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曾认为君子的文章,不应该只停留在道徳的表层,它的刚柔缓急的气韵,繁于舒敏的格调,全出自他的诚心,不遮掩他已知的,不强求他所不知的,好比楚人必说楚话,秦人必穿秦衣。只有他的言语不停留在心的外面,因此根据他的言语来推究他,那么(他)潜藏的道德心志,就藏不住了。古人不知言就不能知人,而世上的糊涂人,只知言与德不可以相通,或者信其言却疑其行。唉!这是只知其一,却不知君子的文章,固然出于其德,其实与那些无其德却有其言的人情况不同。我刚开始写文章时,最喜欢读左丘明、《离骚》这类书。左丘明的文章是华美的,但他的行事却不见流传于后,不能得以考证他。屈原之仁,不愿为自身谋私利,他的气韵趣味高超,因此他的言语翻来覆去曲曲折折,起初怀疑他太繁琐,左顾右挽,中间怀疑他迂阔,然而他的心思至诚恳切,因此他的言语周密不止。推究到最终,才知其仁,他是愤怒而非怨怼,不与人同流合污,自洁其身而不是为己谋利,彷徨悲叹,最终却没有安慰他的人,因此他的心思明白却没有显露自我,这是屈原之忠。因此他的文章如明珠美玉,华丽悦人;如秋风夜露,凄然感人;如神仙烟云,高远而不可触及。根据他的言语来推究其事,难道有对不上的么?
自三代以来,我最喜读司马迁、韩愈的文章。司马迁超群出俗,慷慨激昂,从他年少时,周游天下,结交豪杰。他的学问擅长于讨论寻究前世的踪迹,凭恃意气敢于说话,而遭遇灾祸。因此他的文章疏荡明白,于朴奔放。只因他的平生志向郁积于心,因此他的只言片语,常有感怀激愤却不能宣泄。韩愈的文章如先王衣冠,庙堂礼器,放逸超卓,一发不可收,极尽言语的巧妙,有不足也有过头。啊!韩愈在唐朝,大概也是命途多舛。然而他冒犯君王,对抗权臣,守义忘难,刚毅信实,而他的学识又能独自在道德灭裂之后,继承孔孟之遗风而自立其说,那么韩愈的文章虽然不想这样,却不能实现。
自唐以来,历经五代之纷纭。宋朝兴起,铲锄叛乱,攻灭他国。等到仁宗即位,天下基本平定,兵戈不起,休养生息,一天比一天强盛。士大夫在那时游乐,谈笑佚乐,不再有之前幽忧不平之气,天下的文章渐渐兴起。而庐陵欧阳先生才写古文,近者揣度两汉,远者追溯三代,继承孟轲、韩愈之风,来建立一家之言,积习更高,锤炼更新。然后四方求学之人,才以他们已有的文风为耻,只追求古文。欧阳先生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把持重心来引导天下豪杰,而世上那些号称能写文章的人,十有八九出自欧阳先生门下。而您是这些人中最出色的,您的文章论议,可以与欧阳相提并论。先达之人听闻,认为您的文章虽然兴起于欧阳后,却高高耸立,足以被欧阳所敬畏,忘记后来那些论及此事的人。我从起初读书时,就知道读您的文章,已经思考了还要继续思考,绞尽脑汁,来每天探究他的变化,啊,像您这样的人,真是天下文章最厉害的人呀。
注释
纂:继承。
试:使用。
日趋:一天一天地走向;逐渐地。
佚乐:悠闲安乐。
揆:揣度。
在《袁州州学记》中,李觏记叙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学宫破坏、孔庙狭窄的现状,决定兴建一座新学宫的过程。当学宫落成,举行“释菜”祭孔的时候,在宜春讲学的李觏大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他说,秦始皇想万代做皇帝,但刘邦一带头造反,函谷关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将领,叛变投降,争先恐后。为什么?是《诗》、《书》的大道理被抛弃了,人们只见私利,而没有听过正义之声呀!而汉武帝、汉光帝努力发扬儒家学说,纯善的风俗教化一直延续,结果民间读书人敢讲正直的话,连功高震主的军阀,也不敢胆大妄为,圣贤的教化深入到了这个地步。如今,你们袁州的读书人能得到神圣天子的关怀,在本地的学校学习古代圣贤,就应该培养忠孝礼节,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贵,那不仅是耻辱,也让朝廷为政者担忧呀!
凡是读过《袁州州学记》的人,会觉得李觏有一股封建卫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满了对皇帝的崇敬,反复宣示“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说教。但再读思之,则又释然。范仲淹不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倘若能把这个“君”解读成国家的话,就不难理解李觏那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了。
作为宋代散文的经典,《袁州州学记》虽然不像欧阳修散文那样摇曳多姿,也不像苏东坡散文那样豪放与婉约兼备,但它凝炼庄重的语言让我们领略到散文厚实的格调。如果撇去它的文学意义不论而从广告层面上去看,《袁州州学记》可能是较早宣传宜春(袁州)的报告文学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感谢李觏。据史志载,最早在宜春兴建昌黎书院(当时称韩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学记》中的主角祖无择。由此很自然会让人想到,倘若昌黎书院还在,何不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场所——就像在北京的国子监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让人们能真切地触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
这是一首咏写钱江潮的作品,叙写江潮如雷似雪,有声有色,十分壮观。全诗可以分为观潮前与观潮两部分。
诗的前四句写观潮前。“百里闻雷震,鸣弦暂辍弹”。未见江潮,先闻其声。潮声巨大,犹如雷震,并臣震动百里。首句五个字渲染出江潮的磅礴气势。诗的起句先声夺人,很有力量。“鸣弦暂辍弹”描述县令暂停公务前往观潮,字面上却以“鸣弦辍弹”出之,巧妙地造成以弦声反衬潮声,使读者感到在江潮的巨大声势下,弦声喑哑了。这句暗用孔子弟子宓子贱任单公县县令时,鸣琴不下堂而把县城治理好的典故,称赞颜钱塘善理政。“府中连骑出,江上待潮观。”写县衙门内连骑涌出,急速赶到江岸上观潮,进一步渲染气氛。
诗的后四句直写观潮的景况。诗人仍不写涨潮,而是以“照日中云迥,浮天渤澥宽。”两句描绘钱塘江潮到来的壮丽景象。但诗人仍不是直接写潮,而用日光、中云、天空、大海烘托。上句以中云迥衬托江潮远远而来,下句借浮天渤澥反映潮的浩阔,充分地表现出大潮澎湃动荡的伟力。接着诗人向读者描绘出涨潮的壮观画面:“惊涛来似雪”,惊涛骇浪排空而来,如万马奔腾,潮水卷起的浪墙似一道突起的雪岭,铺天盖地而来。画面气势宏大,雄奇无比。结句“一坐凛生寒”是又一次衬托,用满座观潮人吓得胆颤心寒,再次对钱江潮这宇宙的奇观进行热烈的赞颂。由于诗人在描写钱江潮时多次运用了烘托的手法,进行反复的渲染,因而获得了直接描摹所难以获得的艺术效果。
一般观潮诗往往只极力描写大潮的雄伟壮丽,而这首诗从人和潮两方面来写。写人主要写听潮,写出观,写待潮,写观潮,写观感,写出了观潮的全过程。写潮用了一虚笔一实笔:虚是“百里闻雷震”,从听的角度写潮声;实是“惊涛来似雪”,正面写大潮的雄奇伟丽。诗一张一弛,张弛有度,在雄浑壮美中显出从容潇洒的气韵。用“雷震”起调,先是一张。二句接着是言“辍”,一弛;三句言“出”,又是一张。四句言“待”,又是一弛。五六两句仿佛与潮无关,完全宕开去,是最大限度的弛。七八句将全诗推向最高潮,是最大限度的张。这首诗利用张弛的原理,高低的变化,写得波澜起伏,动人心魄。
据柳宗元的《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构法华寺西亭》、以及《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等文 章,可以看出该文应写于元和四年。《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曰:“间岁,元克己由柱下史亦谪焉而来。无几何,以文从余者多萃焉。是夜,会兹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己欲志是会以贻于后,咸命为诗,而授余序。”元克己于元和四年谪永,柳宗元于元和五年五月移居愚溪侧旁。因此,该诗与《序》作于元和四年无疑。
柳宗元何以能逃逸出昔日的苦闷心境,进而步入一种少有的旷达境界呢?我想大概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至元和四年前后,柳宗元对江南的梅雨湿热气候有所适应,身体有所好转,不再是“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的那种初来永州的感觉。其二,相继被贬谪来永的官员与慕名求教的学子的不断增多,使柳宗元的心里也渐渐淡化了初来永州时的那种被抛弃、被荒废、被折磨、被摧残的孤愤心态。其三,母、妻病亡的惨痛,王叔文之死的阴影也随时间的流逝而渐趋平缓,压抑、苦闷的心理有所缓解。从而,眼界骤然开阔起来:昔日的南蛮之地,奄忽间在那郁闷的胸中生出些许美来,并不断激发其观游的欲望与创作的快感。如在《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中欣然写道:“丛莽下颓,万类皆出,旷焉茫焉,天为之益高,地为之加辟,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泽之大,咸若有增广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遗乎后,不可旷也。”
从总体上看,《法华寺西亭夜饮》在柳宗元诗歌中可以算得上是一首堪与《江雪》《渔翁》相并提的脍炙人口的佳作。在这首诗中赋与比、象与兴应用得如同羚羊挂角,天衣无缝。在其平淡而简朴的文字里,隐藏的却是他那翻滚的思绪和那难以平静的激情。正如钟嵘于《诗品》中所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诗先从“法华寺西亭”写起,用“释迦往舍卫国说法时暂居之处,即祗树给孤独园”来喻法华寺,其意有二,一是指出了西亭在夕阳下的幽静;二是道出了他们这些贬谪之士南来永州,如同释迦讲法于舍卫国一般,属于生命的一种过程。于是,相互勉励道:人生于世,得抛开一切烦恼,举杯把盏,开怀畅饮。因此,“共倾三昧酒”短短5字,可谓是畅快洒脱,仿若将贬谪之痛、前途之忧置之九霄云外,淡忘得个干净,全然一股李白式的“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的豪迈。
人常言:酒逢知己饮,话向故人说。柳宗元与元克己这样一群落难异乡而不得志的文人墨客,有缘相聚在这幽静的西亭,酒成了他们唯一排遣郁闷麻醉神经的最佳言语。其实,在人类文化史上,无论中外,酒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营造氛围的物品。因此,古往今来,借酒浇愁的文学作品,可谓是船装车载,难以尽数。最耐人寻味的有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有刘伶的《酒德颂》:“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见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
柳宗元与元克己等人对酒当歌,不觉天色渐暗,月上梢头,醉态朦胧中从西亭望去,只见那暮色中的池水漫上西亭的台阶;皎洁的月光在窗上投下美丽的花影。于是,柳宗元笔锋一转,像电影画面一样地由室内的叙谈与把盏切换到了对窗外景色的描摹:“雾暗水连阶,月明花覆牖。”通过两组特写镜头将朦胧的暮色与漫涨的池水、皎洁的明月与窗外的花影这些远近大小不同的景物联系在一起,构筑成了一幅鲜活生动、幽静典雅、清丽柔美的画卷。置身于这样仙境般的画卷中,还有何愁可言?何有不快之念?此时,作者已从逃逸规避的心态上升到了与自然融合的境界。
距离上由远而近,时间上由昼而夜,最后在阑珊的灯火下,相互对视,发现依然青丝满头、风华正茂,于是,不期然地得出该诗中的最蕴深意的旷达之句:“莫厌樽前醉,相看未白首”。
“莫厌樽前醉”中的“莫厌”二字,用得厚重而富有张力,它不仅与首联的“共倾三昧酒”遥相呼应,抒发了一种内心深处的豪气,也为结句“相看未白首”作了恰如十分的铺垫,使全诗浑然一体,豪气云霄。此外,“相看未白首”之句,隐约地指出了前途的光明与希望的存在,说明了柳宗元并没有沉湮在悲愤哀怨的泥潭之中,而是在以旷达之情正视着当下的处境。
于此,有的学者认为该诗的尾联写得甚为凄婉。因为在“未白首”的年龄,本正是为国为民贡献青春与作为的大好时机,而在这样的时机却沉迷于樽中之酒而致使光阴虚度,对大智的柳宗元而言,显然是一种无奈的悲愤,是一种痛苦的挣扎,是一种无声的哭泣。诚然,作为一说,这种理解也无可厚非。
但是,阅读这首诗时,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在柳宗元所处的中唐时代,五言、七言的律诗绝句都已相当成熟,而柳宗元在此为何没有遵守律诗绝句的规则?贸然以六句成诗,较之绝句多了两句,较之律诗则少了一联,像这样的非绝非律类诗,在柳宗元诗集中共有4篇,即《独觉》、《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渔翁》、《法华寺西亭夜饮》(《杨白花》虽然只有5句,但它已表现出了词曲的风味)。原因为何?许多人为之莫解。其实,这是柳宗元文风中一以贯之的一种对当下主流文化的反叛与背离,对古体诗歌文体的一种光大。因为在柳宗元的4首六句诗中,皆以仄声字入韵,明显地带有古体诗的风味,而在古体诗中是没有句式句数的限制与约束的。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柳宗元对古文运动的执著与文学样式的创新。
其实,人是有多面性的。生活之苦尽管无法规避,但也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永远在痛苦之中。婉约中有旷达,旷达中有哀婉,这才能构成一个完整而真实地个体。因此,我们在欣赏某个人的作品时,不能一股脑儿地将其归之为某一个派别,譬如手执铜板铁琶高唱“大江东去”的苏东坡可谓是一个彻底的豪放派诗人,但其“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之句则写得让人读而泪落,吟而声咽,其婉约之调并不在易安柳永之下。于此,柳宗元的心态也是一样,痛苦之余不乏旷达,悲婉之后不失豪放,晦涩之中亦有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