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闺妇春恨词。
上片写少妇花香鸟语的初春景色中所生发的无限春愁。“仙苑春浓三句，将一幅春花初绽的画面，展现人们的眼前。小桃是桃花的一个品种，上元前后即开花，妆点着浓郁的春意，一枝枝花光彩照人，含露欲滴，正是已堪攀折的小桃，震颤了抒情女主人公的情弦，使她产生了缠绵悱恻的情思。“乍雨乍晴”三句，既是眼前景，又回映当年事。这样的“赏花时节”，她们曾经徘徊在花径柳下，互诉衷曲，互相祝愿，而现在却是桃花依旧，故人千里，自然是难以为怀的。偏偏那无力的东风，摇曳着花台月榭的垂柳；柳浪深处，传来了"幽禽"的软语，使她感到更加难以为情。"断魂远"以下的结语，自然而有神韵，是上文蓄势的结果。“翠径”，是芳草杂花丛生的小径。小桃依旧，幽禽如故，而往日的芳踪，当年的旧梦，已不可复寻，怎不让人愁肠百结！真是一步一态，一态一变，丽情密藻，尽态极妍，构成了美丽的画面，组成了丰富的内容。
下片写少妇独处深闺，幽梦难寻，灯尽梦回，更觉寂寞难堪。过片“此恨无人共说”，紧承“顿成愁结”。“此恨”是指春色恼人，幽禽调舌，引起她的千种幽情、百端离恨。黄昏是离人最难为怀的，它是“倦鸟归巢”的时候，也是“月上柳梢头”的时候。
所以历来的词人往往以黄昏为背景，来描写少妇的哀怨。此处，写少妇立尽了黄昏，而游子犹在天涯，使得她不得不怀着绝望的心情去“强整绣衾，独掩朱扉”，一想到眼前的形单影只，枕冷簟寒，便又心灰意冷起来，发出到底“为谁铺设”的怨语。一句话，把这个少妇刹那间的矛盾心情充分揭示了出来。那漫漫的长夜、那声声的更鼓，从远处传到了她的耳中，惊醒了她片时的春梦。她睁开惺忪的睡眼，只见碧纱窗下，乍明乍灭的残灯在那里眨眼。这个凄凉的夜、孤寂的夜，使人感到“春色迷人恨更赊”。“梦回处，梅梢半笼残月”，结句情景交融，余味无穷，它们都是让抒情主人公的丝丝哀愁，缕缕离恨，在这隐约凄迷的景色中流露出来，比起一般的直抒胸臆，更有一种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全词用铺叙的手法，从寻梦到梦回，层层敷衍，节节转换，情景交融，刻画入微，把写景、叙事、抒情打成一片，而又前后呼应，段落分明，成功地反映了一个少妇独处深闺的寂寞心情，是长调中富有韵味的佳作。
词的上片即景抒情，抒发了对兄弟之间长期不得相见的深深感慨和对弟弟的深切怀念，下片追忆从前，希望能有机会到京城与弟弟见上一面，并想象兄弟相会汴京的欢悦情景。
第一句就说“清颍东流”，很符合他这种“、喜临水”的爱好。当时京师与颍州之间的交通，大都靠走水道。苏辙在京师任职，如果来颍州，无疑也将是泛颍水，所以说“愁目断，孤帆明灭”。“孤帆明灭”极见盼望之切。由盼望兄弟远来相聚，从而联想到自己的宦游无根，相隔千山万水，写得非常平实。
“孤负当年林下语，对床夜雨听萧瑟。”苏轼与苏辙从小一同读书，形影不离。成年之后，不得已而分手仕宦四方，分手前，曾有感于韦应物的“那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诗句，相约以后早退，共享闲居之乐。苏轼任凤翔幕府时，临别赠苏辙诗曰：“夜雨何时听萧瑟。这两句充满了对官场的厌倦和对兄弟的思念之情，意境清幽而浪漫，从中可见词人内心深处的高情雅致。另外，这两句是一贯而下的，“孤负”二字一直贯到底，也照顾了上文。正因为自己宦游天涯，相隔着万重千叠的白水青山，望断孤帆明灭也终于不能相见，才辜负了当年林下归隐之约，不能对床同眠，共听萧瑟夜雨。所以上片结尾便归结为聚少离多之恨，由长恨而不觉满头白发了。
这首词上片正面写系念之情，没有具体的细节描写，全是写实。而下片的“尊酒”晤谈，把臂“相看”，以至同“觅残春”，则全由具体细节编织而成，却又全是写的梦境。一半抒情，一半写实，抒情全是实情，写实却是梦境，构成了这首词的特别章法。古典诗词中写梦境的名篇很多，但大都有入梦出梦的描写，交代得很清楚，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甚至标题中都标明是梦。但这首词写梦境，却始终未加点破。换头以后，突兀而来，仿佛苏辙真的来到了黄河之侧，怀酒清话，无限缠绵。表面上看起来不知所云，但往细处看，原来这是在写梦。
梦中兄弟相见，共饮于黄河之侧，畅谈往事，互看容颜，大有杜甫《羌村三首》“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之意。但杜甫是把实境写得如梦，而东坡这里，却是把梦写得如同实境。“衣上”两句，上句是未见时相思之深，下句是写既见时衷心之喜。“添黄色”出于《玉管照神书》，这是一部谈命相术数的书，而苏轼晚年多读道书，诗词中也往往掺杂道家辞语，这里的“眉间喜气”云云即为一例。这两句一写衣上，一写眉间，充分写出了亲人相见之喜。而衣上的“旧痕”正反衬出眉间“喜气”之重，是写得浓墨重彩，非常感动人的。
这首词的下片写梦境，入梦时既未说破，到结尾也不写出梦，更不点明。只由梦中相见的喜气重重而回顾上片的辜负林下，“便”字轻轻一逗，用得很好。正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辜负了当年的林下之约，现在居然在不自觉其为梦的梦境中相见了，当然要领略林下之约的情趣。于是便相携游赏，在故园的池台之上寻觅尚可追踪的“残春”。“春”而曰“残”，也很切合东坡暮年的心境。“便”，还有即便之意，在一气重更之中仍透露出一丝凄凉的况味。池上的残春已近尾声，片片飞花如雪，即便相见相携相赏，也终究是相顾两衰翁了，词境颇为萧瑟。不过，“花如雪”到底是很美的，无多的晚境更值得珍重，萧瑟而并不衰飒。
这首词感情真挚动人，词人以兄弟的情谊为主线来写景抒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而能感人肺腑，其中也夹杂着对官场的厌倦和人生不得意的感慨，是当时作者复杂心情的真实写照。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