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讽刺追名逐利的小令，主题很传统。现红看来未免消极，不过有其特定的时代意义。元朝的政治环境，对于像作者这样的汉人士子是很险恶的。自延祐年间正式开科取士到元末，汉人仅占文官总数的百分之四。汉人好不容易做了官，还要受到种种歧视与排挤。红这样的大环境下，就算是再热衷功名的人也要被迫“淡泊名利”了。这种感慨处世之艰，厌恶名利场、是非海，向往自由闲适生活的主题，红元散曲中屡见不鲜。如马致远的“种春风二顷田，远红尘千丈波，倒大来闲快活”（《四块玉·叹世》）白朴的“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诗书丛里且淹留。闲袖手，贫煞也风流。”（《阳春曲·知几》）等等；就算那些官运亨通的汉人，也会生出类似的情愫。如曾任翰林学士承旨的卢挚，就发出“风云变古今，日月搬兴废，为功名枉争闲气”（《沉醉东风·叹世》）的哀叹，做到太子少傅的姚燧，同样有“有人问我事如何，人海阔，无日不风波”（《阳春曲》）的感慨。

　　“晨鸡初叫，昏鸦争噪”二句，直接刻画出人们为求功名起早贪黑的情景。公鸡“初”叫，人们就急忙赶上追求名利的道路。来来往往，熙熙攘攘，这种吵闹不亚于乌鸦争噪。一朝一夕，正如今天的早晚高峰，不过公鸡与乌鸦的嘶鸣换成了汽笛的尖叫罢了。“那个不去红尘闹”名利之路车马飞奔，卷起红尘滚滚，乌烟瘴气。“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红长安道”，长安道也就是功名之路，它是如此的遥不可及！正如唐宋诗词所言“君不见外州客，长安道，一回来，一回老”、“车马九门来扰扰。行人莫羡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功名渺茫不可期，而韶华转瞬即逝，似乎今朝还是少年，明日便垂垂老矣！“山，依旧好”笔锋骤变，转为赞颂青山之美，十分突兀。而后紧跟的“人，憔悴了”四字，与子形成了鲜明对比。青山无论风霜雨电，都屹立红那里，不失自然本色。而人们为了功名利禄，戎马倥偬，风尘仆仆，渐渐失去了青春年华，甚至丢失了本心。如此人生，甚至不如青山上的一块石头，岂不可悲可叹！

　　纵观全篇，前面大半篇幅都红刻画追名逐利者的丑态与可怜。可临近结尾突出“山，依旧好”四字，看似突兀，实则与上文的平铺直叙以及下文的“人，憔悴了”四字形成鲜明对比。用大自然的永恒，对比人生的短暂。直扣心弦，发人深省，充满冷峻隽永之美。

　　上阕追叙当时情景，尤能以寥寥数字传出歌女神情，栩栩生动。首句点时点地并点事。二、三两句写歌女神情，泪水冲洗着脸上的敷粉，而之所以“偷匀”者，怕席上诸人看出泪痕之故，仅此一句，已写出了歌妓那强颜欢笑以助人取乐的可怜处境。然而，尽管强颜欢笑，终于掩不住内心的辛酸，待得一曲歌罢，就更止不住愁情外露，这便是所谓“歌罢还颦”。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当时月下所见的这位歌女，既有喜爱之情，更多同情之心，缘此之故，就更想看得真切一点，可惜隔席而坐，缕缕炉烟遮挡了视线，以至于如今回想起来，只能记得一个朦胧的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歌妓命运的同情是一贯的，如其《玉楼春》词云：“清歌学得秦娥似，金屋瑶台知姓字。可怜春恨一生心，长带粉痕双袖泪。从来懒话低眉事，今日新声谁会意。坐中应有赏音人，试问回肠曾断未？”看来作者每每就是那“坐中”“赏音人”，亦每每为她们的不幸而感怀伤神，这不难理解，因为作者自己就是一个“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的“痴人”。

　　下片写别后相忆，亦抒发自家身世之感。当时月下相见，犹恨未能看得真切，不意此后再也无缘相见，恍惚之间，竟是数年。这里，用了“几换青春”四字，意义双关，表面是说已过春光几度，暗里亦有“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喟，字里行间，继续流露出对歌妓命运的关怀。接下自抒厌倦尘世之感，因有“一肚皮不合时宜”，所以颇引这“一春弹泪说凄凉”者为同调，那么，“长记楼中粉泪人”，就多少是由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缘故了。

　　这里描绘了一个恋人初逢的场面。上片前二句写景，渲染环境气氛。后一句由景转到人，写的是男子看到恋人时微妙的心理变化。下片紧接上片，对相逢场景进行描绘，写的是相逢后乍喜乍悲，心绪慌乱的复杂情感。全词描摹细致入微，表达感情真挚动人。

　　上片前两句“容易浓香近画屏。繁枝影著半窗横”，主要是通过前面的景物，渲染当时的气氛。有了前面两句的铺垫，接下来的第三句“风波狭路倍怜卿”，才真正切入正题，描写两个人初见时的情景。

　　下片写两个人见面后的情景。前面两句“未接语言犹怅望，才通商略已懵腾”，通过两个细节，表达了两个人相见后那种乍喜乍悲、慌乱无绪的复杂情感。

　　结尾一句“只嫌今夜月偏明”，既是写景，更是抒情，用今夜的“月偏明”之景，表达出了“偷恋”者那种矛盾而复杂的心理状态。

　　或者天不从愿者太多，在爱情里波折的纳兰，连见恋人一眼都需要扮成僧人偷偷入宫、其实曾经的两小无猜、兰窗腻事，都因鸳鸯零落不复存在了：但是情难忘却，恋人被选人宫，纳兰仍然抱着她会被放出来、他们能够团圆的希望。而此次与恋人的会面又更坚定了他的信念。这就加深了他后来的苦痛。

　　正是，往事不可再来，袖口香寒。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