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东山上建有白云堂和明月堂,所以诗里那蔷薇、那白云、那明月,都不是信笔写出的,而是切合东山之景,语带双关。李白的诗就有这样的好处,即使在下笔时要受东山这样一个特定地点的限制,要写出东山的特点和风物,但成诗以后,仍显得极其自然和随意,毫无拘束之态。
李白向往东山,是由于仰慕谢安。这位在淝水之战中吟啸自若,似乎漫不经心地就击败苻坚百万之众于八公山下的传奇式人物,在出仕前就是长期隐居东山。当匡扶晋室,建立殊勋,受到昏君和佞臣算计时,又曾一再辞退,打算归老东山。所以,在李白看来,东山之隐,标志着一种品格。它既表示对于权势禄位无所眷恋,但又不妨在社稷苍生需要的时候,出而为世所用。李白向往的东山之隐,和谢安式的从政是相结合的。在陶醉自然、吟咏啸歌之际,并不忘情于政治;而当身居朝廷的时候,又长怀东山之念,保持澹泊的襟怀。李白一生以谢安自期、自比。“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忆旧游赠谯郡元参军》)“谢公终一起,相与济苍生。”(《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都是在不同的处境和心情下,从不同的角度想到谢安和东山。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大约正在长安。唐玄宗亲自下诏召他进京,看来是够礼贤下士的了,但实际上并没有给他像谢安那样大展雄才的机会。相反,由于诗人的正直和傲慢,却招惹了权贵的忌恨。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说:“丑正同列,害能成谤,帝用疏之。公(李白)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这就是李白这首诗的背景。从“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可以看出,诗人在默算着离开“东山”(实际上指进京以前的隐居之地)的时日。流光如驶,岁月老人。他有像谢安与东山那样的离别,却未成就像谢安那样的功业。因此,在诗人的沉吟中,已经包含着光阴虚度、壮怀莫展的感慨了。当初,诗人告辞东山时,同样也舍不得丢开那种环境和生活,只不过为了实现匡国济世之志才暂时应诏而去。但如今在帝城久久淹留却毫无所成,自然对不起东山的风物。所以“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两句中所包含的感情,一方面是向往,一方面又有一种内疚,觉得未免辜负了那儿的白云明月。
“我今携谢妓,长啸绝人群。”形象地说明了,饮酒、狎妓、观舞并且亲自歌舞,是李白的生活方式之一。“欲报东山客,开关扫白云。”表现了对谢安的隐居生活的向往。
这两首诗应该看作是李白的“归去来辞”。他向往着东山,又觉得有负于东山。他是要归去了,但他的归去却又不同于陶渊明。陶渊明是决心做隐士,是去而不返的。李白却没有这种“决心”。“东山”是和谢安这样一位政治家的名字结合在一起的。向往东山,既有隐的一面,又有打算待时而起的一面。“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他的东山之隐,原来还保留着这样一种情愫。诗中李白隐以谢安这样一个人物自比,又用白云、明月来衬托他自己的形象,那东山的白云和明月显得十分澹泊、明洁;而李白的情怀,便和这一切融合在一起了。
这是一首入律的七言古风,全诗十二行,以韵脚转换为标志,分为三层。
“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这两个比喻句,与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同一机杼。“捣麝成尘”、“拗莲作寸”,显示所受戕害凌迟之难忍。但尽管如此,仍然“香不灭”、“丝难绝”,尤见情意绵邈,之死靡它。然而这所咏相思,却非儿女私情。三、四两句“红泪文姬洛水春,白丝苏武天山雪”,均为倒文,意思是:文姬红泪如洛水春汛,苏武白丝似天山雪峰。天山与洛水,一在塞北,一在中原,两句互文见义,同是身在匈奴,心在汉朝的意思;血泪如涣涣春水,白丝似皑皑雪山,则以富于浪漫色彩的奇想,极写苦恋父母之邦的浩茫心事。以上是诗的第一层,借比喻、典故,渲染故国之思,是进入正题前的序曲。
第二层四句:“君不见无愁高纬花漫漫,漳浦宴馀清露寒。一旦臣僚共囚虏,欲吹羌管先汍澜。”运用对比手法,写高纬纵欲亡国,是全诗的主体。“君不见”,是七言古诗的句首语,用在首句或关键处,起呼告及引起注意的作用。这一层,前两句写齐亡以前。“无愁”,讥讽高纬临危苟安,终日耽于淫乐:“花漫漫”,形容豪华奢靡,一片花花世界。齐都邺城临漳水,故云“漳浦”;宴余夜深,清露生寒,既表现宫廷饮宴之无度,又借宴后的沉寂反衬宴时的热闹,令人想像那灯红酒绿、鼓乐喧阗的狂欢场面和主醉臣酣、文恬武嬉的末世景象,终究不无终了之时。后两句写齐亡之后,高纬君臣在长安为北周阶下囚,终日忍辱饮恨,往事不堪回首;偶以羌笛寻乐,也只是徒然引起漳浦旧梦,曲未成而泪先流。汍澜,承“红泪文姬洛水春”行文,意谓高纬在北国的处境比蔡文姬在匈奴更加难堪。
第三层前两句“旧臣丝鬓霜华早,可惜雄心醉中老”,照应“白丝苏武天山雪”,写北齐遗民的亡国之恨。当年那些邺都旧臣,空怀复国之心,苦无回天之力,只好深居醉乡,借酒浇愁,一任岁月蹉跎,早生华发,着实可叹可怜。后两句“万古春归梦不归,邺城风雨连天草”,暗示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道理,万古皆然,对晚唐统治者敲起警钟。年复一年,代复一代,自然界的春天岁岁如期归来,邺城繁华的春梦却一去不返,唯见连天荒草在凄风冷雨中飘摇,与当年“无愁高纬花漫漫,漳浦宴馀清露寒”的盛况互相映衬,令人油然而兴今昔沧桑的慨叹,并从中悟出盛衰兴亡之理。全诗以景物描写作尾声,含有余音不尽的妙趣。
这首诗对腐败的晚唐统治集团不失为一剂有力的针砭,不过这种针砭并未引起统治集团的警醒。
这首七古在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缘情造境,多方烘托。诗的主旨在于揭示高纬亡齐的历史教训,而歌咏此事的诗句却只有六句,下余六句,开丝四句和结尾二句都是为渲染亡国之恨而层层着色的:先以麝碎香存、藕断丝连的比兴,写相思的久远;再用蔡文姬、苏武羁留匈奴的典故,写故国之思的痛切;而在叙述北齐亡国的血泪遗事之后,更越世代而下,以“邺城风雨连天草”的衰败景象,抒写后人的叹惋感伤。这样反复地烘托渲染,从时间、空间、情思各方面扩展意境,大大丰富了诗的形象,增强了抒情色彩和感染力量。
全诗五章,写冬寒时节诗人复还藩邑雍丘时的复杂情思。第一章以朔风起兴,抒写怀念魏都之情;第二章转入抒写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第四章透过朔风素雪,向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责询;第五章抒写对未来生活的瞻念之情。此诗时而借用典故,时而化用前人名句,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
大约诗人落笔之际,正是朔风怒号之时,所以首章即以朔风起兴,抒写“用(以)怀魏都”之情。魏都洛阳,远在雍丘西北。诗人在那里,曾经度过美好的青春时光,留下过少年的宏大梦想。从黄初四年(223年)七月离开那儿以来,至今又已五年了。朔风北来,听去似乎全都是往日亲朋的呼唤之声。古诗有“代马依北风”之句,说的是北方代郡的良马南来,一闻北风之声,便依恋地嘶鸣不已。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诗人因此凄楚地吟道:“愿骋代马,倏忽北徂(往)。”他是十分希望驱策代马,迎风扬蹄,飞快地驰往洛阳。不过,诗人此时的怀念国都,已不是为了寻回少年之梦,而是志在“捐躯济难”、列身朝廷、报效国家。每当凯风(南风)吹拂,他总要记起“蛮方”(指江南)还有“不臣之吴”。他在此年上明帝的《求自试表》中,就以“辍食忘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之语,表达了愿为征吴大业效力的急不可待之情。此章结句“愿随越鸟,翻飞南翔”,亦正化用了古诗“越鸟巢南枝”之典,抒写了诗人南征孙吴的壮志和渴望。其辞促情迫,正与上引《求自试表》之语异曲同工。
然而,诗人的这一壮志,总是化为碎坠的泡影。他的政治生涯,大多是在不断流徙的“汲汲无欢”中度过的。诗之第二章,由此转入对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抒写。“四气(节气)代谢,悬景(日、月)运周”,时光荏苒。诗人于太和元年(227年)徙封浚仪,至此复还雍丘,这一别正如一俯一仰,相隔并不太久。但在痛惜于光阴流逝的诗人眼中,却是“脱(忽然)若三秋(年)”,未免生出年华不再的失落之感。回想当时“初迁”,雍丘还是百花盛开的春日;而今重返故地,却已是“素雪云飞”的冬季。这四句,化用了《小雅·采薇》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将自身流徙往返的凄怆之感,与千年前西周戍卒重返家园的物换星移之伤,融为一体,显得愈加深沉、酸楚。
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
从黄初二年(221年)以来,诗人东封鄄城、北徙浚仪、二徙雍丘。八年之中,正如翻越于高山峻谷,忽而“俯降千仞”,忽而“仰登天阻(险)”,尝尽了颠沛流徙之苦。诗人因此慨叹于身如“风飘蓬飞’,不知何时才有安定之所。这两句,与次年所作《吁嗟篇》中“宕宕当何依”、“谁知吾苦艰”之语一样,饱含着诗人无数酸辛和泪水。如果仅仅是飘徙,倒还罢了。最使诗人痛苦的是,当局还明令禁止他与同胞兄弟相往来,这简直令诗人绝望。诗中接着四句,便是诗人绝望之中的凄厉呼号:“千仞易陟(登),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别!”极言险阻之可翻越,更反衬出当局者之禁令正如无情的“雷池”,难以跨越半步。兄弟的分离,恰似生死永别,令诗人怆然泣下。
诗人当然明白这悲剧是谁造成的。诗之第四章,即中断对自身飘泊痛苦的泣诉,透过朔风素雪,向始终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了责询。
前四句运用屈原《离骚》的比兴方式,以“芳草”喻忠贞之臣、“秋霜”比小人,愤懑地大声责问:你(君王)说过喜爱芳草,我就牢牢记着要把它们进献给你;谁料到它们荣华繁茂之际,你却驱使秋天的严霜,使它们归于憔悴凋零!“君不垂眷”以下,诗人又以凛然之气,表明自己的心迹:即使君王毫不顾念,我的忠贞之心,也决无改易。请看看寒霜中的秋兰,朔风前的桂木吧:它们何曾畏惧过凝寒,改变过芬芳之性、“冬荣”之节!“秋兰可喻”二句,于悲愤中振起,显示了诗人那难以摧折的“骨气”之“奇高”。
第五章为全诗结尾,抒写诗人对未来生活的瞻念。
君王既不眷顾,诗人的流徙生涯定是绵长无尽的了。想到这一点,诗人不禁忧从中来。弹琴放歌,虽可借以倾吐心曲,但无知音,没有人能和他同销忧愁;雍丘之地,自然亦有川泽可供“泛舟”,但无同志,没有人能了解他临川思济的政治怀抱。在《求通亲亲表》中,诗人曾这样描述他的孤寂生涯:“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这正是诗人最感痛苦的,难怪他在结句中发出“岂无和乐,游(交游)非我邻(同志);谁忘泛舟,愧无榜人(撑船者)”的啸叹了。
前人称曹植的诗“肝肠气骨,时有块磊处”(钟惺《古诗归》)。《朔风诗》正是一首颇有“块磊”的抒愤之作。诗人抒写胸中愤懑,吸收了《诗经》、《楚辞》运用比兴的成功经验,借助于“朔风”、“素雪”、“芳草”、“秋霜”、“飘蓬”、“天阻”种种意象,情由景生,物随意驱,辉映烘托,将心中的思情和壮志、哀伤和怨愤,表现得九曲回肠、悲惋感人。诗中时而借用典故,如“代马”、“越鸟”之喻;时而化用《诗经》名句,如“昔迁”、“今旋”之比;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如“别如俯仰,脱若三秋”等等,均思致灵巧、意蕴深长,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
诗人运笔的徐疾变化、辞气的抑扬宕跌,更表现了一种“兔起鹘落”的气象。就一章来说,诗情时有起伏。如首章前四句叙怀思,哀婉低回;后四句抒壮志,辞促情迫。就全篇来说,章与章之间,亦往复回环、顿跌奋扬,呈一波三折之形。首章徐徐振起,二章平缓悠长,三章啸叹直上,四章于结尾忽作金石掷地之声,五章复以悠悠之叹收束。这些,都可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王世懋《艺圃撷余》)。
这是一首描写离别情绪的小令,用代言体写男女离别相思,从语言、结构到音情都有值得称道之处。
“自送别,心难舍,一点相思几时绝。”自从送别以后,心中万分难舍,一点相思之情,绵绵不断,不知何时能停止?作者以主人公——一名与爱人分离的女子口吻写来,直抒其缠绵的相思、真挚的爱情。曲从别后说起,口气虽平易,然送别的当时,既觉“难舍”,过后思量,心绪自然无法平静。说“相思”只“一点”,似乎不多,但又不知“几时”能绝。这就强调了别情缠绵的一面,比起强调别情沉重的那一面,似乎更合情理,此即所谓藕断丝连。“一点相思几时绝”是全篇的中心,它强调了别情的缠绵,使之成为全篇描写和抒情的基调,也使前三句显得十分形象。
“凭阑袖拂杨花雪”一句有二重意味:首先点明季节为暮春(杨花如雪)时候,此时节容易动人离思,句中或许还含有“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苏轼《少年游》)那种暗示别离情景的意味;二是点明处所系有阑干处,当是高楼;与此同时也就点明了女主人公是独上高楼,她在楼上站了很久,以致杨花飞满衣襟,须时时“袖拂”。
末尾三句“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分明是别时景象,它与前数句的关系不甚确定。可有多种解会。可作顺承看,女主人公既在“凭阑”,不免由望情人的去路而引起神伤,“人去也”是痛定思痛的口吻。另一种是作逆挽看,可认为作者在章法上作了倒叙腾挪,近乎小山词所谓“从别后,忆相逢”(晏几道《鹧鸪天》)的写法。两种解读都可以,就造就了作品的多义性和启发性,体现了作品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