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家有主张“词不宜和韵”的,因为词句参差,音律很严,难以使抒写的情思与限定的声韵吻合无间。但乐此不疲以聘其才的仍大有人在,其“善用韵者,虽和犹如自作”,这首小令便是如此,因而颇为著名。
先是贺方回写了一首《青玉案》,以词中之句改调名为《横塘路》,其结语“试问闲愁知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传诵一时,交相赞誉。黄庭坚与贺交好,赋诗《寄贺方回》:“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公元1103年(崇宁二年),黄为赵挺之、陈举所构陷,贬谪宜州(今广西宜山)。其兄黄大临,知其喜爱贺词,便依贺韵写了一首《青玉案》送别。翌年庭坚至宜州后,又依贺韵奉和其兄。惠洪青年时曾为县小吏,因庭坚喜其聪慧,教他读书,后来才成为海内名僧的。庭坚流放过湘江时,惠洪曾入舟陪送,时达一月,足见交情深笃。为了与庭坚兄弟唱和,也依贺韵写了一首《青玉案》。三首俱步贺词原韵,成为词林佳话。
惠洪这首和作从长亭惨别到旅舍苦思,外景内情,相反相成;忆想、现实,交织其间,突出离愁之既深且苦。
上片表现别时情景。长亭折柳,从此远别,牵动愁肠,是以生恨。故落笔先写出这揪人心肺的一幕:长亭别恨。“绿槐烟柳”,乃三春美景,与饯行送别的“长亭路”联系在一起,形成强烈反差,实即以乐景衬哀情,使人倍觉黯然魂销。“取次”,随便,这里有草率之意。试想离人黄庭坚已是遭贬流放的罪臣,奉诏即行,焉敢滞留,其匆匆成行、草草送别之仓惶情状,实亦不难想象。著一“恨”字,实含无限伤感。进而表现离别之际的思绪。试想离人此去宜州,“千峰万嶂”、“远山修水(黄大临和词之句),年近花甲而遭此坎坷,能不忧谗畏谤,思亲怀旧,愁怀惨怛,孤寂难堪?能不倍感时间漫长,痛苦的日子难以打发?”“日永如年愁难度”,虽是赋体直陈的本色之语,确也令人直觉肠回九转,凄惋欲绝。再进而表现离人上路之后的情景。试想离人虽然踏上流放之路,怎能割舍亲友!因此立马据鞍,频频回首。只是却被暮云遮断了视线,连开封那样的高城都望不见,怎能望见站立在高城上送行的亲友!词中虽只刻画离人踟蹰不前的索寞身影,但其依依不舍、怅怅不已的凄凉心境却已生动如见。庭坚和词中曾自述感受:“烟中一线来时路,极目送,归鸿去。”取景与此不同,意境却极其近似,果然是彼唱此和,“心有灵犀一点通”。
下片描述旅舍离愁。换头直承而下,从傍晚到天晓,集中表现这乍尝别离滋味的第一夜的凄悲境况。孤鞍远去,投宿时天已傍晚。可旅舍怎能和家相比,试想离人此际触处所及,无一习惯,怎能不默默回想和亲人话别的那幕情景,其所以默默存想,暗暗思忆,既是重视深情、珍藏心底的慰藉,也是被迫分离、难以言宣的苦痛。“千万句”,造语平淡,却可启发联想,既能想见亲人反复再三、不厌其烦的关切情态,更能想见亲人既温存体贴又焦急担忧的寸寸柔肠。单纯写苦,不见其苦;忆乐思苦,其苦倍增;从离人唯一的慰藉反映出离人无穷的苦悲,和以乐景写哀情的机杼如出一辙。于是以高度概括的笔力形象生动地表现离人这一夜的孤苦凄凉:薄单单的被盖,孤零零的枕头,静寂寂的夜晚,又有惹人心烦的潇潇雨声,滴滴答答一直落到天亮。仅此现实苦况,已是令人不胜凄怆。再借“梦回”之际,引起对比,强化愁思。思念萦回,形诸梦寐;试想离人思绪,不难想象梦中之景。于是梦里家庭的温馨欢乐与眼前旅舍的冷寂孤苦,映照分明,顿觉满纸生愁,其哀至极。这样以虚衬实,确能以少胜多,艺术内蕴更为丰富,审美佳趣因而倍增。
惠洪言情,之所以真挚贴切、哀婉动人,首先是善于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准确体察离人的心境,因而感同身受,悲如己出,能够委曲尽致地代抒离人的愁思,不愧为黄庭坚的忘年知己。加以善于捕捉初感,选材多是新离乍别的典型情景,能够造成创深痛巨、记忆犹新的强烈印象。并且又善于利用艺术空白,以虚见实,苦乐相形,容易调动人生的共同体验,激起情感的共鸣,因而大大增强了审美情趣。
第一首,起句先写重阳后的菊花无人观赏。“寂寞”,无人到来;“东篱”,特指菊花栽种之地;“湿露华”,菊花带着湿露,犹鲜嫩可爱。后三字与前二字对照,以见无人见赏的可惜,七字之中,自为比照,词意充实。第二句又申述菊花之美,与重阳前比较,进一步比照。“依前”,不异重阳之前;“金靥”,形容金黄色的菊蕊;“照泥沙”,光彩照地,然只独照泥沙,有伤叹之意。第三四句“世情儿女”指世俗之人;说他们没有超脱的情趣,即“无高韵”,所以只能应着节日故事,“看重阳一日”之“花”,实际上意在求福求寿,不解赏花。此诗借看菊事刺世人庸俗。
第二首,起句写过了重阳“登高节”后,菊花尚新,也即第一首前二句的意思。第二句写“酒徒”与所谓的“诗客”,都没有声息了,不再来赏菊花了。第三四句说菊花在节日与节后受人们的不同对待,恰好像当官的人辞官之后,“亲交”都不再“到门”探访一样。范成大做过大官,这时“致仕”家居,大概也尝过世人这种冷淡的况味,故见重阳后的菊花有感而一发之。这首诗借看菊事刺世人的“势利”。
这是台州(今浙江临海)、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农民大起义时写在旗子上的歌谣,故称树旗谣。
元朝统一江南之后,对江南地区的汉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据《元史》记载,当时带兵南下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这些北方来的蒙古贵族统治者与当地的豪绅富户互相勾结,欺压百姓,人民的生活之困苦就不难想象了。而“天高皇帝远”,寄托着人民诸多希望的皇帝高高在上,仿佛不可企及,唯任那些官僚机构日益膨胀,“民少相公多”,贪官污吏四处繁衍。悲苦无告的人民受尽这些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他们只好起来造反了。
正如这首歌谣所唱的: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受尽苦难的民众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生活,群起而反抗。自古以来官逼民反,势所必然。 于是在元末,浙江东部一带的农民,纷纷举起义旗,进行反抗。接着,江淮流域的农民也起来响应,并影响到红巾大起义。明代黄溥《闲中今古录》对这段历史有所记述: “元到末年,数当乱,任非其人,酷刑横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云云。由是谋反者各起。黄岩方谷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遍四方矣。”
这首写在起义旗帜上的歌谣正是揭示了劳动大众当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而反抗的原因。于此我们今天仿佛还能看到当时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斗争浪潮席卷着大江南北,强烈摇撼着危机四伏的元朝政权。 这首歌谣虽只短短四句,却能抓住主要的方面,揭示出在那种环境逼迫之下人民不得不反的历史现实。四句之中,前三句展示了当时严峻残酷的环境。相公,指官吏。后一句则逼出处于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诸多的原因导致最终“不反待如何”的后果。而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前三句是铺垫,最后一句收束,因而具有言简意赅、调促情切的感人效果。
这首词的写上阙春日游摩诃池所见,表现出一派上下安于逸乐,毫不以国难为念的局面;下阙表达词人惆怅年华渐老,功名梦断,只能茫茫然地随众人沉醉于安乐的满腔郁闷。全篇情景交融、含蓄深沉,富有感染力。
上阙首句以“追游”二字总括,下文铺展开来。词中点染出诱人的美景,暗示春光对游人的召唤。词中又描绘了锦城士人“金鞍争道,香车飞盖”的那种近乎疯狂的游春热潮。五彩缤纷,笑语喧闹,作者的笔下有声有色,写来相当传神。
下阙笔锋陡转,在欢乐的游春人群中出现了一位独自向隅满怀愁绪的特殊游客,这就是词中的抒情主人公——作者陆游自己。他一方面叹老,由于“年华暗换”、“雨收云散”,心境已自不同,面对繁华热闹的场景,他的脑子里却充满了摒除丝竹、收拾铅华之类的反向叫思维。另一方面是思乡,由于愁绪满怀,他眼中的春景也失去了光彩,只不过是一片“乱山孤垒”,几座“危楼飞观”而已。作者抒写自己的愁绪,用笔很是别致,尤其是“镜奁掩月,钗梁拆凤,秦筝斜雁”三句,把美好的东西涂成灰暗的色调,饶奁无光,风钗散落,筝柱歪斜着闲列两旁。这是以物喻人,而且达到了深入内心的程度。结尾处,以漫天飞舞的杨花比喻愁苦,很像北宋词人“贺梅子”笔下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而陆游却是把自己的愁绪混和入于其中,使之充塞于天地之间。
全篇运用以乐景衬衷情的方法结构成章。上片,极写成都名胜摩诃池暮春景色之明媚多彩及士女游乐之狂荡奢靡。冶游者中,自然有诗人的身影,但他似乎别有心事。“看金鞍争道”云云,一个“看”字,暗含冷眼旁观之意。换头处忽以“惆怅年华暗换”一句跌出铺叙春游景象的本意:美好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而自己却一事无成,“身在天涯”,流宕无归!“镜奁掩月…”的男女旧欢之丧失,只是一个陪衬,“乱山孤垒,危楼飞观”的身世家国之悲才是抒情的主线。篇末“叹春来只有,杨花和恨,向东风满”,融情人景,以飘零的杨花自喻身世,更是凄恻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