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寒行》在《乐府诗集》中属《相和歌·清调曲》。《乐府解题》说:“晋乐奏魏武帝《北上篇》,备言冰雪溪谷之苦。其后或谓之《北上行》,盖因武帝辞而拟之也。”原辞为曹操所作,是公元206年(建安十一年)春正月北征高干时写,表现了行军时的艰苦情况。陆机的这首诗即是对曹操原辞的模拟。全诗的主题是刻划“行役人”,也即北征战士在寒冷季节忍饥受冻、餐风露宿的凄苦景况,因此诗人的用笔着色都围绕这一点而展开。
开篇两句,是全诗的交待,有地点(幽朔)、时间(凉冬)以及所要描写的重心(多险难),以下十四句就针对“险”和“难”二字进行铺陈排比。北征战士穿行于北方的山谷中,一会儿深入谷底,一会儿仰攀高峰,道路崎岖不平,又凝结了厚厚的坚冰,积雪笼罩着起伏的山峦。山岩缠绕浓重的阴云,阵阵寒风在树林中穿越,发出凄厉的悲鸣。天色阴沉,不见日光,偶有几声寒鸟的哀叫以及野兽的吼声。天色晚了,战士们凭树支帐而宿,渴饮坚冰,饥餐风露。更兼长年征战在外,对故乡亲人的思念,绵绵无尽,却又难通消息,对方是死是活都不得知,于是诗人充满了同情地长叹一声:“剧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结尾与开头紧密地照应在一起。
这首诗比较鲜明地体现了陆机诗歌创作的特色。首先是对偶的使用。清代叶矫然说:“六朝排偶,始于士衡”。排偶不一定始于陆机,但陆机确于此最见特色。这首诗除了开首二句和结尾四句,中间部分几全用对偶,显示了陆机过人的才思。不过,陆机虽有意写对偶,却不十分板整,往往在轮廓上整对,而字与字之间并不讲究。如“不睹白日景”两句。明代何景明说:“陆诗体俳语不俳”,很得其实。所以虽全篇为对,读去并不觉很呆板,古朴之气穿插其间,使诗歌具有一种感人的气势。其次,是赋法的采用。赋法就是铺叙,铺陈排比、罗列事物,这本是汉大赋的主要手法,陆机却吸收来运用在诗歌里,这样就使诗歌获得繁褥厚重和光采辉煌的效果。当时人说读他的诗好像“玄圃积压,莫非夜光”就是夸赞这一点。这首诗在开头交待出“险”和“难”之后,即从俯、仰、闻、睹以及战士们的饥渴、住宿等多方面进行铺陈,欲说尽说透,不仅加深了读者的印象,也增加了诗歌的容量。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他的诗“缛旨星稠,繁文绮合”,萧绎《金楼子·立言篇》说他“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有序,遗言无失。”刘勰《文心雕龙》说他“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可见这一种特色为前人所公认并多有奖饰。第三,此诗还表现了陆机语言上的特色。陆机诗歌基本不用常语、口语、俗语,而大量使用书面辞汇、成辞等。将此诗与曹操的那首相比即可见出二者的区别。曹诗用了许多口语、散句、如“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陆机此诗则用许多对偶代替,并且字词也工于锻炼,如“凝冰”、“积雪”、“恒鲜欢”等等。曹诗有大量的虚字,陆诗则几舍弃不用,而以实词代之,文人化特色很鲜明。另外,陆机还善于锻炼动词,以加强警动的效果。如“结”、“被”、“兴”、“鸣”、“凭”、“临”等。清人厉志说他“字字有力,语语欲飞”,虽略有夸张,也还是反映了陆诗的总体面貌的。
不过陆机有时过于侧重技巧,而忽略了对诗情的疏通,尤其是他的一些拟古诗,本来的目的就是通过模拟以锻炼自己某一方面的技巧,因此对其余就不顾及。如这首诗,“离思”应该是最易出诗情,也最应为诗人全力把握的重点,但陆机却仅以淡淡的两句带过,是很可惜的。
陆机对于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法规,他加强了诗歌的文人化倾向,促进了诗歌向格律体的进展,他是由古诗向近体诗发展过程中的开启者之一,因此,他应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空惆怅”慨叹了世人忙于节日的喜庆,而不理解或淡忘了端午节厚重的历史内涵:表达对爱国诗人屈原的怀念之情。“无人解”抒发了作者不为世俗理解的孤寂落寞情怀,也表达了对屈原忠义气节的崇敬。
这首词最突出的表现手法是对比。上阕中,众人的繁忙喜庆和作者的独自惆怅形成对比;下阕中,世俗对屈原的不理解和作者读《离骚》的深切感伤形成对比。
这首词蕴含了浓重的民族风味,描写的是荆楚之地的端午风俗。全词从“碧艾香蒲”入笔,“处处忙”道出了端午时节的忙碌。儿共女,庆端阳,描摹出一幅合家团圆共度佳节的温馨,刻画出了中华民族在节日之中共享天伦的乐趣。“细缠五色臂丝长”,缠五色臂丝是荆楚之地的一种民族风俗,是在端午节由孩子们将五色丝带缠在臂上,这种五色的臂丝又叫“朱索”或者“长命缕”,据说能够降服鬼怪,企保平安。上阕的最后两句“空惆怅,谁复吊沅湘”,将全词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为下阕的悼念屈原奠定了基调,为抒情作了铺垫。“谁复吊沅湘”,交代了“空惆怅”的缘由,原来人们忙着过端午,只是一般性地喜庆,而忘却了这个特殊节日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谁还记得那为爱国诗人屈原呢?作者有感而发,直指俗弊。在这热闹喜庆的节日里,诗人却“空惆怅”,与“庆端阳”的热闹形成鲜明的对比。下阕直抒自己的感情,仍然运用了对比手法。就是写追悼屈子之情思了。“往事莫论量”,确实,千年已过,人们记住最多的不是屈子的《离骚》,而是汨罗江投河自尽的忠义气节。“千年忠义气,日星光”,日星本是天地的精华,终明儿不灭,将屈原的千古大义与日星之光相提并论,并不为过,大忠大义,理当被永世铭记。“离骚读罢宗堪伤”,此一句不单单写出了对屈子大义的崇敬,还道出了文人的惺惺相惜。“无人解”,抒发了作者不为世俗理解的孤寂落寞情怀,也表达了对屈原忠义气节的崇敬。千年已过,便是何等的悲歌大义,又能被几人记得呢?便是记得,又有几人能解?树转午阴凉,端午之时的燥热天气,能得一份的凉意已是不易,莫非也是屈子的美意吗?结尾由情归景,景中又似有余情,大有余音不绝之意。
本曲以端午节为载体,从眼前所见的荆楚端午风俗写起,描画出一幅热闹繁忙的景象,与下片的“无人解”形成鲜明对比。但沅湘之水却把作者带入了历史,通过纪怀屈原抒发自己对元朝覆灭的感伤和不仕明朝的节烈,“空惆怅,谁复吊沅湘” 、“《离骚》读罢总堪伤。无人解”等诗句传达就是作者的伤感失落,而“往事莫论量。千年忠义气,日星光”则表明了作者对元朝的忠贞决心。“树转午阴凉”,以景结情,情在景中,是古诗词的常用收尾法。可以收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余韵缭绕的效果。作者的悲观绝望之情溢于言表。
历来写端午的诗词都很多,多半会提到屈原的旧事,借屈原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或者抒发自己郁郁不得志的失落情怀,或者赞扬屈原的精神而表明自己的忠义之心,总之,流不尽的沅湘之水,就是中国失意文人的辛酸之泪。“沅湘碧潭水,应自照千峰”(梅尧臣),“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文秀),“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戴叔伦)。
读中国古诗词总让人觉得气闷,而没有怒发冲冠的畅快,好像他们只会躲在角落里哀怨或者表明忠心,从来都不会愤怒似的。最多不过是装疯卖傻,“学呆,妆痴,谁解其中意?”“尽教他争甚底,不如他瞌睡,不如咱沉醉,都不管天和地”,没有几个敢真正站起来去怒去喊去抗争!这和《诗经》开创的“悲而不伤,哀而不怨”的温柔敦厚的诗风与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艺术传统是分不开的。
此诗抒写居洛时留宿南园的感受。先写因园林偏僻,青草生遍,再写久雨初停,夜凉袭人。夜半酒醒,卧对满窗皓月,看万象俱寂,听群动皆息,此时的月下清景如同玉壶冰一般明洁,作者浸润其间,心灵也正一样地明洁,这是诗人借景喻怀。作者一直坚持自己的政见,不肯苟且迎合,以玉壶冰自况正见其高洁品格。此诗艺术上未见特别出色,以含蕴深婉启人深思。
开首两句写时节。时当初春,诗人却觉得春深,是因为置身于偏僻的南园之故。连绵春雨方停,觉得身上衣裳有些难以抵挡这料峭春寒。
中间四句写夜半酒醒。在这雨后添寒的夜晚,诗人与好友相聚,痛饮一番后,酩酊大醉。夜半酒力发散,方才清醒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只见满窗皓月正与他的卧处相对,十分晃眼。沉醉中醒来,再难成寐,于是便游目旁观,侧耳远听,但见万象寂然,群动俱歇。
有心事的人往往如此:狂欢的时候,可以把一切都抛在脑后,然而一旦孤身独处,尤其是寂寂长夜难以成眠的时候,心头就会一阵阵地泛起涟漪。此时诗人便正处于此种心境中。他是想起了朝廷中那场关于变法的纷争。当初他在神宗面前与王安石争得很激烈,还给王安石写过两封信进行劝阻,可是王安石不听,皇帝也支持王安石,新法终于推行了,他想:我如此喋喋不休,难道是为了自己?还不是为了社稷、为了君王吗?司马光并不认为王安石的新法有进步意义,而他本人也认为自己是出于一片忠心的,因此最末两句便道:“只疑玉壶冰,未应比明洁。”南朝诗人鲍照《代白头吟》中说:“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后人便以“玉壶冰”来比喻高洁清白的品格,以后还有盛唐诗人王昌龄,他用“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渐》)来自比喻光明澄澈的品德,然而诗人在这里却说:我只怀疑“玉壶冰”这个比喻,还不足以用来比拟自己的明洁的品性和操守。这最末两句的点睛之笔,表白了诗人的心迹,也向朋友们流露了压抑于内心的一缕淡淡的委婉曲折之情。
此诗虽然寄慨很深,却出之以淡笔,由景而情,缓缓道来,语言显豁,不事藻饰,因而不显得抑塞,而仍有一种清新之感。
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侬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