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琼姿，这是古诗词中的常用词了，谓瑰丽的姿容，通常只用于梅花。不过，诗的首联，却一点也不因这措辞的常见而显得平凡：神话中的昆仑山，上有瑶台十二座，皆以五色彩玉筑成；梅花既有瑰丽的风姿，那么就本该（合，应该）充任瑶台上的琼玉，至于它们为何不留居在飘渺的仙山，却被不知哪位仙家之手，栽向了江南的处处山林，这，可真是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疑问！这二句，给凡间的梅花，赋予了谪仙的身份，使它们纵然已降生到地上，却终究是超凡出尘、气质异于俗中众花。若不是诗人对梅的品行理解至深，安能作此奇想、出此奇语、发此奇问？至于为何只说栽于江南，而不说栽于天下，这，也可算得个疑问：大概，诗人一生足迹不出江南，在他的心目中，只有这片山川钟秀、人杰地灵的广土，才最适宜迎接梅的降临？
“雪满山中高士卧”，梅花到底还是来到了人间，不过，它们既然是夙具仙骨，当然也不屑在尘埃之中生长；远离人迹的烦嚣，栖住到大雪铺满的深山，这，才是这位孤高拔俗的隐士的愿望。常人说到梅花，总不免提什么“傲霜斗雪”，其实，梅花又何尝逞勇好斗？雪满山中，它们却稳稳地酣卧，何尝把大雪放在心上？大雪又怎配做它们的对头？“月明林下美人来”，梅花到底是花的一种，是世人愿意亲近的美人，不过，这美人既然是仙子下凡，俗人当然不能轻易窥到，若去闹市中寻觅，无异于水中捞月。你须得摒弃一切俗念，退身到清风明月的林泉之下，那时，你才能见到她款款而来，神情是那么超朗闲雅，容貌是那么清秀动人，一如《世说新语》中的咏絮才女谢道蕴，“神情散朗”，有“林下风气”。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请反复吟诵这千古名句，请反复体味其中的含义：独立而无惊、无憾的高士，秀雅而不艳、不俗的美人，梅花的高洁精神，不正化身于这二者而得到了最生动的显现了吗？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这二句是分承上二句，再作进一步的申说，其原来的含义，应该是如下：山间的苍苍秀竹，自不会放过与高士交结的机会，它们把自己萧萧竹声中的清寒，奉献给梅花的身影，好让那疏朗的梅影得了清寒的依附，更显得仪态高峻；山间最不起眼的漠漠青苔（漠漠，密布之貌），也知道爱怜美人，当她完成了报春的使命，零落的花瓣半蚀于春泥之时，它们也会把自己身携的微微春意，轻轻遮掩在她残留的清香之上，好让无意争春的美人，也多少领受点春的回报。这二句的正常顺序，本来也该是“萧萧寒竹依疏影，漠漠春苔掩残香”，殊不料，诗人却把“寒”与“春”提炼到醒目的句首，显得这二者才是依托于“疏影”、“残香”的梅之魂魄，而遗于句尾的“竹”、“苔”，倒成了这二者蜕下的躯壳。次序一变，诗的境界顿异，诗人的笔法，真是老到。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何郎，指南朝的诗人何逊，作有《扬州法曹梅花盛开》等诗，虽然他不是第一个咏梅者，但诗人大概认为梅花的“好咏”（佳作）自他而始。在何逊之后，诗坛上当然也不乏“好咏”，但诗人在这里说梅花自从何逊去了便不逢知己，使自己不禁要问它们在漫漫的岁月里，寂寞愁苦地在东风中开落了多少回，似乎近千年来只生出自己一个梅花的知音——这，说他目无古人、过于自负，也未尝不是；但若没这份空前的自信，又如何有胆量抛开古人的陈规所限，别创出这千古佳作？况且，佳作既已咏成，就算他真的笑傲古人，古人到底也指摘他不得！
具体的梅易写，抽象的梅难说；梅之形态易赋，梅之精魂难摄。何也？诗人若不先禀有梅的灵性，又安能窥到梅的灵魂深处？因此，由此意义上说，读者最该佩服的，倒不在诗人手笔的高妙，而应是诗人襟怀的高洁；读者在梅的“疏影”之上，也更该细看是否有诗人自己的身影在“依”着。
临末还有一点说明。注家谓：“雪满山中”句，出自东汉袁安卧雪之典；“月明林下”句，出自隋朝赵师雄在月夜林中逢美人饮酒、醒来在大梅树下之典。（见清人金坛《高青丘诗集注》）其实，袁安卧雪在城中，而不在山上；赵师雄所遇的美人，与赵在酒肆中狎饮，岂可算梅花的化身？清人寻出的典故，多有胶柱鼓瑟之病，今悉不取。
这首七绝，毛泽东留有的手迹目前见到的共有五件，其中一件的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修改定稿则在1961年2月。该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题为“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红妆”、“武妆”的“妆”字已改为“装”，“飙爽”也改为“飒爽”。此后，毛泽东的这首《为女民兵题照》，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对女民兵“演兵”的艺术概括。题照诗，对照片上的形象用诗的语言可以作某种艺术概括，这里作者用“曙光初照”，形象地点出了时间，用“演兵场”描述出具体环境的“空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烘托出一种“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尚武气氛。对照片上女民兵这一主体形象的出现，诗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对具体肖像进行多侧面的细致的刻画，而只选择女民兵身背的“五尺枪”作为特征性的“非有机体”符号物造型的主体。
枪，对于一个兵来说是第二生命。所以，枪在女民兵身上，已经充分人格化了，已经成为她作为兵的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作者在从外部观照实写的基础上，又从人物的气质和神韵方面作勾勒。“飒爽英姿”，正是对女民兵最恰当的概括。题照诗，不从照片上立体形象的“形”的复现，而要在人物的“神”方面着眼。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如何不如照片上的形象那么直观和鲜明，而对照片上形象提神摄魄的勾画却正是题照诗的神来之笔。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对照片形象的直接议论。作者是反对在诗中“直说”的。他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但是，作为题照诗，与古代题画诗一样，不仅允许，而且可以成为它的某种特色。沈德潜论杜甫题画诗时曾精辟地指出：“其法全不在彩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碎语》卷下）因此，在“说到真马真鹰”的基础上“开出议论”，被看作是题画诗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体式的特点。
作者的题照诗采用议论这一特殊方法的，这种议论是对女民兵精神的一种升华。“中华儿女多奇志”，作者把艺术视野从照片上单个的、具体的女民兵，上升到更为众多、更为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象上，许多非同一般的奇特的伟大志向，其中令世人瞩目，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的“武装”既可实指军人的装束，也可以泛指“武装斗争”。中华儿女所爱的不是传统的“红装”打扮，而是与中华民族自立和腾飞患息相关的战士的“武装”。作者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热情赞颂了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
作者用想象之笔来描写，运用理性之思来议论，使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女民兵的鲜明形象着笔，进而抒发感慨并将女民兵形象的美提升为精神的美，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它由景致情，由情入理，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描写得生龙活虎，成为一篇赞美女性的难得佳作。
文章记述了郑国的上卿子皮和继任子产的一段对话，表现了子产的远见卓识和知无不言的坦诚态度，而子皮则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二人互相信任、互相理解，堪称人际关系的楷模。文章围绕用人问题展开对话，人物形象鲜明突出，语言简练畅达，叙述线索清晰，善用比喻，层层论证，令人信服。
文章显示了《左传》善于叙事，叙事线索分明，叙述描写详略得当、结构严谨的特点。全文自始至终紧紧围绕用人问题展开，下笔开门见山，收笔一唱三叹，中心突出，线索明确，结构严谨；重点描写子皮与子产的对话，通过对话展现二人在用人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个性，表现作者对用人问题的深刻认识，而对子皮如何具体安排使用尹何、子产的想法和做法则一笔带过，可谓详略得当。
在叙事过程中，作者对子皮和子产的言行描述生动逼真，人物性格跃然纸上。子产对身为上级的子皮劝告，先是委婉的反对：“ 少，未知可否。”看到子皮仍坚持己见，并坦诚表明了内心想法，子产则斩钉截铁地进行反对：“ 不可。”然后细致晓畅而动情地分析了子皮思想的错误性，以自己的高瞻远瞩和诚恳态度感动了子皮，让子皮心服口服地接受了他的劝告，并加强了对他的信任和重视，显示了贤能之士的智慧和才能。而子皮在自己的想法遭到下属的反对之后，不是置之不理，而是坦诚表明自己的想法意图；在听了下属更为坚决的反对和详细分析之后，他不但对下属的见解大加赞赏，而且十分真诚地向对方表示了自己由衷的佩服，十分大度地接受子产的建议，并进一步加大了对子产的信任和重用，这正是作者在《左传》中极力推崇强调的明君典型。
文章的语言，特别是子皮、子产二人的对话，简炼而丰润，含蕴而畅达，曲折而尽情，极富表现力，是典型的《左传》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