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的山水词与前代山水诗不同,不仅是单纯地摹拟自然,更重要的是富于想象,赋予大自然以人格,同时又兼有磅礴的气势。此词就是这样。据词序,《山鬼谣》之名是取屈原《离骚》《九歌》之意。《山鬼》,一曲人神恋歌,词人借以咏雨岩怪石。词写得诡异奇特,与石之“怪甚”十分相称。
上片头二句“问何年,此山来此?”著一“来”字便把偌大一座博山拟人化了。从历史长河中来看,这座山当有形成的日期,但在科学知识不发达的古代,没有人能解答这个问题。提问的对象,并不确指,又巧妙地以“西风落日无语”作答,使渺茫的太古融入了瑟瑟西风、奄奄落日之中,竟不可得一究诘之所。既渲染了冷峻阴森的气氛,又引起日落后神秘可怖的悬想。究诘既无所得,所以紧接着便以猜度之词说:“看君似是羲皇上,直作太初名汝”。《白虎通义》:“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传说伏羲始画八卦,造书契,揭开了人类文明史的第一页。《列子·天瑞》:“太初者,气之始也”;《周易》“易有太极”疏云:“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说这怪石早于伏羲,实际上便把近在眼前的怪石写得超越千古,无与伦比。这是从纵的方面来写的。“溪上路,算只有,红尘不到今犹古”,则是从眼前的景物照应远古写的。空山无人,溪水清澈,缘溪而行,一尘不染。人间虽然经历了沧桑,但这儿依然“红尘不到”,只此才与太古相似。既突出了雨岩环境的无比幽静,又透露了词人对纷扰、龌龊现实的厌恶。词人独游雨岩的词作,大多抒发了知音难遇的感慨。空山独酌,孤寂可知,“一杯谁举”,与之相对者唯有此一块巨石。然而“崔嵬未起,山鸟覆杯去”,巨石不能与词人共饮,酒杯却又被山鸟打翻了。巨石不起,是无情之物体。而山鸟覆杯,可能是无心,也可能是有意,还或许是精灵所使。或真或幻把“山鬼”之灵从无写到有。由此可见,山鸟的插曲,正是人、物交感的契机。妙在写得空灵,犹如山鸟之去,无迹可寻。与之相对者唯有此一块巨石。
如果说上片写极静的意境,那么下片就写了极动的景象:龙潭风雨,足以惊人;长达三十馀丈的巨石,然被掀而舞,就更加骇人了。继之“四更山鬼吹灯啸”,不禁“惊倒世间儿女”。如此层层渲染,步步推进,直到“山鬼”出场,令人惊心动魄。词人对于雨岩之夜的描绘如此笔酣墨饱,显然是快意于这种景象。龙潭的风雨,石浪的掀舞,山鬼的呼啸,其势足以冲破如磐夜气,其力足以震撼浑浑噩噩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惊倒世间儿女”也没有什么不好。在这里,词人长期被压抑被钳制的心声,突然爆发出最激越的声响。可知以怪石为知已,不仅在于它远古荒忽,阅尽沧桑,而且更在于它惊世绝俗,能使人在精神上受到震动。词人与之相通者,大概就在这里。他说:我以石为知已,石亦以我为知已。所以接着说“依约处,还问我:清游杖履公良苦。神交心许。”这个“苦”字语意双关,既是说登山涉水之劳,也是说内心之苦,知已难得,人间难求。既“神交心许”,便深合默契,难分难解,所以最后说“待万里携君,鞭苔鸾凤,诵我《远游》赋”,从横的空间展示了广阔的天地。韩愈《奉酬卢给事云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见寄并呈上钱七兄阁老张十八助教》诗云:“上界真人足官府,岂如散仙鞭笞鸾凤终日相追陪。”词人要携带“山鬼”,驾驭鸾凤,云游万里了。词人在这里说“诵我《远游》赋”,主要是表明他追求屈原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屈原内心的苦闷是与追求理想的渴望交织在一起的,辛词的用意亦在于此。
这首词把写景合咏物揉合在一起来抒情言态。由于寓意深刻,感情炽热,形象生动,渗透着对国家兴亡和作者本人身世的感慨,所以有一种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元人刘敏中曾写过一首《沁园春·号太初石为苍然》,显然摹仿此词。这说明《山鬼谣》一词,对后世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思想内容
《学记》全文共1229个字,其篇幅短小精悍,内容相当丰富、精辟、深刻,是中国先秦时期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学记》是以《大学》为其政治基础,以《中庸》为其哲学基础的。其内容涉及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师生关系、教师问题等方面。
《学记》专门对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学制、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原则方法等有关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做了比较系统而精辟的概括和理论上的阐述,含有丰富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目的与作用
《学记》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一贯思想,把教育作为实施政治,进行社会管理的最有效手段,所以《学记》一开篇就用格言式的优美语言论述了教育的目的与作用。《学记》开篇指出,自古以来,凡是有作为的统治者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仅仅依靠发布政令、求贤就士等手段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统治者要想使百姓遵守社会秩序,形成良风美俗,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必须发展社会教化,通过社会教育手段,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养和道德自觉来实现。另外,人虽具有天生的善性,但是,不接受教育,不经过努力学习,就无法懂得道理,更不能遵守”王者”的法令。这就像一块美玉一样,质地虽美,但不经过仔细地雕琢,就不能成为美器,古代的帝王深谙此理,他们在建设国家,统治人民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发展教育,使其优先发展。
《学记》的作者以托古改制的方式,用格言式的精美语言阐发了教育在移风易俗和建国君民中的作用,强调了教育为社会政治服务的目的,从而把教育与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密切相联,尤其突出了教育的政治功能,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突出特色。
二、教育制度与内容
《学记》在强调教育的作用,阐明了教育目的的同时,规划了学校教育制度,提倡建立严格的学校考核制度。
首先,《学记》的作者规划了教育体系。他提议在不同的地方行政机构中建立不同等级的学校,在中央建立国立大学和小学以形成纵横交错的教育网络,塾、庠、序、学就是设在家、党、术、国的学校。这一提议对中国古代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极大,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并立的教育体制。其次,《学记》的作者提出了确立学年编制的设想。他主要谈到了大学的修业年限和时间安排。他把大学的教育划分为“小成”和“大成”两个阶段。“小成”阶段学习年限为七年四级,“大成”阶段为二年一级。这是古代学校教育中最早的关于年级制的设想。
《学记》提倡大学必须建立严格的成绩考核制度,平时的小考要经常进行,大的成绩考核要每隔一年进行一次,每次考核必须有明确的标准。大学每年都招收新生入学,大的成绩考核每隔一年进行一次:第一年考察学生”离经辨志”,即给经书析句分段的能力和学习志趣;第三年考察其是否“敬业乐群”;第五年考察其是否能够做到“博习亲师”;第七年考察其“论学取友”的能力,符合标准的,叫“小成”;再过二年即九年考察学生能否做到“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即对知识能融汇贯通,其思想和行为皆能坚实不移,符合标准的就叫“大成”。
《学记》指出,天子委派的政府官员或天子本人不到夏季大祭完毕,不要到学校里来视察和考核学生的学业成绩,以使学生有更充裕的时间按自己的志趣从容地学习。这种天子视学制度后来被继承下来,成为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优良传统。
由此可见,《学记》所提倡确立的成绩考核制度具有循序渐进,智德并重的特点,反映了中国古代教育重德重智的传统。
三、教育原则与方法
《学记》总结先秦以来教育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从指出问题为切入点,提出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和应该采用的方法。
首先,《学记》指出当时教育、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所谓“呻其占毕”就是教师只让学生大声朗读课文,而不让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多其讯言”就是只烦琐地提问,一味地教训、灌输,而不注意学生主动精神的培养;“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的意思就是在教学过程,教师只顾赶速度,抢时间而不考虑学生接受能力;“使人不由其诚”的意思是教学只从教育者的愿望出发,而不考虑学生的内心需要;“教人不尽其材”是指教师不考虑学生在个性及才能上的差异,教学一刀切,没有因材施教。这几大弊端对教学工作的危害极大,它导致学生讨厌学习和怨恨教师,把学习当成是痛苦的事情,而体会不到其中的乐趣,这样虽然表面上看学生是每天都在学习,但却在学业上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步,即使勉强结束了学业,也会很快遗忘掉。
为了纠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学记》论述了“教之所由兴”和“教之所由废”的道理,提出了教学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与方法,即“预时孙摩”四条重要教学原则:一、“预”,就是预防为主的原则。《学记》提倡“禁于未发”,即当学生的坏思想、坏毛病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实践证明改造旧的要比塑造新的艰难得多,正如《学记》所言,“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所以无论是文化知识的教学,还是道德品质的养成,都应坚持预防为主,塑造为主,改造为辅的原则。二、“时”,就是“当其可”,是及时施教的原则。《学记》要求教学必须把握住恰当的时机,及时施教。这具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青少年要适时入学,在最佳的学习年龄入学读书,莫失良机;二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把握住施教的关键时机,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当学生对知识有强烈渴求的时候,给予及时点化。否则,错过了学习的最佳年龄,错过了形成某种心理品质的关键期,“勤苦而难成”。三、“孙”,就是“不凌节而施”,即循序渐进的原则。《学记》强调“学不躐等”,其主要意思:一是必须考虑学生认识活动的顺序,即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安排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二是遵循科学知识内部的逻辑系统进行教学,否则“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四、“摩”,就是“相观而善”的原则。《学记》强调师友之间的切磋琢磨,互相取长补短,在集体的研讨、争鸣、竞争中借助集体的力量共同进步。否则,如果一个人孤独地学习,脱离集体环境拒绝学友的帮助而闭门造车,必然造成“孤陋而寡闻”的窘态。但是,择友又必须要慎重,如果与不三不四的人结交,不仅不能达到“相观而善”的目的,反而还会违背师长的教诲,甚至荒废了学业,正所谓“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
《学记》对中国教育史,也是对世界教育史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它首次提出了长善救失、臧息相辅的教学原则,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以来倡导的启发诱导,即善喻的教学原则。
长善救失原则:《学记》指出在四个方面的缺点或失误,或贪多嚼不烂;或知识面太窄,片面专精;或避重就轻;或浅尝辄止,畏难而退。这四种缺点是由于学生学习时的心理状态不同所造成的,即“心之莫同也”。做为教师,必须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了解不同学生之间的心理差异,做扬长避短,补偏救弊的工作,促进学生的正常发展。
臧息相辅原则:《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善于处理好正课学习与业余爱好之间的关系,使正课学习有主攻方向,业余爱好广泛多样,而且使业余爱好有助于正课的学习。它指出业余爱好即“居学”可以辅助正课学习,因为如果课外不弹奏各种乐器,课内就不能熟练地学习琴瑟;课外不学习歌咏,不吟咏杂诗,课内就不能深刻地理解《诗经》;课外不练习洒扫应对进退这些杂事,课内就不能很好地学习礼仪。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课堂学习与业余爱好之间的关系,使正课学习,即“藏”有主攻方向,学有所成(修);业余爱好,即“息”活泼多样,饶有兴致,使整个教学活动成为张弛有节、严肃活泼的愉快过程。
启发诱导,即善喻原则:《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使教学过程成为师生双边共同活动的过程,这是从教必须遵循的指导性原则。它指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启发诱导。引导学生却不要硬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这样才能使师生之间和悦相亲;对学生严格要求,但却不要压抑其个性与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到学习虽有压力但却容易达到目标,不至于“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引导学生打开思路,但不要急于提供现成的答案,才能养成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在教学过程中真正做到了“和易以思”,就算是善喻了。这是《学记》对孔子启发诱导教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四、教学管理与教师
《学记》提出了学校管理的具体措施,首先特别重视大学的入学教育和对学生日常行为的管理。《学记》把入学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开始,要求在开学当天,王子率领文武百官亲临学宫,参加典礼,用新鲜的蔬菜、水果等祭祀先圣先师,以表示尊师重道之意。开学典礼结束后,新生入学首先学习的内容是《诗经·小雅》中《鹿鸣》、《四牡》和《皇皇者华》三首君臣宴乐的诗。这是为了告诉学生,大学教育是培养政府官员的,上了大学就是”官其始也”,就等于踏上了仕途的第一步,就要思考如何才能做一名忠于君王、勤政爱民的好官。入学教育结束之后,进行日常教学工作。教学过程中有一定的训诫仪式。上课时,学生只有听到鼓声才能打开书箧取书,目的是培养学生对待学业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教师上课之前应准备好惩罚学生的教鞭(即”夏楚”),目的是严肃课堂纪律,使学生不敢因懈怠而荒废了学业。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经常考察学生的学习状况,及时发现问题,进行正确引导,但不要指手画脚说得太多,要给学生独立思考的余地,让学生充分体会学习的乐趣,培养强烈的求知欲和自学能力。年幼的学生要注意多听少问,依循由浅及深的学习顺序,做到”学不躐等”。这是大学进行日常教育教学管理的基本规程和行为指南,明确具体,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学记》继承了先秦儒家,尤其是孔子和荀子重视教师问题的传统,认为教育教学成败的关键在教师。有了好的教师,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可以得到斧正,不科学的内容体系可以获得调整,不明确的教育目标可以明确突出。关于教师的作用以及教师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学记》均有论述。
《学记》赋予教师以崇高的地位,用“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来形象地说明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由于人才的成长离不开教师,社会的进步亦离不开教师,所以《学记》提出了尊师的思想主张。
《学记》提出教师的主要职责是“长善救失”。教师的责任是重大的,全社会都应尊重教师:“三王四代唯其师”,这就必然对教师应具备的素质提出很高的要求。教师应该具备“为长”“为君”的素质。
《学记》具体谈到教师应具备的素质,则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具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觉悟,因为“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二是要有广博的知识。“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只靠事先备好的课,然后照本宣科,背诵现成的答案,是当不好老师的,做一名合格的教师,必须有广博的知识基础,且精通自己所教授的专业知识,做到博大精深,能够随时回答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三是要懂得教育规律。知道“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的道理,“然后可以为人师也”;要灵活地运用教育原则和方法,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做到“博喻”,即善于启发教学。既了解所传授知识的重点、难点,又洞悉学生资质方面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地教学是一个合格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四是要求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意思是说,教师在讲解问题的时候,应该做到语言简明而透彻、精微而稳妥,举例不多但却具有典型性,能够充分地说明问题。
关于教师如何进行自我提高的问题,《学记》在世界教育史上首次提出“教学相长”的命题。“教学相长”本意是指教师自身要不断地向书本学习和向教育实践学习。由于这两种学习活动的相互推动,才使得教师不断进步,因此,《学记》提倡教师一方面必须向书本学习,只有学习才能发现自己在知识积累上的缺陷和不足,使自己不断进步,这是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就是要在教学实践中学习,在教学实践中发现自己还有给学生讲不明白的问题,即“知困”,才能促使自己自强不息,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只有通过“学”的实践,才会看到自己学业方面的差距;只有通过“教”的实践,才会看到自己知识和经验方面的贫乏。看到差距,才能力求上进,看到贫乏,才能鞭策自己,从而得出“教学相长”的结论。后来也将“教学相长”引申为师生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彼此激励的辩证统一关系。无论是本义,还是引申义,“教学相长”命题的提出都是《学记》对世界教育史的重大贡献。
《学记》主张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课本学习和实际训练相结合,既要扩大知识领域,又要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学记》重视启发式教学(“开而弗达则思”),重视教学的循序渐进(“不陵节而教之谓孙”),强调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重视因材施教;主张从了解学生学习的难易,才质的美恶,作为启发诱导的依据;主张由浅入深,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的教学顺序,并且提出一条积极性的教育原则,即要在学生不良的行为没有发生前,引导他们向善的方面发展;并指出在学习过程中同学之间要取长补短。
艺术特色
《学记》是中国古代教育理论、教学原则、教学方法的总结。它的语言多用对比,从正反两方面论述,得出简明的结论,而没有采取滔滔论辩的方法,但其论辩性仍旧可以觉察得着的。比如“大学之法……然后可以为人师也”一段,开头用对比说明问题,先正后反,最后一句总结,条理井井,使人一目了然。
《学记》在论述中,多采用排比的方式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然后得出结论,简洁鲜明,不枝不蔓。比如“虽有嘉肴……教学相长也”一段,先运用类比的手法引出要阐明的观点,强调学与教的关系,最后归纳出教和学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的结论,思路清晰,文势流畅,层层递进,文气贯通,给人一气呵成之感。
此诗是拟左延年之同名诗作,写秦氏女报仇杀仇家的侠肝义胆。左延年原诗风格朴质,形式自由,多五言,也夹杂着三言、四言、六言、七言句,富有汉代民歌的特色。李白的这首拟作把它改成了工整的五言诗,不仅保持了故事的完整性及其精华部分,字数也压缩了一多半,更显得诗意盎然,而且人物的刻画鲜明细致,形象突出,确是以古为新的佳作。
诗的开始两句简括地介绍主人公:“西门秦氏女,秀色如琼花”。它从左延年诗“始出上西门,遥望秦氏庐。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化来,首先指出秦氏女的住地,第二句“秀色如琼花”是左诗所没有的,他只说“秦氏有好女”比较笼统,此处增添了这一句,便突出了她如花似玉般的形象,“如琼花”的比喻启人联想,给人以娇美动人的实感,言外还暗示出这样“如琼花”的弱女子为报父仇白昼杀人真是出人意表。
接下去转入凝练简洁地复述故事:“手挥白杨刀,清昼杀仇家”。因为秦女休“杀仇家”的原因等等在左延年、傅玄的诗中介绍较详,此篇既是拟作就可以省略了。傅诗对她杀人报仇的原因表述得很清楚:“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强。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烈女念此痛,丹心为寸伤。”“仇人暴且强”明确说明:秦女的所作所为是正义的,不畏强暴是勇敢的。她不是无谓的杀人,而是由于对方“强且暴”,枉法肆虐,加之“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在这种形势下,她只好挺身而出了。
五、六两句虚实结合,先刻画人物,然后以深挚赞叹的口吻把主人公“英声凌紫霞”的鲜明形象送到读者面前——“罗袖洒赤血”,平平五字,给人的印象极深。“罗袖”,点明妇女身份,一般来讲,她是与杀人溅血无缘的,可此时却出现了“洒赤血”的非常情况,则其人面对强暴,敢作敢为的“英气”就可以想见了。在这个基础上,再叙述秦女报仇以后直上西山为关吏阻拦,她自言为“燕王妇”,而且表示甘愿领罪,就是被加以“诏狱囚”的罪名也是“不畏落爪牙”的。这些绘影绘声的描叙,既增强了诗的故事性而且可以进一步突现人物坚强英烈的性格。“婿为燕国王”左延年诗作“平生为燕王妇”,都是民歌常用的夸张写法,它联想了汉乐府《陌上桑》中罗敷自夸夫婿的一段,在平实的叙述中强化了戏剧性,使诗平添了起伏跌宕之姿。
以下四句交待秦女即将受刑,忽然传下赦书,绝处逢生,人心大快。左延年诗对此有细致的描写:“女休凄凄曳梏前。两徒夹我持刀,刀五尺余。刀未下,朣胧击鼓赦书下。”这里写了她上刑场前身带刑具(“曳梏”即脚镣)凄苦情态,乃至两个刽子手手持“五尺刀”即将行刑,在“刀未下”的紧急时刻,忽然传来放赦时的打鼓声。两相比照,互相补充,可以使诗意更为明晰。
末二句用聂政姊来比秦女休,披露全诗主旨。诗人以强烈的感情肯定歌颂主人公“万古共惊嗟”,表现了李白素重豪侠的英勇及妇女对理想追求的愿望,加之诗的前后呼应,叙事具体,气势充沛,一气贯注,虽是拟作,却足以见出作者独具的思想特色及艺术成就。
公元1086年(元祐元年),苏轼知登州任,到官五日,调回京师。一年之间,三迁要职,当上翰林学士。贾讷这时将到作者故乡眉州作官,作者故作诗相送。
这首诗,是作者委托贾讷看顾父母坟园和问候家乡父老,对故土的眷恋之情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