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头先交待了子产写这封信的背景。当时晋国为盟主,范宣子(士匄)为中军将,主持晋国政事。在范宣子执政时,加重征收诸侯对晋国贡献的财物。郑国也以此为患。公元前549年2月,郑简公到晋国朝会,郑大夫子西陪同前往,子产让子西捎带书信,以劝告范宣子。
信的开头故作危激之论:“您治理晋国,四邻的诸侯没有听说您有什么美德,只听到了您加重了各国缴纳的贡物,我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子产作为小国的大夫。写信给盟主国的执政竟然如此不客气,指出范宣子执政时“不闻令德”,“而闻重币”,这的确是振聋发聩之言。子产故作惊人之语,以期引起范宣子的重视。
子产在信中说:“我听说君子领导国家和家族的,不是担心没有财物,而是担心没有美好的声誉。如果把诸侯的财物都集中到晋国的王室,那么诸侯就会对晋国产生二心。假如您私自占有,晋国的人民就会离心。诸侯有了二心,晋国的盟主地位就会动摇;晋国人民不信任您,您也不能保家。不要再执迷不悟,要这些财物也没有什么用。”子产从“令德”推出“令名”,点出这篇文章的主旨:“君子长(掌)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称霸的大国压榨势力范围内的小国,是春秋时代的一种暴政,它必然引起国家间的冲突,子产警告范宣子,压榨过重,将使诸侯不满,人民离心,从而产生严重的后果:“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范宣子将处于既不能保国又不能卫家的境地。如果家破人亡,钱财这些身外之物就没有用了。既然贪敛财物危害甚大,就不要再一意孤行了。
子产继续写道:“好的声誉,是传播美德的车子;美德,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有了牢固的基础,国家才不会崩溃。还是努力追求美德吧!在位者有美德,人民就快乐,人民快乐,国家就能保持长久。《诗经》中说:‘君子乐和有德,就能奠定国家的基础。’这就是因为有美德啊!《诗经》中又说:‘上天看着你,你不要三心二意。’这就是有美名啊!用宽宥谅解的精神来发扬美德,那么好的名声就能像车载一样传播,因此远方的人来归附,近处的人安居。您是宁可让人家说‘您实在是养活了我,’还是说‘您榨取我的血汗来养活您自己’。大象因为有了象牙而毁了自己,这是因为象牙值钱的缘故。”
子产这一席话酣畅淋漓,进一步阐发了“令名”与“令德”的作用,从“令名”又推回“令德”,反复阐述,不惮其烦。他说,美名是装载美德的工具,美德则是国家的基础。国家依靠这个基础才不致崩溃。在位的执政者如发扬美德,就会声名远播,“远至迩安”。子产认为,具有美德的人绝不会贪重币帛,他尖锐的指出:“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究竟让诸侯国由于盟主采取宽厚政策而心怀感激,还是让诸侯国受尽压榨而心怀怨恨,从而动摇晋国的盟主地位。不言而喻,聪明的执政者一定会采取前一种政策。子产最后用大象因为自己的牙齿贵重而给自身招来祸患的比喻,警告范宣子:不要因为采取贪重币帛的短视政策而给晋国带来灾难。
子产的信收到了效果,范宣子看了信以后很高兴,于是就减轻了诸侯的贡品。
子产致范宣子的这封信立意高远,持论正大,信中虽有危激之语,但并非危言耸听。子产站在为晋国和范宣子个人谋划的立场上,指出国家和家族赖以存亡的道德基础,并为范宣子描绘了一幅道德基础崩溃后国亡家败的图景,不由范宣子不信服。“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文笔矫捷雄健,如江河奔流,势不可遏,具有震人心魄的力量。
子产的信中还巧妙设喻,以加强自己的论点。如“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将声誉比喻成装载美德的车子,将美德比喻成国家大厦的基石,既形象生动,又深化了文章的内涵。其“象有齿以焚其身”的比喻,更是紧紧扣住文章的主题,阐明了君子为政不能贪贿,贪贿只能招来祸患的深刻道理。子产信中还恰当地引用了《诗经》中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良好的艺术效果。
子产的这封信中,还采用了对比的写法,使文章更加生动有力。整篇文章都以对比的手法阐明“重币”与“轻币”的不同后果,说明“令名”与“令德”的关系,以印证“重币”之害。写“重币”处,作危激语;写“德名”处,作赞叹语,层次井然,褒贬分明。信中“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对比强烈,令人警醒。
子产这封书信,虽然持论堂堂正正,但由于注意引文长短交替,顿挫有致,并多方设喻对比,援引《诗经》,所以丝毫不使人感到枯燥和说教的气味。子产以其严密的推理和精警的语言使范宣子倾心受谏,减轻了各诸侯国的负担。《子产告范宣子轻币》堪称是先秦书信散文的代表作品。
第一部分
从开始到“安人在求瘼”二十二句为第一部份,叙述早年之经历和自己的政治理想。一开篇诗人就截取“别京华”这一经历,将自己萧条冷落的悲凉心境倾吐出来。诗人二十岁时初到长安,踌躇满志,想在长安建功立业,但“布衣不得干明主”的现实打破了他的幻想。严酷的现实使他猛然醒悟,出生贫寒的诗人根本没有进身之机。第二句中用一“乃”字,不但表现出诗人由希望到失望的心理转折,而且巧妙地过渡到下文的叙述。在天真的诗人面前,“别京华”只是他仕途不幸的开始。紧接着“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十字,又叙写了自己以“章句”之学求仕的巨大挫折。文路不通,改走武路,诗人“单车入燕赵”(《酬裴员外以诗代诗》),欲从军边疆,沙场报国建功。他“年蓟门”而遥望,只见沙漠之茫茫,“风尘”(喻边患)之四起,痛悼时艰,“倚剑”感愤,但不料请缨无路,报国无门,不禁遥想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得遇雄主,驰骋疆场,建不朽之功业,垂万古之英名,自己却空怀抱国志不免感慨万分。紧接着以“拂衣”、“驱马”两个动作描写,把他对权势压抑的睥睨之态,曲郁难伸的失意之情形象地展现出来。同时,他怀着一腔愤懑走向社会下层。“沧州”(水曲之地,此指隐居者所居的地方)路上留下了他的足迹,邯郸城廓闪动着他的身影,时而“淹留”于“酒肆”之中,时而“栖泊”于“渔潭”之上,孤独寂寞,尝尽“艰险”;人间“善恶”无不穷尽。然而,诗人“穷且益坚”,长期的挫折,更激励他昂扬奋发。“艰险”的生活,使他对人民的苦难有深刻的了解,更唤起他济世救民的壮志。因此文势至此,突起波澜,唱出了“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的宏伟抱负。“刍荛”,本指割草打柴的人,此指广大穷苦人民,“鼎镬”,是古代施行烹煮酷刑的容器。两句意思是:我愿意拯救老百姓的苦难,谁还顾及由此而触怒当权者而遭到致命的酷刑呢?紧接着“皇情”二字,以纯朴敦厚的上古遗风,与当今“浮薄”的“时俗”相对比,证明了自己主张的合理性,并进而提出“任贤”“安人”“求瘼”(瘼,疾病,此指人民的疾苦)的具体措施。以上六句,言简意赅,可谓诗人一生政治理想的纲要。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故交”以下六句。先宕开一笔,以己及人,回应“酬薛三据”的题旨,继而以“灵奇”赞其不同凡俗的才气;以“謇谔”颂其耿直敢言的品格;以“隐轸”夸其经世济民才略的富盛,以“建安风骨”喻其诗作的慷慨激昂,至于才能声望的“先鸣”,风度信谊的超拔和真诚,那更是有口皆碑。薛据虽“自持才名”,但不过主簿县令而已,郭微亦不过一“少府”。这不但不能一展大志,而且为“州县”琐事所羁,为地域的阻隔所“限”,连“言谑”之机也没有,只能神“驰”“贝丘”,“西顾虢略”(贝丘,今山东博兴县南。虢略,今河南嵩县西北,可能是薛郭二人所在之地),遥寄相思罢了,这其实就是对他们极大的讽刺。所以,诗人的感情再度强烈地喷发出来。“淇水”东流,“浮云”飘逝,己之理想俱“不堪托”,一种时不我待的焦虑,一腔为国为民的热忱,使诗人不禁发出“吾谋适可用,天路岂寥廓”的强烈呼喊。最后四句,以“不然”二字再一转折,设想自己若不被赏识,决心“耕凿”一生,自食其力。如“鹪鹩”营巢,一枝足矣自况(见《庄子·逍遥游》),就不能效“鸿鹤”高飞,一举千里。这个结尾,从字面上看,似乎表现出诗人与世无争,潇洒出尘的恬静心情,其实是正话反说,他一生对政治十分热衷,决没有真正归隐的想法,诗人的愤懑之情是不难体会到的。
这首诗的抒情主人公具有政治远见,也有能力。故统治阶级当权者开始极表需要他(“彼求我则,如不我得”),但得到之后又不重用(“执我仇仇,亦不我力”)。他担忧国家的前途,同情广大人民的苦难遭遇,反而遭到小人的排挤和中伤(“忧心愈愈,是以有侮”)。他是一个忧国忧民而又不见容于世的孤独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形象。诗的抒情主人公面对霜降异时、谣言四起的现实,想到国家危在旦夕,百姓无辜受害,而自己又无力回天,一方面哀叹生不逢时(“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一方面对于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反覆无常、扰乱天下的当权者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最终身心交瘁,积郁成疾(“癙忧以痒”)。诗中还表现了三种人的心态。第一种是末世昏君。此诗没有明确指出周幽王,而是用暗示的方法让人们想到幽王。“天”在古代常用来象征君王,诗中说“民今方殆,视天梦梦”,就是很严厉地指责周幽王面对百姓危殆、社稷不保的现实毫不觉悟,却只顾占卜解梦(“召彼故老,讯之占梦”)。“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二句,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此诗批评最高当权者亲小人(“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远贤臣(“乃弃尔辅”),行虐政(“念国之为虐”)。指出如果国家真正颠覆,再求救于人,则悔之无及(“载输尔载,将伯助予”)。这样的末世昏君前有桀、纣,后有胡亥、杨广,历史上不绝如缕,所以其揭露是有意义的。第二种是得志的小人。他们巧言令色,嫉贤妒能(“好言自口,莠言自口”),结党营私,朋比为奸(“洽比其邻,昏姻孔云”),心肠毒如蛇蝎(“胡为虺蜴”),但却能得到君王的宠幸与重用,享有高官厚禄,诗人对这种蠹害国家的蟊贼表示了极大的憎恨与厌恶。第三种人是广大人民。他们承受着层层的剥削和压迫,在暴政之下没有平平安安的生活,而只有形形色色的灾难(“民今无禄,天天是椓”),而且动辄得咎,只能谨小慎微,忍气吞声(“不敢不局”、“不敢不蹐”)。诗人对广大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民之无辜,并其臣仆”,表现了无比的沉痛。昏君施行虐政,百姓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上天惩罚昏君,百姓也要无辜受过。此诗正道出了乱世人民的不幸。
全诗四言中杂以五言,便于表现激烈的情感,又显得错落有致。全诗以诗人忧伤、孤独、愤懑的情绪为主线,首尾贯串,一气呵成,感情充沛。其中有很多形象的比喻,如以鱼在浅池终不免遭殃,喻乱世之人不论如何躲藏,也躲不过亡国之祸。还运用了对比手法,如诗的最后两章说,得势之人有酒有菜,有屋有禄,朋党往来,其乐融融;黎民百姓穷苦无依,备受天灾人祸之苦。“哿矣富人,哀此惸独”正像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样,表现了诗人的极大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