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表达了诗人对远离久别丈夫的真挚感情，隐约透露了她忧虑丈夫移情别恋的苦衷。全诗刻画心理活动既细致入微，又具体形象，诗情画意，跃然纸上。
首联一开头，就通过手的动作来展示心理活动。她提起“丹青”画笔，正想下笔作画。然而，她犹疑了。不知道该怎么画，还是“先拈宝镜”，照照容颜吧。可是一“拈宝镜”，却给她带来一股“寒”意。“宝镜”“寒”的原因，分不清是冰凉的镜体给人一种“寒”的感觉，还是诗人的心境寒凉。一“寒”字，既状物情，又发人意。
颔联进一步写诗人对镜自怜：她心中已自感玉容憔悴，而此刻细细端详，发觉鬓发也开始有点稀疏了。“惊”是因为“颜索寞”而引起的心理活动。“已惊”表明平素已有所感触，而此时照镜，更惊觉青春易逝。“颜索寞”，明显易见；“鬓凋残”细微难察，用“渐觉”一语，十分确当写出她愈来愈苦这一心理状态。
颈联中“泪眼”代指诗人的肖像，“愁肠”指心灵的痛苦。一“易”一“难”，互为映衬。这里用欲抑先扬的手法，在矛盾对比中，刻画怀念丈夫的深情。汤显祖《牡丹亭》第十四出杜丽娘自画肖像时说过两句话：“三分春色描将易，一段伤心写出难。”当是脱胎于此。
尾联点出写真寄外的目的。诗人辞恳意切地叮嘱丈夫：“想你大概把我完全忘光了吧，送上这张画，让你时时看看我。”“恐”，猜想，是诗人估量丈夫时的心理状态。一“恐”一“浑”，准确地描绘出自己微妙的感情活动。本来，仆人回家取琴书等物时，诗人察觉丈夫已有“别依丝萝”、把糟糠之情全“忘却”的意向。但她在诗中却避免了作正面的肯定，而用了估量、猜测的口吻，这就不致伤害丈夫的自尊心，而且给他留下回心转意的余地。一“恐”字，把诗人既疑虑又体谅丈夫的感情，委婉曲折地吐露出来，可谓用心良苦。末句，直陈胸臆，正面规劝丈夫：“时展画图看”，遥应首句，语短情长。
此诗对人物的神态动作描写和心理活动的刻画是很出色的。它也从侧面透露出封建时代妇女的不幸和痛苦。全诗情感表达真挚，有很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据记载，南楚材看了这首诗后，回心转意，辞掉了颍地长官的那桩婚事。
这首诗按照诗人游览的路线展开描写，从飞来峰入手，写到灵隐寺本身和出来见到的景色，最后写到诗人出来后的感想和打算。全诗思路清晰顺畅，语言凝练自然，描写了灵隐寺及其附近一带的奇丽风光，整体上看清新雄壮，还带有一些出世的洒脱。
首联描述灵隐寺的地理位置和概貌：“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寥”，是说静穆的寺院座落在高峻葱郁的飞来峰山麓，更显得庄严清寂。鹫岭：即印度灵鹫山，这里指灵隐山的北高峰即飞来峰。郁：茂盛葱茏之意。岧峣：高峻；高耸。龙宫：借指灵隐寺，相传龙王曾请佛祖讲说经法，佛祖所在之地故称龙宫。“锁”
字透露出佛门清静空寂的永恒。“鹫岭”、“龙宫”，连用两个典故，上下对得精切自然，神话色彩浓郁，引人浮想联翩。排律首联一般不对偶，而这里对得流走自然，给读者以整齐和谐的美感。
第二联“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上句写的是远景，海上日出，光芒四射，红霞满天。下句写的是近景，江潮澎湃，白浪滔滔。入胜境而观佳处，开人胸怀，壮人豪情，怡人心境，这两句以工整的对仗和壮观的景色成为千古流芳的佳句。这里的字句并不奇异，辞藻也不繁富，然而却能给人以特殊的美感。
第三联“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子：桂树的种子。桂树开花不结子。天竺桂结子。传说灵隐寺和天竺寺每到秋高气爽时节常有似豆的颗粒从天空降落，称为桂子。天香：祭神的香。北周庾信《奉和同泰寺浮图》诗：“天香下桂殿，仙梵入伊笙。”月宫桂子撒落下来，纷纷扬扬，异响阵阵；龙宫中的香烟袅袅升起，直入云天，上下交织成一个清幽空灵之境。这联诗借用神话传说表现了灵隐寺声色香怡人的特色。
诗的前三联是正面写灵隐寺，下面三联转入侧面衬托。诗人以游山寻胜的所观所感为灵隐寺绘出了一个清幽旷远的背景：藤萝覆道，古塔遥望，泉流潺潺，山花傲霜凌冰。这一切都显示出古朴、静洁、脱俗之美。诗人深受此胜境的感应，不由自主地赞叹：
“夙龄尚遐异，搜对涤烦嚣”。他自幼向往各处的奇山胜景，这次寻幽访胜如愿以偿了，使他忘了人世间的烦恼和焦燥。
最后一联“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这是写诗人的幻觉，他已经沉醉了，误把灵隐当作天台，竟有点飘飘欲仙了。天台山是著名的佛教圣地，石桥传说是神仙所居之处，“汉刘晨、阮肇入天台采药，遇二女子，留半年求归，抵家已七世矣。”诗中暗寓了这个美丽的神话传说，以自己的感受进一步赞叹灵隐寺地势山水环境的优胜，简直可以和天台媲美。
整首诗按照诗人游览的路线展开描写，第一联，从外部环境飞来峰入手，接着写到灵隐寺，第二、三两联写的是灵隐寺中的景色，四、五两联是从灵隐寺出来见到的景色，最后两联是诗人离开时的感想和打算。思路清晰顺畅，语言凝练自然，描写了灵隐寺及其附近一带的奇丽风光，并在诗歌的结尾稍稍表示出了他出世归隐的意向。全诗意境开阔，构思奇妙，景色描写清丽淡远，开启了唐代山水诗的道路。
这是一首咏物词。词人移情杨花，赋予它人性，借花之飘零写自己流离失所的悲哀。
上阕写自己飘零四海，无处寄身的亡国之叹，“似东风老大，那复有当时风气。”起笔写东风无力，失去当时活力，哀情流露。“有情不收，江山身是寄，浩荡何世？”杨花此时本是柔情万种的，然而作者眼中看到却终须飘零。对比的反差反映了作者眼中皆悲色，反映出心境的悲凉。“但忆临官道，暂来不住，便出门千里。痴心指望回风坠，扇底相逢，钗头微缀。”，词人借杨花之口回忆起当年“临官道”的无忧生活。然而这种都城之内的逸乐并没有持续多久，国家就灭亡了，触景生情，以欢喜之物衬托出内心的无限悲伤。又用比喻的手法将自己比作无根的蓬团，然而依然盼望“扇底相逢，钗头微缀”，对偶的修辞突出了作者它希望能重回都城，重温那轻歌曼舞的快乐时光，此时作者又笔锋一转，“他家万条千缕，解遮亭障驿，不隔江水。”这几句写杨柳万千枝条能够遮蔽亭台驿站，却不能隔断滔滔江水。表达了词人的思归之情正似这滔滔江水，不可遏止。
下阕写词人浪迹萍踪、前途灰暗的感叹。“瓜洲曾舣，等行人岁岁，日下长秋，城乌夜起。帐庐好在春睡，共飞归湖上，草青无地。”词人巧妙的利用借杨花之口说明自己曾在扬州客居，“等行人岁岁”则用叠字突出了作者寄居时间之长和内心忧伤，盼望着春风将它带回京城。“愔愔雨、春心如腻，欲待化”作者将细雨、柳絮、杨花三种意向结合在一起，衬托内心的失望和对故土的想念，“点点抟作、雪绵松润”，将生命比作雪球，将借景抒情和直接抒情相结合，进一步升华了词人的哀怨和悲痛。整句词写得十分悲哀，词人将亡国之痛、羁旅之愁，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对前途的绝望，借杨花的遭遇娓娓道出，哀怨缠绵，十分感伤。
该词深婉含蓄，运用象征手法，构思立意均模仿苏轼《水龙咏》“咏杨花”一词，但笔力稍逊，词意也较晦涩。
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侬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