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一首咏柳之词，是一种咏物的小令。词如一幅春柳图，春柳如画，画柳传神，画中寄情，令人遐想。此词与作者另一首咏柳词《杨柳枝·宜春苑外最长条》相比，柳所在地不同，内容亦有异，但艺术风格则相同：婉约、含蓄、绚丽。

　　此词咏西湖之柳。暗寄对古代名妓生活的欣赏之情。头二句描写苏小小门前的柳树丽姿。“苏小门前柳万条，毵毵金线拂平桥。”苏小小家门前柳树很多，柳枝千条万条垂挂在西湖边，细长金色的柳丝轻抚着平桥。苏小小，南齐钱塘名妓。毵毵，形容柳条细长。金线，指初吐芽的柳丝。将春柳与钱塘名妓联系在一起，使词中的春柳具有西湖之柳特色。春柳与美人相映，春柳自然更美。后二句写日暮时苏小小门内的柳树。“黄莺不语东风起，深闭朱门伴舞腰。”黄莺不语，指日暮之时。陆游《晚行湖上》：“高林日暮无莺语，深巷人归有犬随。”即其例。傍晚时候，春风吹来，苏小小家朱红大门已紧紧地关上，只有春风伴随着柳枝。末句“舞腰”实为双关，既指如腰之柳，同时亦暗指细腰美人，读者自可联想到其人。黄莺休息，朱门紧闭，只有春风无声地吹动柳枝，环境十分安静。作者对古代名妓艳情的欣赏，自在其中。这种情调是属于作者所属阶级的趣味的。

　　这首《杨柳枝》在艺术上很有可取之处。咏物与写人和谐地结合，组成景与人统一的意境。“深闭朱门伴舞腰”，在写柳之可爱以后，结合写了古代的女性，既丰富了咏物的内容，又创造了不同的意境。作者只客观地咏物写人，而读者从中自可领略所咏之物的形象，感受作者所寄托的情感。这两首词的咏物和表达情意，作者用了暗示、联想等手法来实现的。二、四句均在咏柳，描写柳，但并未点出柳字，而分别用了借代、比喻等修辞方法暗写柳。深闭朱门，东风伴柳，使人产生联想。这种手法既是造成这首词婉约含蓄风格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增加了读者想象的余地。作者在这首词中选用词语注意色泽的巧妙搭配，如朱门、金线、黄莺，包含了红黄二色。这些词语色彩绚丽，搭配自然，也是温词的特色之一。

　　内容分析

　　文章第一节写初入山的见闻。首三句“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渐深，草木泉石渐幽”，便点明题目，点出了此山的特色：幽深。同时，两个“渐”字，又巧妙地交代了游山的动作性。随着进山的愈深，各种自然景观联翩沓至，令人目不暇接。然而作者在描绘其所闻所见时，看似信手而写，实是经过筛选而紧扣一个中心：以松树为其主背景而突出其幽静的气氛。齿牙交叉的石路旁，长满了郁郁葱葱的大松，这些大松“曲者如盖，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虬”，形态各异而招人爱赏。接着又在松荫底下发现了悄悄流淌的清泉，它们蜿蜒曲折，时伏时现；当其泻入古井时，竟然发出了“锵然而呜”的音乐一般的美妙声响。接着是盘缠其间的古藤，形如大螈，蜿蜒盘绕。这又是一幅神秘幽静的景象。在这里，气氛似乎有些静得可怕，因此作者便借松间几声“磔然有声”的鸟叫来打破这万籁俱寂的气氛，八哥鸟的啄食之声恰又从反面格外烘衬了这里的寂静，行文奇妙。

　　文章第二节描写继续登山的闻见，愈加渲染出此山的幽深僻静。作者本是骑马游山，但行至西山，遇一小径，只能步行。于是只得系马于石嘴，相互扶携而登山。由此便从侧面写出了山势之峥嵘难攀，暗示出此间的人迹罕至和十分幽静。但是就在旅伴们于仰面不见天日的竹径里穿行四五里后，忽从半空中传来了鸡鸣之声，这就告诉人们，不远处定有人居。作者巧作曲笔，表面似写山中有人，实际却仍在渲染此山的宁静气氛。鸡声带给人的联想通常是养鸡的农妇和熙熙攘攘的农家生活；可这里的鸡却是青灯古庙中陪伴僧人、为之催晓的报时鸡，这就益知此地的地僻人稀了。接下来所写的老僧那种“聘而顾，如麇鹿不可接”的情状，便更加强了上述印象——这位僧人对于远客非但不热情通问，反倒像桃花源中的土著居民那样乍见生人，“乃大惊”；而与之交谈，则又“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地一问三不知。僧人待客的这种冷漠与惊愕神情，已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此山的绝少人来；而另一方面，游人所见的“蜗鼠缭绕”的奇特建筑，以及他们憩堂殿时所聆听的山风吹拂檐铃之声，也同样使人感到此庙之古与此山之静。这两方面的感受叠加，于是便使游人“相顾而惊”，产生了未知此身是否尚在人境的误觉。这一节的文字，先从实见实闻写来，最后归结到心理感受上来，其目的仍是为要突出北山的僻静幽深；而事实上，呈现在人们眼前的种种景象无不启示：新城郊外的这座北山，除开那不知始建于何时的古刹和不知来自于何地的老僧以外，尚未经过人化的是一座未被发现的处女山。而在写毕其“不知身之在何境也”的感受之后，作者忽又作一拗笔：“且暮，皆宿”。一方面交代出登山的已告结束，另一方面又引出下文的夜宿。笔调简洁峻峭，具有柳宗元风味。

　　文章第三节写夜宿山寺的闻见。起笔补叙时间，以下引出“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两句描写，用简洁的词语构筑成了一个优美静谧的诗一般的意境。紧接这种总体式的描写，又把文笔转向对于具体景物的细致观察方面：首先是“仰视星斗，皆光大，如适在人上”。此三句看似平淡无奇，实质包含了丰富的意蕴在内。晁氏对星斗显得特别“光大”与“如适在人上”的感受，一以表明山寺之高似能上接于天，二亦表现山间空气洁净，故看星斗皆亮而又大了。其次是“窗间竹数十竿，相摩戛，声切切不已”，又凭借其听觉为读者制造了一种特殊的心理氛围。再次是“竹间梅棕森然，如鬼魅离立突鬓之状”，这就更从具体的所见所闻，引导到心理感受的阴森恐怖上去，故其结尾便接言道：“二三子又相顾魄动而不得寐。迟明，皆去”，前两节文字较偏重于状写客观的景物，而这一节就转向于偏重写其主观感受与心理体验。第三节中的写景，带有景中寓情、情景交融的特色。这样既写出了山寺的地势之高和景色之幽，同时又写出了人的精神活动。所以从形神兼备的角度来看，这一节文字可谓最富耐人咀嚼的韵致和情趣。

　　文章最后一节写游山之后的回味无穷。这其实是在对北山之美和游山之乐作一种补充和加强的描写。“既还家数日，犹恍惚若有遇”，言其印象深刻、事过而境不迁也。“后不复到，然往往想见其事也”，这又是在仿效陶渊明《桃花源记》的结尾而稍作变化，意仍在强调北山之游的常在脑海中萦绕而不能忘怀。

　　《新城游北山记》是继柳宗元之后又一篇优秀的山水游记。它的成功，首先在于准确地抓住了北山的个性，精细描摹了此山极为幽静优美的特色，使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其次，又在于它能在刻画风景的同时，自然而然地表现了作者的主观感受，使得此山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泉，都富有特定的神韵和情趣 [5]  。

　　艺术特色

　　一、穷形尽态的摹写

　　《新城游北山记》对北山景物的刻划极其逼真。作者对自然景物作细致人微的观察，并加以穷形尽态的摹写。作者把大松的曲、直、立、卧种种形态，毫无遗漏地作了形象的描绘；又用“曲折依崖壁为栏楯，如蜗鼠缭绕乃得出，门牖相值”，对山顶之屋数十间的结构形态，作了简明、贴切而又生动的刻划。摹写声音，草间的泉水堕人石井，是“锵然而鸣”；赤冠长喙的鸟儿俯而啄食，是“磔然有声”；山风是“飒然而至”，堂殿上是“铃铎皆鸣”，窗间竹“相摩戛”，是“声切切不已”。他摹写光亮，在竹林里是“仰不见日”，夜晚宿山顶上则“山空月明，仰视星斗皆光大，如适在人上”。所有这些声、光、形、态的描写都可说是惟妙惟肖，恰如其分。

　　二、形象生动的比喻

　　《新城游北山记》比喻用得很多，都很贴切，使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松树的比喻是“曲者如盖，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虬”，用16字即道出松树的多姿多态，真是言简意赅。山顶僧人，不常与世人接触，“与之语，愕而顾，如麋鹿不可接”，这是传神的比喻。麋鹿见生人，即惊慌不定，以之喻山僧见人时之局促不安，十分形象和恰当。此外，“松间藤数十尺，蜿蜒如大螈。”和“竹间梅棕，森然如鬼魅离立突鬓之状”等比喻，也形象、生动，不仅逼真地形容了物态，而且渲染了山行及夜宿时的森然恐怖的气氛。

　　三、主观感受的融入

　　《新城游北山记》的写景状物所以生动且具魅力，跟作者将浓烈的主观感受融入其中，有很大的关系。这种主观感受，既以“二三子相顾而惊，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二三子又相顾魄动而不得寐”、“还家数日，犹恍惚若有遇”等直抒心灵的方式表现出来，又隐含在以移情人景、移情于物、营造氛围的大段描写中。读者随着作者文笔的指引，仿佛进入北山，见到形状各异的松树，听到鸟声、鸡声、风声和铃声，与惊恐不安的山僧接触，并在山顶度过一个难寐之夜。北山的幽深、僧居的静寂、夜间的阴森，所有这些描写，都因作者的笔端含情，而显得格外真切动人。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