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书信开头尽述“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可见作者在谪居中遭遇的种种不幸。然而在随后的叙述中，苏轼乐观豁达的性情渐渐显露，虽异乡谪居、生活清苦，连遭痛失亲人的打击，但他仍然自得其乐，入道观养炼，与山水为伴，与友人同乐，时时“掀髯一笑”，其安之若素的豪情令人肃然起敬。全文行语亲切自然，内容琐碎平凡，而琐碎之中显示了作者超凡的洒脱和博大的胸襟。
信中以亲切省净的口语去写家常琐事，尤其是中间一段，作者向对方倾谈黄州的山水、与居民的友谊、当地的物产、饮馔等等，写得从容自然，津津有味，娓娓动听，可见其心态的从容和安然。特别是写他如何对付没有收入的穷日子一段，苏轼到黄州后面临三大问题：贬谪余悸、贫病交加、家门破败。他曾在《谢量移汝州表》中追述初到黄州时的心态：“ 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照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又在《答李端叔》中说：“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但前两者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最重要的是二十多口人每天必须要吃饭。
万般无奈之下，苏轼灵机一动，启动了严格的定量配给制：把每月开支限定于四千五百钱，每天一百五十文钱；又怕超支，使用时控制不住，于是把钱挂到房梁上，每天取下一百五十文后就又把叉子藏起来，即使想取也毫无办法了；剩下的节余则另贮入竹简，作为招待宾客之用。一个平日旷达而潇洒的大诗人，竟拮据到如此地步，让人扼腕而叹，但即使这样还是有难以维持的时候，他只好求人：“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与章子厚书》）若不是弟弟子由经常救济，苏轼的家恐怕早就揭不开锅了。而作者把这种穷对付的生活居然写得如此津津有味、娓娓动听，不得不让人佩服作者心胸的豁达和性格的开朗。就像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所形容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那样，一个如光风霁月般的伟大人格形象，矗立在人们眼前。
秦观是苏轼的门生，有名的苏门四学士之一，又是苏轼政治上的同道，一生因苏轼牵连四处颠沛，刚值盛年就死于流放之中。面对这位在政治上亦遭坎坷且又非常关心自己的门人，苏轼把自己的流放生活说得安定又有乐趣，这固然反映了作者坦荡的襟怀和履险如夷的开朗性格，但如《送沈逵赴广南》和《别黄州》等另外反映黄州贬居生活的写实诗篇，就可以看到这封信中将实情是大打折扣了。在给这位门生的信中，苏轼宽慰多于自诉，对对方的关心也多于自身感慨的抒发，从中又可看到苏轼对友谊、对后辈的尊重和关怀。所以这封信无论是对研究苏轼的生平、思想，还是给人们在困窘之中如何去对待生活、对待友谊以启示，都是很有价值的。
这篇文章采用问答的形式对“元年，春，王正月”进行逐层的剖析，阐释了经文中所蕴含的尊周大一统的思想。文章通过“隐公摄政不即位”的这一历史事实，阐明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宗法制度和正名思想。文章跌宕起伏，全无说教之沉闷。
按惯例，《春秋》记述鲁君即位，都有在其即位的首年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九字，但记隐公即位，却只有“元年，春，王正月”六字。本篇旨在解释这种书法体例及其原因。前半部分讲体例时，先释“元年”，次释“春”，最后释“王正月”，重点在揭示“王正月”三字所含的尊周大一统的意义后半部分解释不书“公即位”的原因：
一是为了成全隐公的本意，因隐公摄政，并无当国君之意，只是想借此把鲁国治理好，当桓公长大后便把政权交还予他。
二是隐公之所以接受诸大夫的拥戴，自有其良苦用心：桓幼而贵，自己虽长而卑，这种情况国人是不太清楚的，一旦自己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如果立桓公，则又恐诸大夫不能拥戴幼君，所以他之立，实为桓而立。既是为桓而立，当然不宜书“公即位”了。
三是说明为什么隐长而贤却不宜立，原来按宗法制的规定，立嫡子只以长而不以贤，立庶子则凭借其母亲地位的贵贱而定。桓公当立是因其母贵，而隐不宜立则是因其母贱，所谓“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以上两部分所作的解释实际上反映了儒家尊周大一统的思想以及亲亲贵贵的封建观念。
文章在写法上是先引《春秋》经文，然后逐句作问答式的解释，一问接着一问，流淌着一股穷追不舍的气势，直至把所要发掘的所谓微言大义揭示出来为止。其设问的形式也灵活多变，有“者何”“孰谓”“曷为”“何言乎”“何以”等各式疑问词的组合。但由于过分追求所谓的微言大义，就难免生出牵强附会、词繁意复等瑕疵。如解释为什么不书“公即位”三字，《左传》只用了“不书即位，摄也”，以一“摄”字来说明，文简而意明，也符合《春秋》作者原意；而此篇则衍生出了许多文字，且未必皆是《春秋》作者之意，这也是读者应注意的一点。
这首乡情词，描写的农村是一片升平气象，没有矛盾，没有痛苦，有酒有肉，丰衣足食，太理想化了。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江南广大农村局部的安宁是有的，但也很难设想，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生活得很幸福、愉快。当然，这不是说辛弃疾有意粉饰太平，而是因为他接触下层人民的机会很少，所以大大限制了他的眼界，对生活的认识不免受到局限。
上阕写闲居带湖的满足及安居乐业的农村生活景象，烘托静谧和谐的氛围。“连云松竹，万事从今足。”云雾缭绕，笼罩着生长茂盛、郁郁葱葱的松、竹，环境优美、生活舒适和谐，所以说“从今万事足”。上句写景，说山园的松竹高大，和天上的白云相连，饱含着赞赏之情，使人想到的是林木葱笼，环境清幽，准确地把握住了隐居的特色。如果舍此而去描绘楼台亭阁的宏丽，那就不足以显示是隐居了，而会变为庸俗的富家翁的自夸。下句抒情，表现与世无争的知足思想。这一思想，无疑是来自老子的。《老子》一书中，即从正面教诲人说“知足者富”，“知足不辱”，又从反面告诫人说“祸莫大于不知足”。作者这一思想，虽然是消极的，但是比那些勾心斗角、贪得无厌之徒的肮脏意识却高尚得多。这两句领起全篇，确定了全篇的基调。一“足”字，表达了词人对居住环境、生活的满足。
“拄杖东家分社肉，白酒床头初熟”，是对“万事足”的补充说明，字里行间透露出生活的甜美温馨。从一个侧面来写生活上的“足”。上句说同邻里的关系融洽，共同分享欢乐。“拄杖”，表明年老。估计词人这时，已是年过半百。“分社肉”，是当时仍存的古风，每当春社日和秋社日，四邻相聚，屠宰牲口以祭社神，然后分享祭社神的肉。据下文，这里所说的应是秋社分肉。下句说山园富有。李白《南陵叙别》有句云：“白酒初熟山中归，黄鸡啄麦秋正肥。”如此说富有，意近夸而不俗。因为饮酒是高人雅士的嗜好，所以新分到了社肉，又恰逢白酒刚刚酿成，岂不正好惬意地一醉方休吗？读了这两句，不禁使人想起王驾的《社日》：“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下阕摄取一个情趣盎然的生活镜头直接入词，更使此词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这既有很强的情节性，又具强烈的行动性、连续性。可以设想，如果画家把这场面稍事勾勒、着色，就是一幅生气勃勃的农村风俗画；如果作家用散文把这场面和人物的活动记下来，又可成功为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小品。只是平常的几句话却具绘画的立体美，又具散文的情节美，稼轩运用语言文字功力娴熟，由此也可见一斑。下阕“书所见”，表现闲适的心情。“西风犁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藉“西风”点明时间是在秋天。“犁枣山园”，展现出庄园内的犁树和枣树上果实累累的景象，透露出词人对丰收的喜悦之情。“儿童偷把长竿”，是词人所见的一个场面，甚似特写镜头：一群儿童，正手握长长的竹竿在偷着扑打犁、枣。“偷”字极有趣味，使人仿佛看到了这群馋嘴的儿童，一边扑打着犁、枣，一边东张西望地提防随时准备拔腿逃跑。一个“偷”字，写出了贪嘴孩子的天真童趣和心虚胆怯、唯恐被人发现的神情。
“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反映词人对偷梨、枣的儿童们的保护、欣赏的态度。这两句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杜甫《又呈吴郎》的“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都是对扑打者采取保护的、关心的态度，不让他人干扰。然而两者却又有不同：杜甫是推已及人，出于对这“无食无儿一妇人”的同情。作者是在“万事人今足”的心态下，觉得这群顽皮的儿童有趣，要留着“老夫静处闲看”；杜甫表现出的是一颗善良的“仁”心，语言深沉，作者表现出的是一片万事足后的“闲”情，笔调轻快。一“闲”字，是指在“万事从今足”的心态下，作者觉得“偷梨枣”的儿童顽皮、有趣，展现出作者的悠闲；轻快笔调之中，透露出对当前生活的喜悦之情。一个“看”字，既有观看之意，又有看护之意，表现了诗人对“偷”梨和枣的儿童欣赏、爱护之情。
陆游乡居时曾说“身闲诗简淡”。作者的这首词，也是因“身闲”而“简淡”的。它通篇无奇字，无丽句，不用典故，不雕琢，如同家常语一样，而将主人公形象的神情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实在耐人寻味，这也正是它“简淡”的妙处。
整首诗大气恢弘，特别是在遣词造句上，每一句都有一字定音，让人读来也觉得心中坦荡舒畅。
开头一句“释子谈经处，轩臣刻字留”，便可以看出，婉儿对“三会寺”的历史了如指掌。“三会寺”原是一个高僧谈论经书的地方，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洗涤，再加上所处的地理位置偏僻，如今已是无人问津了。但是这里还是有隋初时高僧惟胜法师刻下的碑文，在婉儿心目中，能见到云雾之中的白龙，定是贤臣。由此可见，婉儿身为一个朝臣，她还是忠奸分明的。
由传说引出“故台遗老识，残简圣皇求”，此句是婉儿在代替皇室家族而言，向众人说明，此次的到来，只是为了考察。
接着一句“驻跸台千古，开襟望九州”便是全诗的经典。缅台前人，敞开胸台，一幅江山社稷图，其风度可谓是气宇轩昂。这也是婉儿跟随武则天经历太多风雨的沉淀。
“四山缘塞合，二水夹城流”是在描写当时寺庙的景色。
“宸翰陪瞻仰，天杯接献酬”最后来一个情感上的自我赞颂。
“太平词藻盛，长愿纪鸿休”，显示皇家的宽容和胸襟，先直白，后抒情，这是宫文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