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孔巢父执意离开长安，蔡侯为之设宴饯行，杜甫在宴上赋此诗以表达依依不舍之情，并在诗中赞扬了孔巢父的高风亮节。
此诗前四句叙述孔巢父辞别长安去往江东。五至八句写的是诗人对孔巢父此去途中的想象之情境。九至十二句言孔巢父对人生有独特的见解，对功名利禄看得很淡，且归隐之心已决。十三至十六句写蔡侯置酒为孔巢父饯行的情景。最后两句请孔巢父转达对李白的问候，点明题中的“兼呈李白”，从侧面点出了李白与杜甫之间的深厚情谊。
孔巢父此去，意在求仙访道，故诗中多缥缈恍惚语，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也可以看出杜甫早期所受屈原的影响。
除诗歌与论说文外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在唐代辞赋史中，乃至整个辞赋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环节，其存赋十一篇，与唐代各家所存辞赋数目相较，也不算少了。马积高在其著作《赋史》中评价中唐时期的辞赋家，列柳宗元为首位，韩愈、刘禹锡并列其次，又将柳宗元之辞赋同屈原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而实际上，刘禹锡本人也是对自己的文章水平颇有自信的，在其《子刘子自传》中他说：“天与所长，不使施兮。”这里的“所长”指的即是自己的长于文词，而在这“文词”之中当然也包括辞赋在内。在刘禹锡的十一篇辞赋作品当中以《秋声赋》最受后人推崇。
由于刘禹锡的辞赋多数创作于贬谪时期，因此逐臣之悲与怀才不遇便成了其辞赋创作的重要主题，骚怨情怀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同时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也贯穿始终。此外，除了反映贬谪愁思的作品，其辞赋还有应试科举所作的律赋——《平权衡赋》，怀古伤今的《山阳城赋》，悼亡的《伤往赋》，描写景物风俗的《楚望赋》。作为唐代重要的文学家与哲学家，刘禹锡的诗歌成就较高，是唐诗研究的重要领域，而诗文又为当时的文学主流，故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必然要受到其诗歌创作影响的。例如刘禹锡诗歌的主题便影响着他辞赋的主题，许多在其诗歌中描绘的场景画面、表达的情感内容，同样也出现在他的辞赋作品中，因此研究其诗文与辞赋的互动关系是其辞赋研究的有利环节。
这首小诗首句写人，次句写景，结尾两句写回头去看浦中小舟。诗人夜泊江中，信步江堤，霜冷风凄，黑夜漆漆、只有泊舟处一点孤灯，透一点光亮，送一丝温暖。此诗曲折地表达了诗人孤寂的心情。尤其后两句，似乎从旁人的眼中看自己的船，更增添冷峻感觉。全诗景象平易，自然天成，但在布局上又颇见匠心。诗写夜泊之景，不从夜泊之地写，而是选择了堤上回看的视角，使四句小诗显得极为婉曲。
一二句即紧扣题目，为下句铺垫，也为全诗伏笔。前两句描写诗人步出船舱，走上江堤，顿感江风寒冷刺骨，霜气凛冽袭人，并缀一叠词“棱棱”，不仅摹绘出江边秋夜的寒意，同时活画出诗人在江堤寒风中凄冷的情态。
三四句写诗人伫立寒风中的江堤上，“回看”“夜泊”处的情景。“回看”二字绝妙，且含蕴丰富，既有站立江堤寒风中对舱内温暖的眷恋，又有一片漆黑夜色中欲有所发现的意愿。结句“芦荻花中一点灯”，在景致变化中使诗人心情为之一振，由“水风霜气”一抑中，情调为之一扬。“芦荻花”照应第二句“水风霜气”。诗人回看“深浦停舟处”，为浓厚夜幕所笼罩，为茂密芦荻所遮蔽，漆黑模糊夜色深沉，那既不显眼又不足道的“一点灯”，俨然“黑暗王国中一线光明，诗人心目中一丝暖意”。“灯”前置以“一点”，正面写灯，侧面烘托，使夜色更浓更广，使深沉的夜色具有了视觉形象，是以明写暗艺术手法的巧妙使用，因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全诗二十八字，所烘托的景象，形象贴切地衬托出“浦中夜泊”的情景。景象平易，但却自然天成；布局巧妙，又独具匠心。写夜泊，选择了江堤上回看的独特视点，形象地写出了一个没有月色、连视觉也失去作用的秋夜。之所以说“独特”，是由于全诗视角不凡、立意不俗、选材别致、烘托深广，由第二句的感觉，到三、四句转向视觉。尤其是写与“夜”与“月”有关的诗，白居易作品中举不胜举，除了著名的《琵琶行》《燕子楼》之外，还有《村夜》《江夜舟行》《襄阳舟夜》《舟夜赠内》《雨夜忆元九》《曲江夜归闻元八见访》等等，一般写夜景离不开月色的烘托，有月才具备韵味，有月才景色绚丽，有月才使人留连，而《浦中夜泊》，没有月色，避开白描，用侧面烘托的独特视角，生动地写出了“浦中夜泊”的别致景象。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这首诗通过描写湘江秋舞的苍茫、寂寥景色，抒发诗人的怀才不遇之感，语意极为沉痛、悲凉。
诗歌一开篇便起得雄浑壮阔。“湘上阴云锁梦魂”，这一句不但形象地描绘出暴舞将至之时的那种风急浪高、阴云密布的景色，而且点明题意，交代因舞受阻、夜宿湘江的缘由。一个“锁”字，流露出诗人被迫困于此地的无奈和怅惘。不过，由于整句取景壮阔，无奈怅惘之中并无衰飒之气，反倒更加激发了诗人的豪情壮志，所以接下来的“江边深夜舞刘琨”一句，诗人即用刘琨闻鸡起舞的故事，表明自己奋发振作、立志救时的抱负和决心。
颔联则转为描写湘江的秋舞景色。“秋风万里芙蓉国，暮舞千家薜荔村”，这两句既对仗工整，又写景壮丽。秋风暮舞之中，诗人眺望远方，只见湘江两岸，满目所见，尽是花枝繁密的芙蓉和随风摇曳的薜荔，煞是美丽。描写“芙蓉”的诗句最早见于中唐柳宗元《芙蓉亭》：“新亭俯朱槛，嘉木开芙蓉。”名之以“芙蓉国”和“薜荔村”，本已极言其多、其盛，再加上“万里”和“千家”的修饰语，则显得更加幅员辽阔，展现出一片广阔无边的花海和绿色原野，面对这样的壮丽景色，诗人的心境也不由得更加开阔了。
颈联由写景转入抒情。其中“乡思不堪悲橘柚”一句，主要抒发诗人的思乡之情和生不逢时之悲。橘树生长于南方，一旦移植到北方栽种，因为气候、土壤等条件的变化，结出的果实味道就会有所不同，所以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之说。湖南地处南方，故盛产橘柚，何况眼下又是橘柚成熟的季节，湘江两岸必定是金黄一片、硕果累累。诗人见此情景，对于橘树的适得其所，不禁心向往之。相形之下，自己滞留此地，已是身不由己，再加上生不逢时、有志难骋的遭遇，不觉更加凄苦、悲凉。于是，只能将满腹辛酸化为一声“旅游谁肯重王孙”的呼喊。“王孙”语出淮南小山《楚辞·招隐士》，意为隐居的贤士，后来也用来称呼游子，此处则二意并存，借指诗人自己。诗人怀抱经世之才和救世之志，然而却始终不被重视，只能到处漂泊，这其中的苦楚却无人明白。
尾联则以写景作结。“渔人相见不相问，长笛一声归岛门”两句，暗用屈原与渔父之事。屈原虽然不被世人理解，但是尚有渔父与之对话，而自己竟然连屈原都不如，一种世无知音的悲愤溢于言表，令人感慨万千。
此诗写景抒情，章法严密。一方面情景分明，二者相问写来；另一方面又能融情人景，表现出由雄壮到悲愤的巨大变化，因此极易打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