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
此词怀古抒情,写自己消磨壮心殆尽,转而以旷达之心关注历史和人生。上阙以描写赤壁矶风起浪涌的自然风景为主,意境开阔博大,感慨隐约深沉。起笔凌云健举,包举有力。将浩荡江流与千古人事并收笔下。
千古风流人物既被大浪淘尽,则一己之微岂不可悲?然而苏轼却另有心得:既然千古风流人物也难免如此,那么一己之荣辱穷达复何足悲叹!人类既如此殊途而同归,则汲汲于一时功名,不免过于迂腐了。接下两句切入怀古主题,专说三国赤壁之事。“人道是“三字下得极有分寸。赤壁之战的故地,争议很大。一说在今湖北蒲圻县境内,已改为赤壁市。但今湖北省内有四处地名同称赤壁者,另三处在黄冈、武昌、汉阳附近。苏轼所游是黄冈赤壁,他似乎也不敢肯定,所以用“人道是“三字引出以下议论。
“乱石”以下五句是写江水腾涌的壮观景象。其中“穿“、“拍“、“卷“等动词用得形象生动。“江山如画“是写景的总括之句。“一时多少豪杰“则又由景物过渡到人事。
苏轼重点要写的是“三国人郎“,故下阕便全从人郎引发。换头五句写赤壁战争。与人瑜的谈笑论战相似,作者描写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也是举重若轻,闲笔纷出。从起句的“千古风流人物“到”一时多少豪杰“再到“遥想公瑾当年“,视线不断收束,最后聚焦定格在人瑜身上。然而写人瑜却不写其大智大勇,只写其儒雅风流的气度。
不留意的人容易把“羽扇纶巾“看作是诸葛亮的代称,因为诸葛亮的装束素以羽扇纶巾著名。但在三国之时,这是儒将通常的装束。宋人也多以“羽扇”代指人瑜,如戴复古《赤壁》诗云:“千载人公瑾,如其在目前。英风挥羽扇,烈火破楼船。”
苏轼在这里极言人瑜之儒雅淡定,但感情是复杂的。“故国“两句便由人郎转到自己。人瑜破曹之时年方三十四岁,而苏轼写作此词时年已四十七岁。孔子曾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苏轼从人瑜的年轻有为,联想到自己坎坷不遇,故有“多情应笑我“之句,语似轻淡,意却沉郁。但苏轼毕竟是苏轼,他不是一介悲悲戚戚的寒儒,而是参破世间宠辱的智者。所以他在察觉到自己的悲哀后,不是像南唐李煜那样的沉溺苦海,自伤心志,而是把人瑜和自己都放在整个江山历史之中进行观照。在苏轼看来,当年潇洒从容、声名盖世的人瑜现今又如何呢?不是也被大浪淘尽了吗。这样一比,苏轼便从悲哀中超脱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所以苏轼在与人瑜作了一番比较后,虽然也看到了自己的政治功业无法与人瑜媲美,但上升到整个人类的发展规律和普遍命运,双方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有了这样深沉的思索,遂引出结句“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感慨。正如他在《西江月》词中所说的那样:“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消极悲观不是人生的真谛,超脱飞扬才是生命的壮歌。既然人间世事恍如一梦,何妨将尊酒洒在江心明月的倒影之中,脱却苦闷,从有限中玩味无限,让精神获得自由。其同期所作的《赤壁赋》于此说得更为清晰明断:“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也。”这种超然远想的文字,宛然是《庄子?齐物论》思想的翻版。但庄子以此回避现实,苏轼则以此超越现实。
黄州数年是苏轼思想发生转折的时期,也是他不断走向成熟和睿智的时期,他以此保全自己的岸然人格,也以此养护自己淳至的精神。这首《念奴娇》词及其作于同一时期的数篇诗文,都为我们透示了其中的端倪。
此词自问世后,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誉之者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其“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贬之者如俞文豹《吹剑续录》所云:“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七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幕士的言论表面上是从演唱风格上区分了柳、苏二家词风的不同,但暗含有对苏词悖离传统词风的揶揄。清代更有人认为此词“平仄句调都不合格“(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朱彝尊《词综》并详加辩证,亦可谓吹毛求疵者。
《念奴娇》是苏轼贬官黄州后的作品。苏轼21岁中进士,30岁以前绝大部分时间过着书房生活,仕途坎坷,随着北宋政治风浪,几上几下。43岁(元丰二年)时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出狱后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个闲职,他在旧城营地辟畦耕种,游历访古,政治上失意,滋长了他逃避现实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情绪,但由于他豁达的胸怀,在祖国雄伟的江山和历史风云人物的激发下,借景抒情,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名篇,此词为其代表。
《念奴娇》词分上下两阙。上阙咏赤壁,下阙怀人瑜,并怀古伤己,以自身感慨作结。作者吊古伤怀,想古代豪杰,借古传颂之英雄业绩,思自己历遭之挫折。不能建功立业,壮志难酬,词作抒发了他内心忧愤的情怀。
上阙咏赤壁,着重写景,为描写人物作烘托。前三句不仅写出了大江的气势,而且把千古英雄人物都概括进来,表达了对英雄的向往之情。假借“人道是”以引出所咏的人物。“乱”“穿”“惊”“拍”“卷”等词语的运用,精妙独到地勾画了古战场的险要形势,写出了它的雄奇壮丽景象,从而为下片所追怀的赤壁大战中的英雄人物渲染了环境气氛。
下阙着重写人,借对人瑜的仰慕,抒发自己功业无成的感慨。写“小乔”在于烘托人瑜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突出人物的风姿,中间描写人瑜的战功意在反衬自己的年老无为。“多情”后几句虽表达了伤感之情,但这种感情其实正是词人不甘沉沦,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表现,仍不失英雄豪迈本色。
用豪壮的情调书写胸中块垒。
诗人是个旷达之人,尽管政治上失意,却从未对生活失去信心。这首词就是他这种复杂心情的集中反映,词中虽然书写失意,然而格调是豪壮的,跟失意文人的同主题作品显然不同。词作中的豪壮情调首先表现在对赤壁景物的描写上。长江的非凡气象,古战场的险要形势都给人以豪壮之感。人瑜的英姿与功业无不让人艳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