具眼力,为我们保存了这一宝贵史料。一些划时代的科学发明,往往是从小人物开始做起的,这种进步和发明,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加速器,我们应该对毕昇这类民间革新家、发明家保持崇高的敬意,尊重他们的创新精神。
本文抓住特点,说明工艺程序,有条不紊,给人以明晰、完整、系统的形象。写活字版印刷,紧扣“活”字,在说明时又主要按照工艺顺序进行说明,并且通过与雕版的比较,体现活版的优越性。写制版是按照制字、设版、排字、炀版、平字的顺序加以说明的。写印刷厂用二板,“一板印刷,一板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写拆板是附带说明,但是胶泥字模的优越性,也在与木头刻字的对比中,其灵活方便得以充分显示。
全文着重说明活板的制作,印刷整个过程,包括最后拆板的过程,一整套工艺,全无修饰性词语,用词准确,通俗易懂。整篇文章只用三百多字,便将印刷书籍的历史,活字版的创造、发明、用法、功效以及胶泥活字的优点解释得清楚明白。文中多次运用了代词“之”,如“为之”、“炀之”,“贴之”“贮之”、“刻之”它们分别指代相应的事物,这就减少了行文的重复,有助于行文的简洁。用词准确也是本文的优点,“烧”、“炀”、“镕”、“燔”,按照加热的方法、程度不同分别使用,用得都准确贴切。
前八句写张稷来访。“田家樵采去,薄暮方来归。”这两句所写未必都是实情,作者这样写是表示落职之后地位的卑下、生活的艰辛,以反衬张徐州来访情谊的珍贵。下面转述孩子的告语。“有客款柴扉”,这客就是张稷。孩子的话是说客人的排场,但不直指客人,而是先讲客人的随从穿戴、乘骑是如何豪华,后讲客人的车盖、符信如何辉煌、炫目,那么客人如何就不言而喻了。“轩盖照墟落”,还有惊动村民的意思,“传瑞生光辉”,也见出村民的羡叹。孩子这样说,符合作者的观感,逼肖其口吻;作者这样写,也避免了面谀,用笔显得委婉。这样铺写朋友车骑盛况,更见得此访非同寻常。
中间八句写闻朋友来访的心情。“疑是徐方牧,既是复疑非。”作者一听说就怀疑是张徐州,转而又觉得好像不是。怀疑是,见出对张稷的信赖,朝中往日友朋当非仅此一人,而在作者看来他是最可相信的。怀疑非,乃炎凉世态造成,下面写到:“思旧昔言有,此道今已微。”作者说:这种情谊以前听说有,现在差不多看不到了。古语说:“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朋友间因地位变化而冷淡的太多了,因此作者怀疑身为徐州刺史的朋友会来看望他。“物情弃疵贱,何独顾衡闱?”作者说:世态皆是这样,而张稷为何还要来看望我这丢官的人呢?上面展示的这些矛盾心情,说明作者受世态刺激太深了,作者越怀疑越说明世风的浇薄;同时作者这样写,实际上也是有意对照两种交态,以赞扬朋友的高谊。作者这样“是耶非耶”地用笔,实在高妙。“恨不具鸡黍,得与故人挥。”引用范张鸡黍典故。下一句是省略句,“挥”的对象为酒,用陶渊明《还旧居》“一觞聊可挥”。这两句说:遗憾的是未能杀鸡作黍、与朋友把酒欢会。朋友来访他未遇到,感到十分遗憾。这里用典很巧,姓氏正同。把自己与张稷的交谊比作范式、张劭,这是对朋友的赞美,对二人间情意的自重、自珍。
最后四句写对朋友的思念,落实到题目上的“赠”字。“怀情徒草草,泪下空霏霏。”这两句说自己对友人非常想念,但又不能相见,故曰“徒”、“空”。“寄书云间雁,为我西北飞。”徐州在京都的西北方向。这两句说:请天上的大雁为我捎封信给张徐州吧。托雁传书,嘱飞西北,见出情意的殷切,从这两句告语中,分明见有翘首西北的诗人在。这里“寄书”的书,其实就是这首诗。
这是一首赠诗。赠诗一般的写法是正面表达自己的情意,表达对对方的祝愿等意思。而这首诗的写法主要写对方的来访,通过对方不寻常的来访见出深情厚谊,然后以对深情厚谊的感激还报对方,可以说这是以其人之情还报其人。这首诗多叙事,情事写得很具体、生动,告诉友人来访时何以未遇、稚子如何转告、听到这情况时自己的心情,像是絮话一般。这又是书信的写法了,可以说是以诗代书。这两种写法在作者的时代还是少见的,很是新鲜别致。
文章作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时袁枚往广东肇庆探望弟弟袁树,途经峡江寺。
峡江寺在广东清远县城北中宿峡后峡山上,建于南朝梁武帝时,初名正德寺。又传轩辕黄帝二庶子太禺与仲阳化为神人,将安徽舒城上元延祚寺在一个风雨之夜飞携此处,故又名飞来寺。寺后有飞泉亭。亭临水崖,疏槛面江,众木蓊郁,游人稀少。
游记最忌平均用笔,拉杂而书,犹如流水帐、日程表、好的游记善于发掘景色独特之处,从主观上去认识与适应客观世界,使读者相会于心。峡山飞泉,正如袁枚文中所说,没有什么奇特,难与天台、雁荡瀑布比肩。但袁枚通过自己的感受,从“游趣”出发,挖掘平淡中的奇异,舍瀑布而记亭,逐一展示亭的好处:先写亭能遮阴,得从客观瀑;接写亭的环境,以景物衬托亭的幽雅;再写亭子本身,“闭窗瀑闻,开窗瀑至”,可自由自在地在亭内休憩赏玩,从而又引出在亭内下棋、吟诗之悠闲容与。这样,全文通灵活透,完美地把风景的秀丽与游人的心理结合消融在一起。宣扬了以逸待劳,以旁观的态度欣赏风云变幻,而又愿把自己与天地同化的思想,有丰富的哲理。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