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运用舒缓的韵律淡笔勾勒典型的景物形象,表达了作者的悲愤愁苦之情。前四句以写景为主,景中含情;后四句以抒情为主,托物寓意。全诗将作者惆怅与孤独的心情含蓄地贯注到景物形象之中,景中含情,笔致清婉,其画面之生动,传情之深远,耐人回味,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诗歌艺术造诣。
前四句以写景为主,但景中含情。这里晴川、落日、孤舟、归鸟和远行的人,组成一幅江晚送别图。
“清川永路何极?落日孤舟解携。”这两句是作者回忆了数年前因友人梁耿被贬谪远离时,在苕溪为之饯行的情景,他以送别时眼前的“清川”落笔。清川长长,与梁耿的去路一样,不知到那里才是终点?落日时分,孤舟在川,两人只得分手。“落日”预示暮色的将临,给人的联想是前途黑暗;“孤舟”所呈现的是凄凉无助,它标志着人生境遇的险恶;这两句将这凄凉的环境气氛和人的悲苦心情极好的衬托出来了。
“鸟向平芜远近,人随流水携西。”这两句描写了别后情景,远处近处的归鸟,飞向平芜深处,渐渐没有踪影,入随着流水,各分携西。这里,设景有象征意义,鸟飞平芜,渐渐隐没,象喻梁耿远去;溪水携西流,象喻人之离别,景中有情。友人离别后的惜别怅惘的心情,都在离别的场景中透露出来。情含景中,情景交融,含蓄地抒写离情别绪,感人肺腑。
后四句以抒情为主,托物寓意。白云、明月、春草无不寄托着诗人的情思。
“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千里万里,白云迷蒙,这是梁耿远去贬所沿途云路漫漫的情景,也是他心路迷茫的真实写照。前溪后溪,明月朗照,这是诗人留在送别地望月思友的情景。也是诗人自己的感想。作者这里是说尽管与友人相隔“千里万里”之遥,但飘然浮动、连绵不断的白云却可传载友谊;在同样皎洁的月光照耀下,使人感到相距再远,也只是“前溪后溪”之隔。浓厚的友谊跨越了巨大的空间界限,以白云与月光为纽带,将其二人紧紧连在一起。此句写得深情而婉转,真切感人。
“惆怅长沙谪去,江潭芳草萋萋。”这句点明他此次远行的原因,远谪长沙,梁耿固然惆怅不已,诗人也感到惆帐,为他的远谪感叹不已。这里十分坦白地写出作者对友人遭贬的不平与愤慨。而作者自己,不也遭受了同样的不幸。这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愤之语。“江潭芳草萋萋。”写出作者眼前景色。他驰骋的心绪回到现实中来,眼望无尽的芳革,倍感茫然凄凉,心中的愁苦也正如这春草一样延绵不断,杳无尽头。
这篇自传的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自传的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自传的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
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传记一般要在开头交代传主的姓字籍贯,而这篇自传开头却说:“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这是模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体例,表示自己既过半隐居的生活,自己的姓名之类无所谓了,同时也透露自己因酒醉之深而忘记而糊涂了。接着写他在洛阳住处的环境及爱好。他“家虽贫,不至寒馁”,这是半隐居生活的生活条件。从五十八岁到六十七岁十年中,白居易先后在洛阳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官职,其中除河南尹两年外,另外两个官职都是一种加官,并非实职,可以领到薪俸但不用于实事,很清闲。这种既当官又无实职的生活,白居易称为“中隐”。他在《中隐》一诗中说过,不做官便要有冻馁之苦,做高官便要有忧患,“不如做‘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实际上这是一种半隐居的生活,陶醉于饮酒、作诗,这就点出了“醉吟先生”的题意。
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研究佛学,与佛教朋友、诗友、酒友交官,听歌吟诗,饮酒、官山水,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
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因此表面上“自适于杯觞讽咏之间”,认为沉迷在醉吟之中是“幸甚,幸甚”,其实内心并非真的一味快乐“自适”。他的“吟罢自哂”是一种苦笑。因为传主“醉复醒,醒复吟”,“醉吟相仍”,整日在昏昏沉沉之中。这种状态决非是正常的生活,也决非是真正的内心快乐。他醉吟的目的,是为了“得全于酒”,借酒麻醉自己,避开政治斗争,免祸求全。所以传主纵情诗酒,在表面的闲适中还隐藏着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悲哀、沉重的失落感和内心苦闷。白居易在早年曾写过许多讽谕诗,为民叫苦,干预现实;作为一个左拾遗的谏官,也曾尽过职责。而到了晚年,思想消沉,竟成了“醉吟先生”。究其原因,首先不能不归结到封建社会对一个正直知识分子造成的精神上政治上的压抑;其次是白居易自己信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晚年几乎完全倾向“独善其身”。另外,他还受佛道的影响,使自己的晚年既在佛道中找寄托,又使自己的思想更趋于消极。
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全文从头至尾能紧扣题目中“醉吟”二字,围绕传主别号展开描写与议论,塑造了晚年白居易的自我形象。
该词是一首纪游即景之作。词前有小序,序中交代了时间、地点及有关人物。上片写天色未明时的景物,并暗示“太守未来,两县令先在”。开头“城头月落尚啼乌”一句,借用唐诗“月落乌啼霜满天”的意象(也是实写),写出了黎明前的特征性景物。暗点题目中“未明”二字,而且景中有事,由自己从杭州城内出发写起,也暗示了西湖的方位(“月落”在西方),下句写到西湖便不觉突兀。接着写来到西湖边一眼瞥见的景物:“朱舰红船早满湖。”意思是大大小小的游船早已满湖都是。正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可见西湖上游人游兴之浓,也为下文写“两县令先在”伏下一笔。“尚”、“早”二字前后呼应,体现了两句所描述的景物在时间上的联系。三、四句就同游伴侣着笔,意思是说还未安排用乐曲来迎接太守,而水天一色的湖面先已荡漾起两位县令的游船。两句一虚一实,暗点题目“太守未来,两县令先在”。“双凫”既是用典,也是比喻,用来指游兴极高的两位县令,显然也带有调侃的意味。
下片承上二、四句,再写湖上、岸边景物,并略表厌倦之意。“映山黄帽螭头舫,夹岸青烟鹊尾炉。”两句展现了西湖湖上、岸边有特色的画面。这既是西湖景,又是风俗画,给人以清新感。篇末二句回笔写苏轼自己,与起笔相照应,表达了某种厌倦的情绪和澄淡的情怀。
全词展示了寒食节清晨众官迎接太守到来的一段场景特写。其中,苏轼的傲散与两县令的恭谨形成强烈的反差,表现出苏轼厌倦官场应酬,蔑视俗吏的内心情怀。
这首诗是一首思乡诗。
“江水三千里”,写去家之远;“家书十五行”,写家书之短。古代的信笺一般每页八行,这封家书只写了两页不到。惟其去家有三千里之遥,而家书又仅有十五行之短,故这封家书的分量更显得非同凡响,诗人接信后也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两句全用实字,对仗工整,对照强烈,简括凝练。 在远离亲人的京师得到盼望已久的家书,诗人的欣慰、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因此诗的后两句完全可以抒写诗人捧读家书时的激动心情,或写对故乡亲人的深切怀念。但诗人却匠心独具,将自己的感情意绪完全抛开不写,只从家书的内容落笔,写在这封仅有十五行的家书中,亲人没有别的话语,只叮嘱自己尽早还乡。
“行行”、“只道”突出了“早还乡”是家书中惟一的书写内容,因其“行行无别语”,更写出这是一种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反复诉说的话语,两句诗写出了亲人对自己思念及盼望的殷切和深沉,作为诗人感情的折光,诗人强烈的乡思和迫不及待的归情也就尽在不言中了。据《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传》记载,袁凯元末曾为府吏,博学有才辩,议论飙发,往往屈座人。在文网森严的明初,士大夫人人自危,袁凯历仕二朝,忧谗畏讥,进退维谷,他的处境必然是十分险恶的。家书中亲人切切的叮嘱,固然有对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也包含着对身羁官场的诗人安危的担忧,而袁凯的乡情中包含对惶惶不可终日的仕宦生活的厌弃及对闲适的家居生活的向往。后来,袁凯就因触怒明太祖朱元璋,惊惧不已,徉狂免归。因此,这里的“早还乡”,是有更深层次的感情内容的。 这首诗紧扣家书展开叙述,信中只劝早早还乡,与诗人以病免归的情事完全吻合。唐人五绝往往自然真切,不假雕饰。这首诗围绕家书一事,纯用白描,情真意切,恰到好处,颇有唐人之风,在明代怀乡诗中实属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