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首二句即对偶精工而又极为凝炼,从大处、虚处勾勒山光水色之秀美。山间从清晨的林雾笼罩,到日出之后雾散云开,再到黄昏时暝色聚合,一天之内不仅气候冷暖多变,而且峰峦林泉、青山绿水在艳丽的红日光辉照耀下亦五彩缤纷,明暗深浅,绚烂多姿,变态百出,使人目不暇接,赏心悦目。“昏旦”、“气候”,从时间纵向上概括了一天的观览历程;“山水”、“清晖”,则从空间横向上包举了天地自然的立体全景。而分别着一“变”字、“含”字,则气候景象之变态出奇,山光水色之孕大含深,均给读者留下了遐思逸想。两句看似平常,却蕴含博大丰富。
“清晖”二句,用顶真手法蝉联而出,承接自然。虽由《楚辞·九歌·东君》中“羌声色兮娱人,观者憺兮忘归”句化出,但用在此处,却十分自然妥帖,完全是诗人特定情境中兴会淋漓的真实感受,明人胡应麟云:“灵运诸佳句,多出深思苦索,如‘清晖能娱人’之类,虽非锻炼而成,要皆真积所致。”(《诗薮·外编》)即指出了诗人并非故意效法前人,而是将由素养中得来的前人的成功经验,在艺术实践中触景而产生灵感,从而自然地或无意识地融化到自己的艺术构思之中。“娱人”,使人快乐;“憺”,安然貌。不说诗人留恋山水,乐而忘返,反说山水娱人,仿佛山水清晖也解人意,主动挽留诗人。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人间词话》)
“出谷”二句承上启下:走出山谷时天色还早,及至进入巫湖船上,日光已经昏暗了。这两句一则点明游览是一整天,与首句“昏旦”呼应;同时又暗中为下文写傍晚湖景作好过渡。
以上六句为第一层,总写一天游石壁的观感,是虚写、略写。“林壑”以下六句,则实写、详写湖中晚景:傍晚,林峦山壑之中,夜幕渐渐收拢聚合;天空中飞云流霞的余氛,正迅速向天边凝聚。湖水中,那田田荷叶,重叠葳蕤,碧绿的叶子抹上了一层夕阳的余辉,又投下森森的阴影,明暗交错,相互照映;那丛丛菖蒲,株株稗草,在船桨剪开的波光中摇曳动荡,左偏右伏,互相依倚。这四句从林峦沟壑写到天边云霞,从满湖的芰荷写到船边的蒲稗,描绘出一幅天光湖色辉映的湖上晚归图,进一步渲染出清晖娱人、游子憺然的意兴。这一段的写法,不仅路线贯穿、井然有序,而且笔触细腻、精雕细琢,毫发毕肖。在取景上,远近参差,视角多变,构图立体感、动态感强;在句法上,两两对偶,工巧精美。这一切,都体现出谢诗“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特点。虽系匠心锻炼,却又归于自然。
“披拂”二句,写其舍舟陆行,拨开路边草木,向南山路径趋进;到家后轻松愉快地偃息东轩,而内心的愉悦和激动仍未平静。这一“趋”一“偃”,不仅点明上岸到家的过程,而且极带感情色彩:天晚赶忙归家,情在必“趋”;一天游览疲劳,到家必“偃”(卧息)。可谓炼字极工。
末尾四句总上两层,写游后悟出的玄理。诗人领悟出:一个人只要思虑淡泊,那么对于名利得失,穷达荣辱这类身外之物自然就看得轻了;只要自己心里常常感到惬意满足,就觉得自己的心性不会违背宇宙万物的至理常道,一切皆可顺情适性,随遇而安。诗人兴奋之余,竟想把这番领悟出的人生真谛,赠予那些讲究养生(摄生)之道的人们,让他们不妨试用这种道理去作推求探索。这种因仕途屡遭挫折、政治失意,而又不以名利得失为怀的豁达胸襟,在那政局混乱、险象丛生、名士动辄被杀、争权夺利剧烈的晋宋时代,既有远祸全身的因素,也有志行高洁的一面。而这种随情适性、“虑澹物轻”的养生方法,比起魏晋六朝盛行的服药炼丹、追慕神仙以求长生的那种“摄生客”的虚妄态度,无疑也要理智、高明得多。因而不能因其源于老庄思想,或以其有玄言的色彩,便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何况在艺术结构上,这四句议论也并未游离于前面的抒情写景之外,而是一脉相承的,如箭在弦上,势在必发。
此篇除了具有刘勰所指出的那些宋初诗歌的普遍特征之外,还具有两个明显的个性特点:一是结构绵密,紧扣题中一个“还”字,写一天的行踪,从石壁——湖中——家中,次第井然。但重点工笔描绘的是傍晚湖景,因而前面几句只从总体上虚写感受。尽管时空跨度很大,但因虚实详略得宜,故毫无流水帐的累赘之感。三个层次交关之处,两次暗透时空线索。如“出谷”收束题目前半,“入舟”引出题目后半“还湖中”;“南径”明点舍舟陆行,“东扉”暗示到家歇息,并引出“偃”中所悟之理。针线细密,承转自然。其次,全诗融情、景、理于一炉,前两层虽是写景,但皆能寓情于景,景中含情。像“清晖”、“林壑”、“蒲稗”这些自然景物皆写得脉脉含情,似有人性,与诗人灵犀相通:而诗人一腔“愉悦”之情,亦洋溢跳荡在这些景物所组成的意象之中。正如王夫之所评:“谢诗……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古诗评选》)结尾议论,正是“愉悦”之情的理性升华,仿佛水到渠成,势所必然。前人赞其“舒情缀景,畅达理旨,三者兼长,洵堪睥睨一世。”(黄子云《野鸿诗的》)信非溢美。全诗充满了明朗奔放的喜悦情调,确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敖陶孙诗评》)难怪连大诗人李白也喜欢引用此诗佳句:“故人赠我我不违,著令山水含清晖。顿惊谢康乐,诗兴生我衣。襟前林壑敛瞑色,袖上云霞收夕霏。”(《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即此亦可见其影响之一斑。
上片写作者第一次于早春时节赏游西湖的情景。西湖之春来得早,去得快,蕴含时光易逝的遗憾。“尝爱西湖春色早”直抒胸臆,以西湖早春与暮春相对比,表明对西湖早春的喜爱之情。早春虽是“腊雪方销”,乍暖还寒,但“已见桃开小”,预示好景在前,风光无限。而暮春却是“顷刻光阴都过了”。“倾刻”句表明在作者的感受中,美丽的春天一下子就过完了,很快就看到那绿叶苍翠成荫、红花稀少凋零的暮春了。这种感受中作者伤感的不仅仅是春天过快地逝去,他伤感的是韶华和生命如这春光一样无情而逝,充满了悲怆的味道。只余“绿暗红英少”,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这同下片“老去”构成对应,使人明白他为什么喜爱早春了。上片作者描绘了一幅早春图:冬天的雪刚刚消融,桃花就蓓蕾初绽,显得特别美丽可爱。西湖的春天可谓既来得早又很美丽。不过,在此时的作者眼中,美丽的西湖春景稍纵即逝。
下片以阔达的胸怀宽慰自己,抒发作者趁有余年以及时行乐的心态。“且趁余花谋一笑”的“余花”,表面是指“红英少”,但实际是指作者余年。虽有“笙歌”、“艳态”“萦绕”周围,但已无“风情”可言,只能任人斟酒,以谋一醉。即使光阴易逝,也要把握现在的美好,快乐地生活,所以趁着西湖还有几朵余花,赶紧欣赏。何况此时身边还有佳人在吹笙歌唱助兴呢。这是作者自我宽解之辞,词情转为旷达。然人老了,无论怎么样尽情畅饮,但毕竟不如少年风情,不可能再有少年时的浪漫豪放情怀。“老去”句,词情又一转,旷达中又有几分无奈。
全词乐景入笔,词情由乐而哀,变而为旷达,转而为无奈,将迟暮之人赏春时的复杂心情表现得细致人微,形象生动。
这是一首离别的诗歌。诗人以行军途中所见太行山景色为题材,用饱含激情的笔墨,描绘出了太行山巍峨险峻、黄河气势磅礴的宏伟画卷,谱写出了抗战年代里太行山区雄奇壮美的自然风貌以及军民万众一心,英勇斗争的精神面貌。诗人以美术家的眼光,巧妙选择景物、切取场景,组合成远近结合、色彩艳丽而且洋溢着战斗激情的画面,抒发了不畏强敌、同仇敌汽、敢于胜利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
首句写山,次句写河,既表明“出太行”的行程,又显示爱我山河的豪情。诗人“出太行”后“经洛阳”,必然要跨越黄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又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的“天险”。作为无产阶级军事家的朱德,来到波涛汹涌的黄河边,他满含深情地“一望收”,只在远看一眼之中,已把万里黄河的雄伟形象全部收入眼底,那种迫不及待的热情和无比广阔的胸襟,已被表述无遗。他之所以如此地向往黄河,热爱黄河,着眼点就在于它是“天险”。在“抗战紧急”的关头,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正在黄河之滨与日本侵略军凭险抗击,浴血奋战。一定要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豪情壮志和坚定信念,正在诗句之中激荡回旋着,这就是令人感到它有气壮山河之伟力的原因。
紧承次句,第三句展开对“出太行”后“经洛阳”、“中途返延安”的行程所见的描写。由于诗人经洛阳、抵西安时,日寇两万余人正围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并进迫中国陕甘宁边区,诗中实写由黄河以北的太行,经过黄河以南的洛阳,而后沿黄河岸边折转延安的路线。其中既有八路军对侵华日军的“抗战”,又有八路军对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予以自卫还击的“内战”。这两种类型的战争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红似火”三字则把这燃遍黄河两岸的战火作了形象鲜明的描写。“抗战紧急”之际,不该“内战又起”,使得亲痛仇快,“国人皆忧”。朱德既为黄河两岸燃起了抗日的燎原大火而高兴,又为黄河两岸燃起了内战的遍地烽烟而痛心,他那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复杂心情,在这句诗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正因如此,结句就顺势而出了,点明了“出太行”的主旨。为了一致对外,团结抗日,总司令奉党中央之令“中途返延安”,共商“去重庆谈判”的具体策略和内客,以迫使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如果谈判成功,自能解除国忧,告慰“同仇”。一个“当”字,表明诗人为谈判成功而要竭尽全力的良好愿望,至于蒋介石是否能有停止内战的诚意,还得看事态的发展,显示出诗人用词下字的准确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