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首先渲染了伤感的情绪,“梧桐”、“芭蕉”、“夜雨”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总是和离愁、客思、寂寥悲伤联系在一起,全曲描写在凄凉寂寞的旅店里,形孤影单、卧听夜雨的情景。曲的起首句以雨打梧桐破题,烘托出“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的萧瑟落寞氛围。白居易:“秋雨梧桐叶落时。”王昌龄:“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熏笼玉枕无颜色,卧听南宫清漏长。”(《长信秋词》)温庭筠:“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更漏子》)李煜:“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相见欢》)梧桐作为凄凉悲伤的象征,给文学赋予了很深的悲情含义。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卜算子》),孟浩然:“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晏殊:“绮席凝尘,香闺掩雾,红笺小字凭谁付。高楼目尽欲黄昏,梧桐叶上萧萧雨。”(《踏莎行》)李清照:“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芭蕉同样具有独特的离别愁绪。李商隐:“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代赠》)杜牧:“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窗外有芭蕉。”(《咏雨》)李煜:“秋风多,雨如和,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长相思》)南唐卢绛没有入仕时,曾经生病住店,梦见白衣妇人唱着歌劝酒,词中说:“玉京人去秋萧索,画檐鹊起梧桐落。欹枕悄无言,月和清梦圆。背灯惟暗泣,甚处砧声急。眉黛小山攒,芭蕉生暮寒。”(《菩萨蛮》)林逋:“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闻。”(《宿洞霄宫》)
“三更归梦三更后”点明了诗人夜不能寐,愁肠百结的心情。三更即是午夜,午夜梦回,再难入眠。“落灯花点未收”,夜阑静,灯花落尽,雨声未停,滴滴犹如敲点一般,宋代贺铸有词说:“三更月,中庭恰照梨花雪;梨花雪,不胜凄断,杜鹃啼血。”(《忆秦娥》)可见在三更之夜,天涯孤客,更添愁绪,“三更”和“梧桐”、“芭蕉”、“夜雨”一样是孤寂的象征。作者用了这么多语言描写了一个清冷孤苦的夜晚,其实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叹新丰逆旅淹留。”《太平乐府》作“叹新丰孤馆人留”。此句出自汉高祖刘邦的典故,新丰地属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刘邦得天下后,将父亲接到京中,而刘父思乡之情很浓,于是将街道格局改成丰邑的样子,并另建村镇,并迁来丰邑的居民,所以叫新丰。《新唐书·马周传》记载马周未发迹时,曾旅居新丰,却受客家冷遇。所以后人多用旅居新丰表达羁旅客愁、备受冷落的情怀,而并不一定真的是旅居新丰。从这一句可以看出全曲的意旨。天一阁本《录鬼簿》记载徐再思只做过“嘉兴路吏”。《坚瓠集·丁集》说他“旅居江湖,十年不归”。由此可见徐再思曾有北上的经历,而且滞留有十年之久,除此曲之外,他的“山色投西去,羁情望北游”(商调《悟叶儿·革步》)、“回首江南倦客,西湖诗债,梅花等我须归”([越调]《天净沙·别高宰》)、“十年不到湖山,齐楚秦燕,皓首苍颜”,均可见一斑。徐再思北上旅居已是中年,郁郁不得志,华发新生,不得不感慨江南子弟他乡老的落魄和无奈。十年游宦归梦远,让他感到十分惆怅。
此曲写旅人的离愁别绪,情景交融,言短意长。起三句鼎足对,妥帖自然,没有一点做作的痕迹,见出作者的功力。中间段点出痛苦根源,由感而发,语淡味浓。各种情景均古已有之,文人骚客早已描写尽致,在作者笔端却自有一番滋味,全因末三句:“枕上十年事, 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十年之间经历了多少事,而远在江南的双亲却总在为久客不归的游子担心。这里作者巧妙地运用了侧面落笔的手法,不写自己如何思念故乡,思念亲人,而以年迈双亲的忧思烘托出更加浓烈的亲情。遂使此曲更加独特,深扣人心。末句“都在心头”四字戛然而止,欲语还休,却有引人遐思,荡气回肠之功。人总是在年华老去、潦倒他乡、沧桑落寞时,才会回首天涯,“枕上十年事”似乎说尽了作者的无力与无成,文已尽而意有余。徐再思十年北上的经历,由于资料缺失,已无法查找,只能从他的诗句中略窥一二。元代社会歧视南人和知识分子,“八娼九儒十丐”虽略有夸张,但也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入仕之难。徐再思北上之行,无非为求仕而往。作为南宋遗民的亡国之恨,作为元朝落魄文人的前途无门,颇有“英雄失路”的感慨。这首作品贵在描写普通人的情感和落寞。将人生的失落与亲情相溶,字字未写作者自己,写物寓言,侧面落笔,“以我观物,而物皆有我之色彩”。“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曲是词之变体,但比词更贴近民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过:“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元曲之美在于它更加浑朴自然、清新爽朗,“俗中透雅”、“雅中求俗”,它能以其特有的流行性在市井勾栏中广为流传,原因就在于它描写了普通人的生活、普通的情感。
徐再思散曲的另一特点是善用数字,开头“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这三句,耐人寻味:连用几个相同的数词和量词,音调错落和谐,正好表现忐忑难安的心情;作者笔下,秋雨绵绵,桐叶声声,雨打芭蕉,愁滴心头,羁旅路遥,思乡情长,无限惆怅,无限感慨,全都浸透在字里行间。曲中层层递进,以最少的数词却能包涵着最大的容量,细腻真切地表达了羁旅惆怅、光阴易逝的感慨,道出了因思乡而断肠的情怀,可以说曲因数字而有生趣,数字因曲而灵动。这一点在“九分恩爱九分忧,两处相思两处愁,十年迤逗十年受。几遍成几遍休,半点事半点惭羞。三秋恨三秋感旧,三春怨三春病酒,一世害一世风流”([双调]《水仙子·春情》)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多数学者认为数字的反复迭用,有斧凿之嫌,好在《夜雨》一曲贵在真情实感的流露,而非一般的应景之作。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徐再思正是借助数字对秋色的描写,借景抒情、寓言写物、情景交融,真切地吐露了游子“旅思”之情。全曲语言朴实无华,自然流畅,而感情真挚动人。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此词通过古代的神话传说,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反对妥协投降、立志收复中原失土的政治理想。全词想象丰富,把超现实的奇思妙想与现实中的思想矛盾结合起来,体现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这首词的上片,词人巧妙地运用神话传说构成一种超现实的艺术境界,以寄托自己的理想与情怀。“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磨何?”作者在中秋之夜,对月抒怀,很自然地想到与月有关的神话传说:吃了不死之药飞入月宫的嫦娥,以及月中高五百丈的桂树。词人运用这两则有关月亮的神话传说,借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阴暗的政治现实的矛盾。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但残酷的现实使他的理想不能实现。想到功业无成、白发已多,作者怎能不对着皎洁的月光,迸发出摧心裂肝的一问:“被白发欺人磨何?”这一句有力地展示了英雄怀才不遇的内心矛盾。
下片抒写作者的豪情壮志,他要趁着美好的月夜,乘风直上万里长空,俯瞰祖国的山河。毫无疑义,这是他爱国思想的写照。“直下”,这里指目光一直地往下。最后又从天上写到人间,传说中月亮里那棵高大的桂树挡住了许多月光。为了使月光更清楚地照亮祖国大地,作者在最后两句写道,听人说:砍去那些摇晃(婆娑)的桂树枝叶,月亮便会更加光明。这是含蓄地说,铲除投降派的阻碍,才能取得抗金和收复中原事业的胜利。唐朝伟大的诗人杜甫在《一百五日夜对月》诗里写道:“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这里辛弃疾用“人道是”三个字,表示前人曾说过这个意思。
作者这里所说的挡住月光的“桂婆娑”,实际是指带给人民黑暗的婆娑桂影,它不仅包括南宋朝廷内外的投降势力,也包括了金人的势力。因为由被金人统治下的北方南归的辛弃疾,不可能不深切地怀想被金人统治、压迫的家乡人民。进一步说,这首词还可以理想为一种更广泛的象征意义,即扫荡黑暗,把光明带给人间。这一巨大的意义,是词人利用神话材料,借助于想象和逻辑推断所塑造的形象来实现的。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他过着笨拙、简朴的生活,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要坚定自己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道”。地里的桑与麻都在雨露里安静地生长,燕子和麻雀也渐渐在这里安家了。这是杜甫安静的生活状态,朴实而淡定,淳静而单调。
“村鼓时时急,渔舟个个轻。杖藜从白首,心迹喜双清。”远处不时传来村里社鼓的声音,急促而有力,溪里的渔舟在水面流转飘荡。“心迹双清”现在已经成为成语,最早的出处是南朝·宋·谢灵运的《斋中读书》里有这样的句子:“矧迺归山川,心迹双寂寞。”注意,他是寂寞,到杜甫才有了“双清”这个说法。杖藜,指拄着手杖行走。藜,是野生植物,茎非常坚韧,可以做拐杖。《庄子·让王》里说:“原宪华冠縰履,杖藜而应门。”这时杜甫的头发已经完全白了,可不就是白首。心迹双清,指心地、行为高洁,没有尘俗之气,杜甫觉得自己的生活超脱了尘俗,对于杜甫来说,这是一种无奈的快乐。
“村起家何事,无营地转幽。竹光团野色,舍影漾江流。”因为家里没有任何紧迫的事情可做,于是,不用起来那么早,因为不需要经营,也不参与勾心斗角(其实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或者说,他从来都是无足轻重的人物),所以,他的居处变得格外清幽。竹子衬托着田野的绿色,草舍的倒影在江流里荡漾。
“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没有学上,就放纵孩子的懒惰不去管他们,因为太穷,也只能听任妇人的唠唠叨叨个没完,诗人也不想去赚钱(其实他没门路赚钱),任凭家里一直穷着。人生百年不过是浑然一醉罢了,不需要见人,因此长达一个月不用梳头(因为梳头没有用,没必要梳头),后来闻一多引用过这个典故,专心做学问的闻一多,觉得修饰形容不重要,这跟杜甫的“一月不梳头”意思并不完全一样。
“衰颜甘屏迹,幽事供高卧。鸟下竹根行,龟开萍叶过。”容颜衰朽的我甘愿屏却我的踪迹,有一些清幽的事情供我在高卧赏心:鸟儿落在地上,在竹根旁边行走,乌龟顶开水中的浮萍叶子游过。
“年荒酒价乏,日并园蔬课。犹酌甘泉歌,歌长击樽破。”年景不好,原来的酒钱已经不够用了,我只能并日而食(两天吃一天的饭),省下来经营园蔬得来的收入,用以买酒。“甘泉歌”是一首乐府诗,原歌是:“运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万人讴。金陵余石大如塸。'诗人一边唱着甘泉歌,一边击打着酒樽,歌太长,酒樽都被敲破了,歌真的长吗,不长,但一直唱,一直敲,酒樽总会破掉的。
这首诗写的是杜甫在草堂的生活状态,这给人的印象是杜甫是懒散的,这像一个混吃等老的闲人,一个失去理想的人,实际情况是这样吗,不是的。杜甫的懒散是因为他想做事而做不成,他苦恼,他没有办法,大环境之下,他只能以自己的“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做形式上的抗争,他憋屈,他苦恼,他以懒散的行状示人,而实际上,他的生活是相当积极的,否则就不会有草堂安定的生活了,他砍树除草,他伐竹种药,比如《除草》诗“芟荑不可阙,疾恶信如仇”,比如《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成竿”。老杜不管在怎样的生活状态之下,他从来都是积极的。
此词是写给蜀地地方官员的投献之作,虽有“贡谀”的成分,但其以赋体形式极力铺陈,景物风情的描绘、对句和典故的运用都很出色。
上片着重描绘蜀地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词作开头,以“控西夏”三字托一组四字对句——“井络天开,剑岭云横”,突出了两蜀地势的雄伟和地理位置的重要。“井络”“剑岭”暗扣蜀地,“天开”“云横”“控西夏”,写得颇有气势。“地胜异”以下,集中笔力转写成都风物的奇丽独特。 “簇簇歌台舞榭”六字又托起一组四字对句——“锦里风流,蚕市繁华”,具体铺写成都市井的繁华景象。“锦里”“蚕市”都是成都的古称,以之名成都,显得明丽而典雅。接下来两句写人物活动。“雅俗多游赏,轻裘俊、靓妆市冶。”游人如织,熙熙攘攘,那些衣饰华美的俊男靓女,本身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末句又以“景如画”三字托起“摸石江边,浣花溪畔”两个四字对句,直接点出蜀地风景如画。
下片极赞蜀地某地方官的文治武功。 “梦应三刀,桥名万里”用王浚迁为益州刺史和诸葛亮送费棉出使吴国的典故,暗指某官员升调为成都地方长官。“中和政多暇”,推许他中正和平,政事闲暇。“仗汉节”三句,颂扬他奉命来成都为官,胸怀刷新政治的抱负和举措,甚至盖过了诸葛亮的治蜀功勋和文翁在蜀地教育感化的业绩。“台鼎须贤久”两句,意思是说朝廷非常需要如此有才干的人,所以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升调台鼎的高位。“空遗爱”三句,写他的治绩会在蜀地百姓中传为佳话。整个下片多用典故,显得词格高峻,有煌煌大气。不过“揽辔澄清,高掩武侯勋业”,未免过誉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