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词是送别之作。“御带”，又为“带御器械”，是武臣的荣誉性加官。

　　“红玉阶前，问何事、翩然引去？”词的开头即问友人李珙何以辞官，可见这不是一般的聚散迎送，牵动肚肠的也不是一般的离情别绪。“问何事”，语气也显得比较重。可是下文却没有回答。而是写李珙辞官后的逍遥生活。“湖海上、一汀欧鹭，半帆烟雨”，写其“翩然”之状：出朝后漫游湖海，与鸥鹭为友，出没于烟波雨浪，显得多么自在、轻快。“海客无心随白鸥”，似乎友人对这种境遇还很满足。作者这里有意引而不发，使人感到飘逸的表象下隐藏着别种意绪。“报国无门空自怨，济时有策从谁吐？”这里是回答了，经过上面一番周旋，显得有很重的感情份量。辞官后遨游江海固然自在浪漫，但辞官实是无奈之举。虽有报国之志，济时之策，怎奈落得“空自怨”

　　“从谁吐”，用问句表达出来，其中含有无奈、落寞、怨恨、孤独等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感。“过垂虹、亭下系扁舟，鲈堪煮。”垂虹亭位于吴江长桥头，这里是南宋连贯东西水路必经之地，李珙离临安往西自然经过这里。这里还有一处著名的古迹：晋代吴江人张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想起家乡的鲈鱼脍，于是慨然叹道：“人生贵在适志，安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哉！”便辞官返乡。后人在这里建有鲈乡亭。“垂虹亭”地名融合典故用在这里很合适：友人经过此地正是鲈肥堪脍时节，可尽地主之谊；友人亦是辞官归去，正与张翰同怀，可谓异代知音，不妨小住。并且有用张翰“人生适志”安慰友人之意。“鲈堪煮”，“堪”字耐人寻味，除了传达出主人殷勤款留之意外，还替友人表达了心里的多少不得已！

　　“拚一醉，留君住。歌一曲，送君路。”可以说，这里才是送别之题，上片全是题前之意。由于题前之意写得很充分，别意就显得分外珍重、深厚了。“留君住”须“拚一醉”，这种态度表现出了多么执着、灼热的感情，“歌一曲”中有着多少依恋、怜惜。“遍江南江北，欲归何处？”友人此去，怅然若失，仿佛在追循友人足迹似的。顺承上句，这种意思是明显的。

　　可能还有别的意思。李珙大概是四川人，四川人来下江做官，路途遥远，一旦罢官就有流离之感。吴潜友人吴泳也是四川人，在写给吴潜的信中就说：“西州（指四川）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如果是这样，那么“遍江南江北，欲归何处？”就有双层含义：一为问询，一为慨叹，即罢官之后很可能“无所于归”，天地之大，难道没有你容身之处？其中的关切、忧虑表露无遗。这与下面的情绪表现又是紧相联贯的。

　　“世事悠悠浑未了，年光冉冉今如许！”还有收拾旧山河这样的大事业等待成就，朝廷本该多多任用贤才，但李珙这样有志又有才的人却被迫辞官漂泊江湖，这真让人又痛惜又悲愤。“试举头、一笑问青天，天无语，”不理解，因而发为天问。“一笑”，是被悖谬所激怒的笑。读到这里，读者可以想见作者在向青天发问：人世间的举措何以如此荒唐，是非何以如此颠倒？“天无语”，他得不到回答，陷入了深深的悲愤之中。

　　这首送别词写得悲郁慷慨，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深切理解、对其遭遇的深厚同情，同时也对朝廷的昏愦表示了强烈愤慨。这些情绪的表达是有层次的推进，词中的几个问句显示了情绪推进的节奏，结句达到了高潮。从全词不难看出，作者通过抒写李珙的遭遇，寄予了个人的身世感慨，所以这首词亦是自况。在当时的环境下，报国无门，壮志难酬是爱国人士的普遍命运。

　　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我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申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我，再用楚人告我，引告我。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我公室”，“摇荡我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我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我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我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

　　文章中提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是振聋发聩之语。这虽与中国农本主义的传统有关，但更是基于作者对当时读书做官、物欲横流的不良风气的深切痛恨及批判。作者指出应尊重“苦其身，勤其力”“以养天下之人”的农夫，批评了一心想做官发财的读书人，表现了极为可贵的进步思想。全文语言浅近贴切，叙事议论不加雕饰，明白如话，但“颇有言近指远之处”。

　　这封家书原不分段，但从文意可以把握到它是讲了四层意思。

　　首先是郑燮从家中来信得知的信息很高兴，高兴的是有“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这对远在山东作七品知县的他是很大的欣慰，因为宦海不仅凶险，而且肮脏，郑燮是厌倦了官场生涯的，后方家园有此气象，无异有着极好的退路。所以，他一再喟叹“堪为农夫以没世矣”。此中人生感受极深，不言而自见。至于叮嘱备制足够农活用具，家人都要习作农活，以及待穷亲友要有“暖老温贫”情意，日常饮食应粗茶淡饭自供等等，全为强化“靠田园长子孙”的厚道而自俭“气象”。

　　由此而紧接着申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观念，这是从理论上说清为什么要强化上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作者自己原已是个地道的“士”，却申称在农、工、商、士的四民之列居士于末，强调“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这显得很奇突。读者不应认为郑燮恪守的是小国寡民式的小农思想，进而以为在城市经济已趋发达的清中叶，这种思想是保守落后的。郑燮的这些想法，一是儒家农本思想所教化的表现，此中还有民本观念；二是他这个从小生活于农村的下层知识分子出身者对乡土特有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在与世俗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士”的行为的比较中形成农夫才算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的观点。他其实并非要一笔抹倒“士”的价值，他讲了“士”本应“又高于农夫一等”的，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是，世道风气却变为“士独于民大不便”，专门孳生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令正派士子为之气短，反而“捱人笑骂”。所以，郑燮显然是有所激愤而发，这一层必须得看到。

　　到这里，农为四民之首而士为末的道理已讲透，可是他还旁敲侧击地加上一笔：“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所谓“唐人《七夕》诗”，未知所指何篇。杜牧《七夕》云：“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李商隐《七夕》云：“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则确是“皆作会别可怜之语”的。而牛郎、织女命名的本旨，是“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而唐人诗又确是“失其本旨”了，所以他特地在家书中要家中人明此理后身体力行，在“重农夫”上，“勤谨”而不准“荡轶”上告诫兄弟子侄辈，从具体行为上强化前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

　　最后再从田产设置上嘱咐既要使全家有所恃，又不能贪求过多，占人产业，并将结束语落实在“我自做我家事”六字上。

　　作为“家书”，本是随意写来，意行则行，意止则止，不必花梢，多饰语。这通家书即平实而生动，真挚恳切之极，而文字却又行云流水，自然吞吐，然而绝不散漫，在“意”的缕析上，犹如茧裹而紧圆，脉理清晰。

　　由于所送的神中有天地神也有人鬼，所以不称“礼神”而称“礼魂”。

　　对此篇的理解，从题目到内容一直分歧较大。王逸《楚辞章句》云：“言祠祀九(十)神，皆先斋戒，成其礼敬，乃传歌作乐，急疾击鼓，以称神意也。”今人陈子展以为“这像是说《礼魂》是为祭祀十神成礼之后，又传歌作乐，以娱乐众神而作，不是为祭祀任何一神而作”(《楚辞解题》)。明汪瑗《楚辞集解》、清张诗《屈子贯》则宣称此篇是“前十篇之乱辞也”。清王夫之《楚辞通释》又认为：“此章乃前十祀之所通用，而言终古无绝，则送神之曲也。”清吴世尚《楚辞疏》、王邦采《九歌笺略》、王闿运《楚辞释》也持同样的观点，学术界一般认同此说。而姜亮夫《屈赋校注》又解“礼”为祀，解“魂”为“气之神也，即神灵之本名，故以之概九(十)神也”，“九祀既闭，合诸巫而乐舞，盖乐中之合奏也，……以总告诸神灵之前”。其说可从。

　　诗篇以简洁的文字生动描绘出一个热烈而隆重的大合乐送神场面。一开始，先点出是“成礼”，使它和《九歌》各篇发生了联系。祀礼完成后，于是响起密集的鼓点，于是一边把花朵互相传递，一边更番交替地跳起舞。美貌女郎唱起歌，歌声舒徐和缓，从容不迫。这正是一个祭众神已毕时简短而又热烈的娱神场面。而春天供以兰，秋天供以菊，人们多么希望美好的生活能月月如此，岁岁如此。于是，大家从春供到秋，以时令之花把美好的愿望总告于众神灵，并许以长此不绝以至终古的供奉之愿，表达人们敬神事神的虔诚之心。

　　在“成礼”的鼓声中，读者仿佛看到《东皇太一》中“扬枹兮拊鼓”、《东君》中“縆瑟兮交鼓”、《国殇》中“援玉枹兮击鸣鼓”诸种或庄肃或雍容或悲壮的场面。而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传花轮舞，读者无疑又会联想起《东皇太一》中“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云中君》中“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东君》中“翾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那流芬溢彩的神巫之舞。“姱女”的歌唱情景，自然也有《东皇太一》中“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少司命》中“临风怳兮浩歌”的叠影；而那“容与”之态，风神卓绝，不也宛然可见《湘君》、《湘夫人》中“聊逍遥兮容与”的湘水配偶神的身姿吗？“长无绝”的“春兰与秋菊”，则是对绿色植物所象征的生命力的讴歌。“蕙肴”、“兰藉”、“桂酒”、“椒浆”、“兰汤”、“桂舟”、“薜荔柏(箔)”、“蕙绸”、“荪桡”、“兰旌”、“桂櫂”、“兰枻”、“荷盖”、“荪壁”、“紫坛”、“桂栋”、“兰橑”、“辛夷楣”、“药房”、“蕙櫋”、“荷衣”、“蕙带”、“辛夷车”、“桂旗”、“杜若”、“芙蓉”、“白薠”、“苹”、“茝”、“石兰”、“杜蘅”、“疏麻”、“瑶华”、“麋芜”、“女萝”、“幽篁”、“松柏”，《九歌》中神灵的生活物品与生活环境充满各种芳美植物的郁郁生气，突出表现了对美好事物的憧憬和对生生不息的生命的礼赞。从这个意义上说，“春兰与秋菊，长无绝兮终古”正可以作为《九歌》祀神祈福的主旋律。

　　此诗在《九歌》在最短，几乎接近诗里的“风”诗，但寥寥数语，却把一个盛大集会的场面描写得如此激越和恢宏。随着激烈的鼓点和舞步，传递香草做着游戏上神灵快乐（这就达到了祁神许愿的目的）。诗末“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两句，完成了组诗的整体布局；用香草美人喻清平世界；用香草美人作为贯穿组诗各篇（除《国殇》）的联结线。这个香草即是总谱的五线谱（形式）又是总谱上的各个音符（内容），这种宏观构思是前无古人的。通过送神，展现了诗人矢志不渝的报国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