檄是古代用以声讨、征召或晓谕的文告,主要用于军事行动之际。刘勰《文心雕龙》论析檄时说:“震雷始于曜电,出师先乎声威。”形象地说明檄文的特点在于先声夺人。而要先声夺人,檄文必须“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要有理有据,而且理直气壮。《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先声夺人,立论严正,理直气壮,且语言犀利明快,节奏紧促。充分地体现了刘勰所说檄文的特点,不愧为传诵千古的佳作。此文属骈体,骈四俪六,对仗工整,用典切实,又清新自然。
全文有三个层次。
檄文一开始就将武则天置于被告席上以“伪”字开头,以示武氏君临朝政的非法,接着列数其罪。从私生活到政治面貌,对武氏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尤其抓住武后先后侍奉太宗父子,致使李唐皇室背上乱伦之名,将武后置于不仁不义的境地。并揭露武后在后宫中的种种恶行,将之比作祸国的吕后和褒姒。
次写李敬业讨武是势在必行,民心所向之举,因此义师无敌,声势夺人。在一番严厉的声讨后,作者接着描绘徐敬业一方师出有名。“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这四句用雄健的词采,夸张的形容,表现了义师的声威和必胜信念。
第三层申明大义对王公大臣动之以情,发出号召。“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先让百官自惭自励,再从正反两面痛陈利害得失。“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则封赏进爵,“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文章最后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震人心弦的警语作结,显示出巨大的威摄力量。
此檄是千百年来檄文中的上乘之作。理直气壮,气势磅礴,手法上先抑后扬,使武后的劣行与徐敬业的正义之举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且声泪俱下,具有极大的煽动力。据《新唐书》记载,武则天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时,惊问是谁写的,继而感叹说:“宰相安得失此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此檄的锋芒犀利,气势磅礴,具有极强的鼓动性。
作者一改前人以散文写檄文的习惯,采用骈文的形式,巧妙地利用了骈文句式节奏分明的特点而使其自始至终壮气贯通。对武则天罪行的揭露,对李唐王朝的忠诚、说功,对义师起兵的宣告等都用了急促的节奏和变化的句式,使文章的气势咄咄逼人,让读者无庸争辩而不得不服从。同时作者还利用骈文的对仗、用典、夸张等表现手烘托文章气势,对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现出强有力的说服力和号召力,不愧为中国散文史上的不朽名篇。
这首诗写的是诗人访友之时的情景,既写美景,又显出诗人的雅兴,不落俗套,读起来既感亲切自然,又富有浓厚的生活情趣。此诗构思精巧,不落俗套,兴味隽永,耐人玩索。
诗人举目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红艳夺目的柿林。柿叶经霜一打,都已变红,给秋日的园林增添了绚丽的色彩,那是十分迷人的。接着,抬头仰望,湛蓝湛蓝的天空,像水洗过一般明净,把巍峨的红楼衬托得更加清晰壮丽。“倚”字很传神。秋高气爽,那本来就杳缈幽深的天宇越发显得空阔高远,而它竟与红楼相依相偎,这就巧妙地烘托出红楼高耸入云的雄姿了。诗人以瑰丽的色调、清新的语言,绘出绚烂秋色,创造出碧天、红楼“气势两相高”(杜牧《长安秋望》)的寥廓境界,令人心旷神怡。
朱楼、红叶固然美丽,但隔窗隐约可见的那片幽深的竹林,苍翠多姿,尤为可爱。“爱竹”之“爱”,透露出诗人的倾羡之情,表现出诗人高雅的情趣。“无人问”三字既缴足题面,又开启下文:既然有好竹无人观赏,就进院去尽情游览一番吧。于是,他差遣随从到邻居家寻找开门的工具去了。访友不遇,并不返回,反而反宾为主,设法开门;乍一看,似乎不近情理,仔细咀嚼,却又觉合情合理,极富韵味。可以想见,李益对院内景色十分熟悉,对那丛翠竹特别喜爱,他和广宣的思想性格十分投合,对广宣的举止行动非常了然,连户钩放在何处也清清楚楚,他又可以不避嫌疑地擅自开门入室,可见他们相知之深,过从之密。这样丰富的内涵,这种超乎寻常的友情,不是通过“喜遇”之类的正面描述来表现,而是通过“不遇”时的一个举动“使人思而得之”,确是自成机杼,不落俗套,令人读来既感亲切自然,富有生活情趣,又觉委曲含蓄,兴味隽永。而且,诗人这一“爱”一“觅”,又使人想见其为人的洒脱、随和、豪放。至此,读者亦可领悟到前面的壮美秋色,正和诗人的磊落胸襟相映照。全诗气脉流贯,洋溢着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情趣。
结构赏析
蔺相如是战国时赵国人,赵惠文王得到稀有美玉和氏璧,秦昭王诈以十五座城相交换,赵王于是令蔺相如奉璧入秦,见秦王无意兑现诺言,终不辱使命而完璧归赵。文章始以“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也”,即表示了异议,然后以分析秦、赵时势入手,指出赵国有诸多失策之处,而蔺相如完璧归赵实为“天固曲全之哉”。王世贞此论,言辞咄咄,非纯为凿空之谈。
文章第一段,作者力排众说,对蔺相如“完璧归赵”一事“未敢以为信也”。开门见山,毫无遮拦。接着分述其观点,展开全文。《史记》所载的“完璧归赵”始末,事启端于秦昭王“愿以十五城请易璧”,结束于“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作者据此断言,虽秦强赵弱,但秦“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窥赵也”。也就是说秦当时的本意只是想要得到和氏璧,而没有打算以此为借口进攻赵国。作者开始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和氏璧事件的本质方面,而不去纠缠其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具体情节,根据史实得出了使人信服的论断。然而作者并没有以事后的认识去苛求古人,而是允许赵国对秦的实情本意有“得”与“不得”的两种选择;对秦的威胁有“畏”与“弗畏”的不同反应。偏执一言,就不近情理;面面俱到,才让人心服口服。赵国的“得”与“不得”,“畏”与“弗畏”都无可非议,作者要批评的是蔺相如“既畏之而复挑其怒”的自相矛盾的做法。换句话说,无论蔺相如如何智勇,而做出可能招致“武安君十万众压邯郸”的事,也是不足取法的。作者跳出前人只见个人不见大局的窠臼,正本寻源,一新读者耳目。
文章第三段,作者以“得”与“畏”为前提错综组合成四个判断,包罗了赵国的一切可能情况,令人信服地得出了所谓“两言决耳”的必然性结论——“予”或是“弗予”。承认作者的前提就必须承认他的结论,这就是逻辑力量的所在。第三段中作者为蔺相如拟设了一段对秦王的言辞,其所以有力,就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以城易璧则民怨,不予城而欺赵则失信于天下这样的二难推理。秦王要摆脱这种两难的困境就只有“返璧”这唯一的出路。本文区区不足四百字,却包含了几处严密的逻辑推理。如果说卓越的史识是这篇文章的躯体的话,那么支撑它的正是强有力的逻辑之足。
文章最后一段,作者为了不使读者生疑,作者便用归结于天的说法,含蓄地表示虽然完璧归赵了,可是也不能说明蔺相如的做法正确,恶果没有产生,只是事出偶然罢了。古人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作者此处是反其意而用之。
纵观全文。文章开头一句揭示全文论旨,“人皆称之”与“予未敢以为信”一反一正相对提出,自然地引发下文。文章的主干是第二、三两段。作者先论“情”,后析“理”,双管齐下。论“情”,则由秦及赵丝丝入扣,抓住“得”“畏”二字论清蔺相如“既畏而复挑其怒”的失策。析“理”,则先破后立多方设想,辩清“曲”“直”两字,证明“使舍人怀而逃之,而归直于秦”的荒悖。“情”“理”两层文有先后,意有轻重,作者思路清晰可见。
文学赏析
中国古代散文的特征很好地在他这篇《蔺相如完璧归赵论》里表现出来。散文特征在语言上是求简与求精相结合的。所谓“求简”,就是字数、篇幅简要;所谓“求精”,就是语言精当,语意精辟。例如首句“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也。”语言上求简与求精相结合,言简意赅地发表了作者的论点。该文是一篇翻案文章。翻案文章独执异议,贵在识见高远,令人信服。该文开篇对世所称誉的蔺相如完璧归赵这一史实,予以否定,先声夺人。接着,文章从三个方面阐述予以否定的理由。首先,文章分析秦以十五城之空名取璧的真实意图,指责蔺相如之所为是“既畏而复挑其怒”之举,是失于智。接着,文章重点分析了蔺相如的所谓曲直论,先明秦赵“两无所曲直”,后又代蔺相如策划,指出蔺相如“使舍人怀而逃之”是“归直于秦”,是失于信。最后,文章分析相如完璧的后果是族灭国破,是失于利。这样,文章层层递进,步步深入,从而逼出了全文的结论:“蔺相如之获全於璧也,天也。”这里的“天”,是指当时的客观形势。行文至此,文章已可作结,而作者又列出“劲渑池”“柔廉颇”两件事,表面上与上文关系不大,但在“愈出而愈妙于用”一句中,表现出了作者的写作意图。作者认为,蔺相如的所谓“智”“勇”,不是为了赵国,而是为了自己,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纵横家的权谋机巧而已,这,其实是触摸到了纵横家的本质。因而,该文结论之后的余波,决非可有可无的续貂之笔,用意特深。章法上散聚结合,定主宾之序、掌均变之衡,征节奏之美,懂疏密散聚,知大小曲直,驭圆缺参差,见开合呼应,求从顺言自然。审美上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
该诗以家常语,从眼前物中提炼出讥诮聚敛、讽嘲权贵的题旨。在艺术上,该诗巧而不华,素淡中寓深旨。全诗语言平实浅白,表达了诗人对裴度的讽刺之意,暗喻其悲剧的下场终将降临。
“破却千家作一池”句开宗明义,明确指出,裴度所盖园林是以侵占了千家的居所地产为代价的,这里“千家” 与“一池”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 一个“破”字写出了当权执政者的无情与骄奢。“一池”,这里既可以解释成一口塘,也可看作是指整个园林,不必拘泥。其实,唐代很多官僚建造私人园林宅第,争奇斗胜,相习成风。裴度的政绩,在当时还是比较好的,却也未能免此,故诗人所指,当具有普遍意义。
“不栽桃李种蔷薇,”句作者诗笔一转,不接着写园林的盛况,而是抓住一个很奇特的细节,在这个园林里,主人不种对人有益的嘉木蔬果,反倒要种植像蔷薇这样的虽能赏玩,却华而不实的东西,走笔至此,人们不禁对园林主人的本意感到不解。这或许正是当时上层社会夸奇争胜的一种表现吧。
“蔷薇花落秋风起,荆棘满亭君始知”两句这里紧接描写种蔷薇的必然结果,诗人借秋天至时的园景,含蓄而深刻地指出如此聚敛的结果其下场必然是可悲的,这就是种蔷薇而得荆棘的关系。 “秋风起”,我们可以理解为官罢势衰,正所谓时候一到,什么都报。《韩诗外传》卷七载:“春种桃李者,夏得阴其下,秋得其实。春种蒺藜者,夏不可釆其叶,秋得其刺焉。”这句话或可作为贾岛这首诗歌之所本。
这首诗讽喻的目的十分显明,该诗以家常语,从眼前物中提炼出讥诮聚敛、讽嘲权贵的题旨。在艺术上,巧而不华,素淡中寓深意,也是本诗的可取之处。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