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这首诗抓住大雨刚过，彩虹尚存，海市蜃楼将要消失的一刹那，将这一精彩场面剪辑下来，绘成一幅色彩绚丽的丹青图画。首联从阳光写起，描摹斜阳余晖，由淡烟疏雨的间隙中射到水面。这个意境就倍显清新可人。加上江面经雨水一洗，新鲜明净，海风阵阵袭来，凉爽人。题中所谓“景物鲜奇”足见并非虚言。

　　颔、颈二联展开笔墨，逐一描绘“鲜奇”景物。颔联描绘了难得见到的海市蜃楼和雨后彩虹两种奇观。“蜃散”句写的是海市蜃楼景色，不过诗人未曾描绘其全景，而是抓住了蜃散云收、空中幻影残破的刹那，摄下了“破楼阁”的镜头。诗人是登楼眺望，目中所视，必有亭台楼阁。所以“蜃散云收破楼阁”云云是实景虚写。“虹残”句也是同一法门。雨后天空出现的虹，弯弯地好像拱桥，此是常景。诗人静候至虹影渐渐消残，水中仿佛映着一座断桥时，他眼明手快按下了快门。本来雨后彩虹已是奇观胜景，诗人更从水中映照之倒影着笔，又把景色之妙提高一筹。“破楼阁”、“断桥梁”，既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又显示出诗人于选景上别具只眼的匠心。

　　颔联为静境描写，颈联遂作动势点缀。“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是全诗的点睛之笔。“翻”字以诗情作画，写得生动； “点”字以画笔入诗，下得有神。一“翻”一“点”，使江天景物增添了无限生意，而遗词用意之精微传神，尤为人叹服。诗人从作画的角度作诗，则诗中有画就不奇怪了。如此天然胜景，诗人不愿独自欣赏，赶快画为图幅，寄给好友。张籍有《答白杭州郡楼登望画图见寄》，就是和这首诗的。诗中有“乍惊物色从诗出，更想工人下手难”之句，从侧面也可看出白居易诗情画笔的非凡不俗。

　　景物鲜奇，引动诗人雅兴，故不仅吟玩成篇，且请人画作图幅，题此诗于上，寄赠张水部，末联即写此，字里行间含蕴着难捺欣喜而欲使同道好友共享之心情。张籍《答白杭州郡楼登望画图见寄》诗尾联“见君向此闲吟意，肯恨当时作外官？”即谓白居易身处“天堂”杭州，得优游闲吟，则当无外放任职之遗憾。这也透露了白居易心情已不似数年前在忠州（今四川忠县）时那样悲郁的消息。

　　此诗写景层层铺设，淡墨白描，新颖有致而明白如话；其情则寄寓在景物描写中，又涵咏在尾联之点题中，而使人读之有味，味之有趣，得到了轻松愉悦的美感享受。

　　这首《添字采桑子》是纳兰写的词里的又一个谜团，许多人都在猜想这首词纳兰是为谁而作，参考大量史料，人们想要找出这首词背后的那个女子是否也如同这词一般美丽温婉。这段故事终究因为时间太长，湮没在了历史尘埃之中。

　　 “闲愁似与斜阳约”，像是抒情，闲愁仿佛是与夕阳有约，当夕阳西下之时，愁绪便上来满怀。将愁绪与夕阳联系在一起，还拟人似的写闲愁与斜阳相约既写出了闲愁，又体现出了情趣。而后写道 “红点苍苔，蛱蝶飞回。”青苔为何能成为红色，让人忍不住想过之后，纳兰才给出答案，原来是蝴蝶停落在苔面上，让绿色的青苔看起来，犹如红花点缀，片片落红。闲愁的人儿还有心情看这不引人注目的青苔，可见这份闲愁也并不是真的无药可解。美丽的景色能够使人心旷神怡，这个观点应该是正确的。在上片最后，纳兰写道： “又是梧桐新绿影，上阶来。”单纯的描述，看不出不好的情绪，就连一开始抒发的闲愁，在这景色中，似乎也被化解掉了。绿色的树荫，映上台阶。山野情趣，有韵味，有雅致的味道。上片似在写愁，又不像在写愁，心绪与景色融合一起，一言以蔽之，是清冷中带着妙趣，妙趣中夹杂着孤寂，相得益彰，相互映衬。

　　下片开始一句便是“天涯望处音尘断”，字面上的意思是说，望断天涯却音信全无，杳无音信就是让词人产生闲愁的原因。但至于何人迟迟不给纳兰音信，纳兰又是在为什么人揪心，词中并无解释，人们也无从知晓。而后那句“花谢花开，懊恼离怀”更是写出了纳兰焦急的等待，想来那人对纳兰很重要，使得纳兰等过花开花谢后还依然翘首以盼。带着满腔的愁绪，等待着远方一个可能永远也不会到来的音信，词写到这里，闲愁的滋味再次涌出，比开篇更要浓厚。既然想念的人不在身旁，那只有睹物思人了。打开箱子，翻出那双金缕鞋，但是鞋子的主人而今身在何方呢。故事到这里便戛然而止。“空压钿筐金线缕，合欢鞋。”似乎是一个吸引人眼球的爱情故事，当刚刚讲到故事高潮时，却突然结尾。人们意犹未尽，但故事却已经结束。纳兰一向是把情爱表达得十分优美，十分含蓄。他在词中从来都是将再浓烈的情感，也用淡雅的词汇写出。仿佛那些情爱与他无关，他不过是在讲述一个旁人的故事。

　　这首诗描写了农历三月期间，洛阳花开似锦的美好春光。全诗中没有一个春字，而洛阳春天锦绣一样的美丽景色却跃然纸上。诗在这里选取了莺鸟和柳树两种素材。鸟儿在丝丝的柳绦中飞舞，让人很容易得想起丝线织成的绣品，而嘈杂的鸟鸣声也好像机器的声音，因此和莺梭这个题目很贴切。后一句有点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意思，洛阳那么大，莺鸟竟然将它装点得五彩斑斓，那要飞得非常久，花非常多的功夫。而三月的洛阳也是因为有手工业者辛勤劳动才使人们能衣着亮丽，使三月的洛阳真正艳丽似锦绣的。

　　黄莺在这里是被赞美的，它的勤劳换来了洛阳的美丽，而这里面如果没有春天的力量，鸟儿固然不会飞来编织锦绣，柳树的枝条也没有翠绿的颜色，织起来也就不会那么艳丽了。所以赞美黄莺其实就是在赞美春天的勃勃生机，赞美春天带来了万物的欣欣向荣。诗人心中对春天的崇敬之情，通过“多少功夫织得成”来表达，一句感叹将情绪宣泄了出来，和前面的诗句相辅相成，浑然一体。

　　这首诗善于用明暗的比喻。把柳莺的飞下飞上喻为莺梭，把它的“交交”鸣叫声喻作机声，把洛阳盛开的花儿喻作锦绣，这些比喻形象、生动、传神。在古代写景咏物的小诗中，这也是很有名的一首。

　　《铜雀妓》是乐府诗题名，也叫《铜雀台》。铜雀原名榭台，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公元210年（建安十五年）曹操建造，台上有铜铸大雀。《铜雀妓》诗，多是凭吊怀古或咏史之作。据《邺都故事》记载，曹操命其子将其葬在邺之西岗；妾妓都住在铜雀台上，早晚设酒食祭奠，每月初一、十五在灵帐前奏乐祭礼；诸子也经常登台瞻望西陵墓田。

　　王勃的《铜雀妓二首》是“裁乐府以入律”的。这两首五言律诗都描写歌妓的凄苦生活和悲惨命运的。在其中，诗人对终身被幽禁于深宫的歌妓的不幸生活流露出深深的同情和不平。

　　第二首开头“妾本深宫妓，层城闭九重”，是以歌妓的口吻感叹自己的不幸身世，使沉郁悲凉的气氛一开始就笼罩了全篇。据史书记载，铜雀台很高，上有宫房一百二十间，歌妓们被关闭在重重宫门之中。这里的“闭”字表现出了深宫里歌妓没有自由的痛苦。颔联“君王欢爱尽，歌舞为谁容”，进一步描写歌妓内心的孤寂。

　　她们本来是用自己的姿色、技艺娱乐君王，博取君王的欢心的。而此时就连这样的机会也已经结束了。曹操死了，还为谁歌舞，为谁修饰容貌呢！然而她们仍然得按照曹操的遗命，“每月十五，辄向帐前作妓乐”，为曹操的“魂灵”歌舞。这更可悲。君王就连死后都操纵着她们的命运，她们唯有终老宫中，永不得见天日，其中悲苦可想而知。颈联“锦衾不复襞，罗衣谁再缝”，是写歌妓没有任何希冀，在死寂绝望的心情中，心灰意懒，华贵的铺盖没人再折叠，绫罗的衣裙也不想再缝制，“谁再缝”的“谁”字用得好，以疑问代词代替否定词与上句的“不”字相对，含意双关而有力。“谁”实为“人人”，说明有这样命运的人很多失去自由，没有欢乐没有理想，虽生犹死。尾联“高台西北望，流涕向青松”，承上联之意而作结，言有尽而意无穷。此恨绵绵，歌妓在那高入云霄的铜雀台上放眼远眺，只看到西陵苍松翠柏，不觉凄然泪下。

　　诗人写《铜雀妓》诗，是为了以古喻今，针对当时幽深的宫廷生活有感而发的，通过生动的形象抒发对历史事实的评价，借曹事以讽唐，“用意隐然，最为得体。”此诗不同于一般的凭吊怀古诗，对于史事不着力显微阐幽，而能别寓兴意；不采取直抒胸臆或议论，而以歌妓的口吻自叹自哀，真情实感，分外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