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相唤集，作意共登临。
苦茗供朝盌，伊蒲馔晚鬵。
天风吹皓月，归路细披襟。
不妨相唤集，作意共登临。
苦茗供朝盌，伊蒲馔晚鬵。
天风吹皓月，归路细披襟。
这是一首描写以煮盐为生的穷灶户的诗。诗的首二句描写灶户居室之陋和夏日煎盐之苦，末二句写与煎盐之苦相比，在炎日下偷闲就可以看作是乘凉了，通过对比，深切地表现了灶户之苦。全诗真切易懂，朴素自然。
首句“白头灶户低草房”，描写劳苦一生的已经白发苍苍的灶户居室之陋；第二句“六月煎盐烈火旁”，描写夏日煎盐之苦，概括了灶户们的无限辛酸，也包括了诗人的无限辛酸。《如皋县志》对灶民的生活有所记载，可以参看。他们的居处是“缚草堤坎，数尺容膝，寒风砭骨，烈日铄肤”；他们夏天煎盐的情况是“暑日流金，海水百沸，煎煮烧灼，垢面变形”。这些记载，可为此诗首两句作注。据吴嘉纪诗最早的刻本（康熙初周亮工所刻赖古堂本），白头句作“场东卑狭海氓房，六月煎盐如在汤”，可以参看。白头句造语更为平易朴实，近乎白描，似胜于原来的场东句。以平易之语，写惊心之情，更能表现吴嘉纪诗的特点。
读完首两句，已可想见灶民之苦。但诗人并不满足于此，即不满足于一般的艺术效果，而要求充分的能够震撼人心的效果。三、四两句出人意外：和煎盐之苦相比，在炎日下偷闲就可以看作是乘凉了。人们不一定有煎盐的经验，但在烈日下流汗的经验是有的。两相比照，就可以更深地体会到灶户之苦，诗人所要求的艺术效果也就达到了。
吴嘉纪写过不少反映灶户和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诗。但一首绝句，只能选取最有特征的断面，写出诗人最深的感受。这首诗只集中在夏日煎盐一点，加以独特的处理，如三、四两句是一般诗人想不到写不出的。这是这首诗的成功处，也是诗人的高明处。
李煜从他做南唐国君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北方强大的赵宋政权的威慑下过着朝不虑夕的日子，随时都有灭国为虏的危险，这在南唐君臣的心中投下了很深的暗影。大臣徐锴临终时就说：“吾今乃免为俘虏矣！”庆幸自己逃过了做亡国俘虏的下场。然而亡国的一天终于来了，宋太祖开宝八年（975）金陵为宋兵占领，李煜肉袒出降。作为俘虏，他与子弟四十五人被宋兵押往北方，从此开始了他忍辱含垢的生活。三年之后，宋太宗毕竟容不下这个亡国之君，将他毒死在汴京，时仅四十二岁。此词便写于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南唐开国已有四十年历史，幅员辽阔。
南唐自先主李昪于公元938年立国，至975年后主亡国，计三十八年，称四十年是举成数言。版图共有三十五州，方圆三千里，定都金陵，当时堪称大国。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这三句是说，宫殿高大雄伟，可与天际相接，宫苑内珍贵的草木茂盛，就像罩在烟雾里的女萝。在这种奢侈的生活里，我哪里知道有战争这回事呢？
宫中危楼高阁，栖凤盘龙，上迫云霄；御园内遍布名花奇树、草木葳蕤，烟聚萝缠，一派豪华浓艳的景象。据宋人笔记中载，南唐宫中以销金红罗罩壁，以绿钿刷隔眼，糊以红罗，外种梅花；梁栋、窗壁、柱栱、阶砌等都作隔筩，密插杂花，可见其豪奢。所以此词的上片可视为实录，而且写得词意沉雄，气象宏大，与当时盛行于词坛的花间派词风格迥异，已开后来宋人豪放一路。上片结拍：“几曾识干戈？”顺着前面豪华安逸的宫廷生活而来，峰回路转，承上启下，生出下片屈为臣虏的情景，转折之妙全在于自然流走，绝无拗折痕迹。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这两句是说，自从做了俘虏，我因为在忧虑伤痛的折磨中过日子而腰肢减瘦、鬓发斑白。“沈腰”暗喻自己像沈约一样，腰瘦得使皮革腰带常常移孔，而“潘鬓”则暗喻词人自己像潘岳一样，年纪不到四十就出现了鬓边的白发。连着这两个典故，描写词人内心的愁苦凄楚，人憔悴消瘦，鬓边也开始变白，从外貌变化写出了内心的极度痛苦。古人说忧能伤人，亡国之痛，臣虏之辱，使得这个本来工愁善感的国君身心俱敝。李煜被俘之后，日夕以眼泪洗面，过着含悲饮恨的生活。这两个典故即是他被虏到汴京后的辛酸写照。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后三句是说，最使我记得的是慌张的辞别宗庙的时候，宫中的乐工还吹奏起别离的歌曲，这种生离死别的情形，令我悲伤欲绝，只能面对宫娥们垂泪而已。教坊的音乐是李煜平日所钟爱的，他前期的不少词中都有听乐的记载，然而此时笙歌已不复能给人带来欢乐，却加深了别离的悲凉。从一国之主骤然沦为阶下之囚，李煜的感受自然是深沉悲痛的，然而千愁百感从何说起，况且面对着这些幽居深宫的宫女，于是只能挥泪而别。
此词上片写繁华，下片写亡国，由建国写到亡国，极盛转而极衰，极喜而后极悲。中间用“几曾”“一旦”二词贯穿转折，转得不露痕迹，却有千钧之力，悔恨之情溢于言表。作者以阶下囚的身份对亡国往事作痛定思痛之想，自然不胜感慨系之。此词回顾事国时的繁华逸乐：那四十年来的家国基业；三千里地的辽阔疆域，竟都沉浸在一片享乐安逸之中。“几曾识干戈”既是其不知珍惜的结果，同时也是沦为臣虏的原因。记叙离别故国时哭辞宗庙的情景，写来尤为沉痛惨怛。其事虽见载于《东坡志林》但出自后主之手，更觉凄惨苦涩，不失为一个丧国之君内心的痛苦自白。
本篇选自《淮海集》，写于元丰二年（1079）秋。这年春天，秦观要去会稽探望伯父，恰好苏轼自徐州调任湖州途经高邮，他们便一路同行，到吴兴（湖州州治所在地）分手。秦观到会稽后，听说苏轼被捕下狱，又渡江到吴兴问讯，而后再经杭州返回会稽。本篇记述“中秋后一日”夜上风篁岭访辨才法师，当是这次路过杭州时的事。第一年，辨才、参寥派人到黄州慰问已被贬官的苏轼，并捎去了秦观写的这篇《龙井题名记》。苏轼看后写道：“览太虚题名，皆予昔时游行处，闭目想之，了然可数。”（《秦太虚题名记》）
《淮海集》中另有一篇《游龙井记》，也是元丰二年所作。文中着重叙述有关龙井的文献记载和传说，解释风篁岭为什么多泉水，对所谓在龙井求雨有灵也发表了看法。比较起来，《龙井题名记》以入山访友为线索，具体地记述了出郭、渡湖、穿林、登山的行踪，描写了月下西湖山林的景物，“游”的味道显然浓一些。虽然这是一篇游记散文，但对景物的细致观察与描绘，以及善于创造清幽的气氛，同样也体现了词人秦观的气质和艺术特色。
“道旁庐舍，灯火隐显，草木深郁，流水激激悲鸣”这一句是作者“殆非人间之境”的感叹。可想象出，深木树林中，隐隐闪着火光，两三户人家坐落在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境界。由此也可看出作者对此地美景的喜爱之情，又透漏出内心的欢愉。
此诗是王维《辋川集》中的一首诗。此诗的着眼点不在描绘漆园的景物，而在通过跟漆园有关的典故，表明诗人的生活态度。
郭璞《游仙诗》“漆园有傲吏”，侧面赞美庄子的品性。诗中“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是诗人反其意而用之，说庄子并不是傲吏。庄子之所以不求仕进，是因为自觉缺少经国济世的本领。这也是一种赞美，不过换了个角度罢了。诗人是借古人以自喻，表白自己的隐居，也决无傲世之意，颇有点看穿悟透的味道。
“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含蓄地透露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这两句意思说，做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不过是形迹之“偶寄”而已。在王维看来，只要“身心相离，理事俱如”（《与魏居士书》），这样也是很不错的。做个漆园吏，正好可借漆园隐逸，以“婆娑数株树”为精神寄托。《晋书》中有“此树婆娑，无复生意”的说法，“婆娑”用以指树，形容其枝叶纷披，已无生机。郭璞《客傲》中又有“庄周偃蹇于漆园，老莱婆娑于林窟”的说法，“婆娑”用以状人，形容老莱子放浪山林，纵情自适。王维用在这里，似乎两者兼而取之：言树“婆娑”，是以树喻人；言人“婆娑”，是以树伴人。总之，做这么一个小官，与这么几棵树相伴，隐于斯，乐于斯，终于斯，夫复何求。这就集中地表现了王维隐逸恬退的生活情趣和自甘淡泊的人生态度。
此诗看似评论庄子，其实是诗人借庄子自喻。诗人在辋川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他双追求辟世辞喧、恬淡隐逸的生活情趣，那“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的处世态度，正是诗人心理的写照。此诗用典贴切，蕴藉有致，彼有特色，且与诗人的思想感情、环境经历融为一体，以致分不清是咏古人还是写自己，深蕴哲理，耐人寻味。
此诗题为《梅花》，却不是一首咏物诗，而是咏叹与梅花相关的人和事。据《全唐诗》载：“后主尝与周后移植梅花于瑶光殿之西，及花时，而后已殂，因成诗见意。”
此诗首联起句“殷勤移植”语，即指这次移植梅花之事；“移植地”便是“瑶光殿之西”的“曲槛小栏边”。李煜、周后（即昭惠皇后）都是极富雅趣之人，又凭着帝王皇后的特殊条件，便为自己的生活极力营造出优美的氛围。他们以销金红罗罩壁，以绿钿刷丝隔眼，糊以红罗，种梅花其外，兴之所至，便有了移植梅花之事。颔联写道“共约重芳日，还忧不盛妍”，意思是记得当时还曾担心，梅花“重芳日”，只恐“不盛妍”。唯其如此，颈联便接着说：“阻风开步障，乘月溉寒泉。”为了给梅花“阻风”，这两位形影相随的伴侣还特意为梅花牵开了漂漂亮亮、长长宽宽的“步障”；为了给梅花浇水，也还曾不辞“乘月”披星之劳。实指望来年能观赏到夫妻共同移植、一块浇灌的梅花的艳美风姿。可是，又有谁能料到花开前后，这正该供夫妻共赏同乐的美景良辰，而“蛾眉却不前”。尾联的这一慨叹，紧承在语流上逐层推进的前三联而发，于升至极高处的波峰浪尖，忽发哀音，跌入深潭，凄恻动人，给读者心灵以强烈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