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和同期所写的《夜读兵书》等诗一样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开头两句生动地描写春社日农村的热闹景象。三四句突然转折，写农民只不过暂且祈求麦熟能吃饱饭，不能再说谷践伤农。这样写，含意深刻，表达了诗人对农民的深厚同情。接着，由此联想到该窜逐那些残害百姓的贪官污吏，同时希望朝廷尽快起用抗战志士张浚，使天下贤才能云集朝廷，让有才能的贤人来治理国家。结尾两句进一步表明诗人的强烈愿望：只要天下贤人都能云集朝廷，国家中兴有日，即使自己穷死山村亦胜于封侯。充分表现了诗人不计一己之穷通崇高的精神境界。
诗人用“棠梨花开”起兴，塑造了一幅春枕日的美好景像，继而又用“社酒浓”，“鼓冬冬”作更细致的描绘，反映容社日的欢乐、热闹。这种从视觉、嗅觉、听觉三个角度来表现的方法，是古代诗人常用的艺术手法。
诗中描写登临越王台所见风云变幻，并由此联想到历经浩劫的国运时局，呼唤当今之世也能出现雄才大略的英雄人物，手握长剑，力挽狂澜。诗作气势磅礴、风格雄健，体现了康有为独特的艺术个性。
诗“秋风立马越王台，混混蛇龙最可哀。”两句凸现了一个忧时伤世的青年志士的形象，秋风猎猎，立马高冈，目接混茫，心潮澎湃。诗中“混混蛇龙”，亦寓有嗟叹世道陵夷，混浊纷乱，英雄埋没草莽之意。
“十七史从何说起，三千劫几历哀回。”两句则是反思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大气包举，涵融古今。王朝的盛衰兴亡从何说起，大千世界，不知经历了几多浩劫。“十七史”是泛言，实则着眼的是有清一代的盛衰，“从何说起”，言外有不堪闻问之意。自康乾盛世、道成以降迄于光绪季世，国运始如日丽中天，垣赫鼎盛，终至白日西倾，沧海横流。“三千劫”，将佛教语的一个绵亘久远的时空观念浓缩到一个短暂的历史瞬间——特指鸦片战争以来民族蒙耻的历史。灾难如此频繁，浩劫如此惨重，竟然使人感到仿佛经历了三千次劫火的焚烧，堕入酷烈的生死哀回。
“腐儒心事呼天问，大地山河跨海来。”句慷慨悲歌，直抒孤愤。大地山河，疮痍满目，古老的天朝上国即将被现代文明所吞没，不禁仰首苍穹，抚膺浩叹。“腐儒”，诗人自指。康有为诗学杜甫、龚自珍。杜甫即常以“腐儒”自称，以表白自己特立独行、不徇世媚俗的个性，“大地山河”，叹息祖国锦绣江山，本自龙蟠虎踞，雄睨一世；惜哉金瓯已缺，列强觊觎，坚舰利炮连同现代文明跨海而来，顿时惊破天朝残梦。
最后两句表现了诗人力挽狂澜的爱国情怀，而尤为可贵的是诗人的时代敏感，表现出了一位先觉者走向世界的开放意识。临睨八荒，青天浩荡，云海苍茫，无涯无际，横跨重洋，令人与飞云俱远。不可能坐并观天，老死户牖，而不思雄飞寰宇。末句交织着郁勃和激越的情怀，慨叹堂堂中华旧邦，竟无破壁而出，放眼世界，吮吸现代文明之雨露，堪为民族脊梁的雄才。
此诗以悲壮昂扬的基调，透露出砰訇的新潮音，表现了诗人愿为时代弄潮儿的神圣使命感。
诗人与朋友别后重逢，对朋友的遭遇深表同情，同时予以慰勉。全诗叙事中抒情写景，以问答方式渲染气氛。既情意深长，又生动活泼，清新明快，回味无穷。它的感人，首先在于诗人心胸坦荡，思想开朗，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前途有展望，对朋友充满热情。因此他能对一位不期而遇的失意朋友充分理解，深表同情，体贴入微而又积极勉励。
本诗首二句主要是说冯著刚从长安以东的地方来，还是一派名士兼隐士的风度。接着，诗人自为问答，料想冯著来长安的目的和境遇。“采山”句是俏皮话，打趣语，大意是说冯著来长安是为采铜铸钱以谋发财的，但只得到一片荆棘，还得买斧斫除。其寓意即谓谋仕不遇，心中不快。诗人自为问答，诙谐打趣，显然是为了以轻快的情绪冲淡友人的不快，所以下文便转入慰勉，劝导冯著对前途要有信心。但是这层意思是巧妙地通过描写眼前的春景来表现的。
“冥冥花正开，飏飏燕新乳”。这两句大意是说，造化无语而繁花正在开放，燕子飞得那么欢快，因为它们刚哺育了雏燕。不难理解，诗人选择这样的形象，正是为了意味深长地劝导冯著不要为暂时失意而不快不平，勉励他相信大自然造化万物是公正不欺的，前辈关切爱护后代的感情是天然存在的，要相信自己正如春花般焕发才华，会有人来并切爱护的。
所以末二句，诗人以十分理解和同情的态度，满含笑意地体贴冯著说：你看，我们好像昨日才分别，如今已经是春天了，你的鬓发并没有白几缕，还不算老呀！这“今已春”正是承上二句而来的，末句则以反问勉励友人，盛年未逾，大有可为。
这首赠诗，以亲切诙谐的笔调，对失意沉沦的冯著深表理解、同情、体贴和慰勉。
这的确是一首情意深长而生动活泼的好诗。它的感人，首先在于诗人心胸坦荡，思想开朗，对生活有信心，对前途有展望，对朋友充满热情。因此他能对一位不期而遇的失意朋友，充分理解，真诚同情，体贴入微，而积极勉励。也正因如此，诗人采用活泼自由的古体形式，吸收了乐府歌行的结构、手法和语言。它在叙事中抒情写景，以问答方式渲染气氛，借写景以寄托寓意，用诙谐风趣来激励朋友。它的情调和风格，犹如小河流水，清新明快，而又委曲宛转，读来似乎一览无余，品尝则又回味不尽。
思想意义
从全诗来看，这首诗即以松快的旷达之语，对世间的两类追求者予以嘲讽。
首先是吝啬聚财“惜费”者，生年不足百岁，却愚蠢到怀千岁忧，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者的可笑情态。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文中的“游”与后文所提到的“为乐当及苦”的“乐”都与常人理解的有异意，游及乐并不是那种酒池肉林，歌舞升平的放纵肉欲，是文人雅士的寄情山水，把酒言诗，忘却失意不得志之情殇的一种积极健康的享受生活之乐。这种乐也是建立在热爱生活基础之上，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
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苦代，这种及苦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苦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其实是对仰慕成仙者的嘲讽。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
艺术特点
人生价值的怀疑，似乎常因生活的苦闷。在苦闷中看人生，许多传统的观念，都会在怀疑的目光中轰然倒塌。这首诗集以松快的旷达之语，给世间的两类追求者，兜头浇了一桶冷水。
首先是对吝啬聚财的“惜费”者的嘲讽，它几乎占了全诗的主要篇幅。这类人正如《诗经·唐风》“山有枢”一诗所讥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娄（穿裹着）；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敛财货，就不知道及苦享受。他们所忧虑的，无非是子孙后代的生计。这在诗人看来，简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纵然人能活上百年，也只能为子孙怀忧百岁，这是连小孩都明白的常识；何况还未必活得了百年，偏偏想忧及“千岁”，真是愚不可及。开篇落笔，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者的可笑情态，真是妙不可言。接着两句更奇：“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放情游乐也。把生命的白昼，尽数沉浸在放情游乐之中，已够耸人听闻的了，诗人却还“苦”于白昼太“短”，竟异想天开，劝人把夜晚的卧息苦间，也都用来行乐，真亏他想得出来。夜晚黑灯瞎火，就怕败了游兴。诗人却早备良策：那就干脆手持烛火而游！——把放情行乐之思，表述得如此赤裸而大言不惭，这不仅在汉代诗坛上，就是在整个古代诗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惊世骇俗之音了。至于那些孜孜追索于藏金窑银的守财奴，听了更要瞠目咋舌。这些是被后世诗论家叹为“奇情奇想，笔势峥嵘”的开篇四句（方东树《昭昧詹言》）。它们一反一正，把终生忧虑与放情游乐的人生态度，鲜明地对立起来。
诗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这样的放荡之思，必会遭到世俗的非议。也并非不想享受,只是他们常抱着“苦尽甘来”的哲学，把人生有限的享乐，推延到遥远的未来。诗人则断然否定这种哲学：想要行乐就得“及苦”，不能总等待来年。诗中没有说为何不能等待来年，其弦外之音，却让《古诗十九首》的另一首点着了：“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谁也不知道“来兹”不会有个三长两短，突然成了“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的“陈死人”（《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那苦再思享乐，已经晚了。这就是在诗人世间“及苦”行乐的旷达之语后面，所包含着的许多人生的痛苦体验。从这一点看，“惜费”者的终日汲汲无欢，只想着为子孙攒点财物，便显得格外愚蠢了。因为他们生苦的“惜费”，无非养育了一批游手好闲的子孙。当这些不肖子孙挥霍无度之际.不可能会感激祖上的积德。也许他们倒会在背底里，嗤笑祖先的不会享福。“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说：“直以一杯冷水，浇财奴之背”（《文选集成》）。其嘲讽辞气之尖刻，确有对愚者的“唤醒醉梦”之力。
全诗抒写至此，笔锋始终还都针对着“惜费”者。只是到了结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类追求：仰慕成仙者。对于神仙的企羡，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都干过许多蠢事。就是汉代的平民，也津津乐道于王子乔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终于乘鹤成仙的传说。在汉乐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乔，参驾白鹿云中遨。下游来，王子乔”的热切呼唤。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见《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所以，对于那些还在做着这类“成仙”梦的人，诗人便无须多费笔墨，只是借着嘲讽“惜费”者的余势，顺手一击，便就收束：“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这结语在全诗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诗人之本意，其实还在“唤醒”那些“惜费”者，即朱筠《古诗十九首说》指出的：“仙不可学，愈知愚费之不可惜矣”。只轻轻一击，即使慕仙者为之颈凉，又照应了前文“为乐当及苦”之意：收结也依然是旷达而巧妙的。
这样一首以放浪之语抒写“及苦行乐”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确可将许多人们的人生迷梦“唤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将这类诗作，视为汉代“人性觉醒”的标志。但仔细想来，“常怀千岁忧”的“惜费”者固然愚蠢；但要说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及苦满足一已的纵情享乐，恐怕也未必是一种清醒的人生态度。实际上，这种态度，大抵是对于汉末社会动荡不安、人命危浅的苦闷生活的无力抗议。从毫无出路的下层人来说，又不过是从许多迷梦（诸如“功业”、“名利”之类）中醒来后，所做的又一个迷梦而已——他们不可能真能过上“被服纨与素”、“何不秉烛游”的享乐生活。所以，与其说这类诗表现了“人性之觉醒”，不如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苦代，这种及苦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苦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