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首先渲染了伤感的情绪，“梧桐”、“芭蕉”、“夜雨”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总是和离愁、客思、寂寥悲伤联系在一起，全曲描写在凄凉寂寞的旅店里，形孤影单、卧听夜雨的情景。曲的起首句以雨打梧桐破题，烘托出“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的萧瑟落寞氛围。白居易：“秋雨梧桐叶落时。”王昌龄：“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熏笼玉枕无颜色，卧听南宫清漏长。”（《长信秋词》）温庭筠：“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更漏子》）李煜：“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相见欢》）梧桐作为凄凉悲伤的象征，给文学赋予了很深的悲情含义。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卜算子》），孟浩然：“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晏殊：“绮席凝尘，香闺掩雾，红笺小字凭谁付。高楼目尽欲黄昏，梧桐叶上萧萧雨。”（《踏莎行》）李清照：“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芭蕉同样具有独特的离别愁绪。李商隐：“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代赠》）杜牧：“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窗外有芭蕉。”（《咏雨》）李煜：“秋风多，雨如和，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长相思》）南唐卢绛没有入仕时，曾经生病住店，梦见白衣妇人唱着歌劝酒，词中说：“玉京人去秋萧索，画檐鹊起梧桐落。欹枕悄无言，月和清梦圆。背灯惟暗泣，甚处砧声急。眉黛小山攒，芭蕉生暮寒。”（《菩萨蛮》）林逋：“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闻。”（《宿洞霄宫》）
“三更归梦三更后”点明了诗人夜不能寐，愁肠百结的心情。三更即是午夜，午夜梦回，再难入眠。“落灯花点未收”，夜阑静，灯花落尽，雨声未停，滴滴犹如敲点一般，宋代贺铸有词说：“三更月，中庭恰照梨花雪；梨花雪，不胜凄断，杜鹃啼血。”（《忆秦娥》）可见在三更之夜，天涯孤客，更添愁绪，“三更”和“梧桐”、“芭蕉”、“夜雨”一样是孤寂的象征。作者用了这么多语言描写了一个清冷孤苦的夜晚，其实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叹新丰逆旅淹留。”《太平乐府》作“叹新丰孤馆人留”。此句出自汉高祖刘邦的典故，新丰地属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刘邦得天下后，将父亲接到京中，而刘父思乡之情很浓，于是将街道格局改成丰邑的样子，并另建村镇，并迁来丰邑的居民，所以叫新丰。《新唐书·马周传》记载马周未发迹时，曾旅居新丰，却受客家冷遇。所以后人多用旅居新丰表达羁旅客愁、备受冷落的情怀，而并不一定真的是旅居新丰。从这一句可以看出全曲的意旨。天一阁本《录鬼簿》记载徐再思只做过“嘉兴路吏”。《坚瓠集·丁集》说他“旅居江湖，十年不归”。由此可见徐再思曾有北上的经历，而且滞留有十年之久，除此曲之外，他的“山色投西去，羁情望北游”（商调《悟叶儿·革步》）、“回首江南倦客，西湖诗债，梅花等我须归”（[越调]《天净沙·别高宰》）、“十年不到湖山，齐楚秦燕，皓首苍颜”，均可见一斑。徐再思北上旅居已是中年，郁郁不得志，华发新生，不得不感慨江南子弟他乡老的落魄和无奈。十年游宦归梦远，让他感到十分惆怅。
此曲写旅人的离愁别绪，情景交融，言短意长。起三句鼎足对，妥帖自然，没有一点做作的痕迹，见出作者的功力。中间段点出痛苦根源，由感而发，语淡味浓。各种情景均古已有之，文人骚客早已描写尽致，在作者笔端却自有一番滋味，全因末三句：“枕上十年事， 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十年之间经历了多少事，而远在江南的双亲却总在为久客不归的游子担心。这里作者巧妙地运用了侧面落笔的手法，不写自己如何思念故乡，思念亲人，而以年迈双亲的忧思烘托出更加浓烈的亲情。遂使此曲更加独特，深扣人心。末句“都在心头”四字戛然而止，欲语还休，却有引人遐思，荡气回肠之功。人总是在年华老去、潦倒他乡、沧桑落寞时，才会回首天涯，“枕上十年事”似乎说尽了作者的无力与无成，文已尽而意有余。徐再思十年北上的经历，由于资料缺失，已无法查找，只能从他的诗句中略窥一二。元代社会歧视南人和知识分子，“八娼九儒十丐”虽略有夸张，但也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入仕之难。徐再思北上之行，无非为求仕而往。作为南宋遗民的亡国之恨，作为元朝落魄文人的前途无门，颇有“英雄失路”的感慨。这首作品贵在描写普通人的情感和落寞。将人生的失落与亲情相溶，字字未写作者自己，写物寓言，侧面落笔，“以我观物，而物皆有我之色彩”。“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曲是词之变体，但比词更贴近民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过：“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元曲之美在于它更加浑朴自然、清新爽朗，“俗中透雅”、“雅中求俗”，它能以其特有的流行性在市井勾栏中广为流传，原因就在于它描写了普通人的生活、普通的情感。
徐再思散曲的另一特点是善用数字，开头“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这三句，耐人寻味：连用几个相同的数词和量词，音调错落和谐，正好表现忐忑难安的心情；作者笔下，秋雨绵绵，桐叶声声，雨打芭蕉，愁滴心头，羁旅路遥，思乡情长，无限惆怅，无限感慨，全都浸透在字里行间。曲中层层递进，以最少的数词却能包涵着最大的容量，细腻真切地表达了羁旅惆怅、光阴易逝的感慨，道出了因思乡而断肠的情怀，可以说曲因数字而有生趣，数字因曲而灵动。这一点在“九分恩爱九分忧，两处相思两处愁，十年迤逗十年受。几遍成几遍休，半点事半点惭羞。三秋恨三秋感旧，三春怨三春病酒，一世害一世风流”（[双调]《水仙子·春情》）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多数学者认为数字的反复迭用，有斧凿之嫌，好在《夜雨》一曲贵在真情实感的流露，而非一般的应景之作。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徐再思正是借助数字对秋色的描写，借景抒情、寓言写物、情景交融，真切地吐露了游子“旅思”之情。全曲语言朴实无华，自然流畅，而感情真挚动人。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此词通过古代的神话传说，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反对妥协投降、立志收复中原失土的政治理想。全词想象丰富，把超现实的奇思妙想与现实中的思想矛盾结合起来，体现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这首词的上片，词人巧妙地运用神话传说构成一种超现实的艺术境界，以寄托自己的理想与情怀。“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磨何？”作者在中秋之夜，对月抒怀，很自然地想到与月有关的神话传说：吃了不死之药飞入月宫的嫦娥，以及月中高五百丈的桂树。词人运用这两则有关月亮的神话传说，借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阴暗的政治现实的矛盾。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但残酷的现实使他的理想不能实现。想到功业无成、白发已多，作者怎能不对着皎洁的月光，迸发出摧心裂肝的一问：“被白发欺人磨何？”这一句有力地展示了英雄怀才不遇的内心矛盾。
下片抒写作者的豪情壮志，他要趁着美好的月夜，乘风直上万里长空，俯瞰祖国的山河。毫无疑义，这是他爱国思想的写照。“直下”，这里指目光一直地往下。最后又从天上写到人间，传说中月亮里那棵高大的桂树挡住了许多月光。为了使月光更清楚地照亮祖国大地，作者在最后两句写道，听人说：砍去那些摇晃（婆娑）的桂树枝叶，月亮便会更加光明。这是含蓄地说，铲除投降派的阻碍，才能取得抗金和收复中原事业的胜利。唐朝伟大的诗人杜甫在《一百五日夜对月》诗里写道：“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这里辛弃疾用“人道是”三个字，表示前人曾说过这个意思。
作者这里所说的挡住月光的“桂婆娑”，实际是指带给人民黑暗的婆娑桂影，它不仅包括南宋朝廷内外的投降势力，也包括了金人的势力。因为由被金人统治下的北方南归的辛弃疾，不可能不深切地怀想被金人统治、压迫的家乡人民。进一步说，这首词还可以理想为一种更广泛的象征意义，即扫荡黑暗，把光明带给人间。这一巨大的意义，是词人利用神话材料，借助于想象和逻辑推断所塑造的形象来实现的。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他过着笨拙、简朴的生活，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要坚定自己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道”。地里的桑与麻都在雨露里安静地生长，燕子和麻雀也渐渐在这里安家了。这是杜甫安静的生活状态，朴实而淡定，淳静而单调。
“村鼓时时急，渔舟个个轻。杖藜从白首，心迹喜双清。”远处不时传来村里社鼓的声音，急促而有力，溪里的渔舟在水面流转飘荡。“心迹双清”现在已经成为成语，最早的出处是南朝·宋·谢灵运的《斋中读书》里有这样的句子：“矧迺归山川，心迹双寂寞。”注意，他是寂寞，到杜甫才有了“双清”这个说法。杖藜，指拄着手杖行走。藜，是野生植物，茎非常坚韧，可以做拐杖。《庄子·让王》里说：“原宪华冠縰履，杖藜而应门。”这时杜甫的头发已经完全白了，可不就是白首。心迹双清，指心地、行为高洁，没有尘俗之气，杜甫觉得自己的生活超脱了尘俗，对于杜甫来说，这是一种无奈的快乐。
“村起家何事，无营地转幽。竹光团野色，舍影漾江流。”因为家里没有任何紧迫的事情可做，于是，不用起来那么早，因为不需要经营，也不参与勾心斗角（其实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或者说，他从来都是无足轻重的人物），所以，他的居处变得格外清幽。竹子衬托着田野的绿色，草舍的倒影在江流里荡漾。
“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没有学上，就放纵孩子的懒惰不去管他们，因为太穷，也只能听任妇人的唠唠叨叨个没完，诗人也不想去赚钱（其实他没门路赚钱），任凭家里一直穷着。人生百年不过是浑然一醉罢了，不需要见人，因此长达一个月不用梳头（因为梳头没有用，没必要梳头），后来闻一多引用过这个典故，专心做学问的闻一多，觉得修饰形容不重要，这跟杜甫的“一月不梳头”意思并不完全一样。
“衰颜甘屏迹，幽事供高卧。鸟下竹根行，龟开萍叶过。”容颜衰朽的我甘愿屏却我的踪迹，有一些清幽的事情供我在高卧赏心：鸟儿落在地上，在竹根旁边行走，乌龟顶开水中的浮萍叶子游过。
“年荒酒价乏，日并园蔬课。犹酌甘泉歌，歌长击樽破。”年景不好，原来的酒钱已经不够用了，我只能并日而食（两天吃一天的饭），省下来经营园蔬得来的收入，用以买酒。“甘泉歌”是一首乐府诗，原歌是：“运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万人讴。金陵余石大如塸。'诗人一边唱着甘泉歌，一边击打着酒樽，歌太长，酒樽都被敲破了，歌真的长吗，不长，但一直唱，一直敲，酒樽总会破掉的。
这首诗写的是杜甫在草堂的生活状态，这给人的印象是杜甫是懒散的，这像一个混吃等老的闲人，一个失去理想的人，实际情况是这样吗，不是的。杜甫的懒散是因为他想做事而做不成，他苦恼，他没有办法，大环境之下，他只能以自己的“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做形式上的抗争，他憋屈，他苦恼，他以懒散的行状示人，而实际上，他的生活是相当积极的，否则就不会有草堂安定的生活了，他砍树除草，他伐竹种药，比如《除草》诗“芟荑不可阙，疾恶信如仇”，比如《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成竿”。老杜不管在怎样的生活状态之下，他从来都是积极的。
此词是写给蜀地地方官员的投献之作，虽有“贡谀”的成分，但其以赋体形式极力铺陈，景物风情的描绘、对句和典故的运用都很出色。
上片着重描绘蜀地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词作开头，以“控西夏”三字托一组四字对句——“井络天开，剑岭云横”，突出了两蜀地势的雄伟和地理位置的重要。“井络”“剑岭”暗扣蜀地，“天开”“云横”“控西夏”，写得颇有气势。“地胜异”以下，集中笔力转写成都风物的奇丽独特。 “簇簇歌台舞榭”六字又托起一组四字对句——“锦里风流，蚕市繁华”，具体铺写成都市井的繁华景象。“锦里”“蚕市”都是成都的古称，以之名成都，显得明丽而典雅。接下来两句写人物活动。“雅俗多游赏，轻裘俊、靓妆市冶。”游人如织，熙熙攘攘，那些衣饰华美的俊男靓女，本身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末句又以“景如画”三字托起“摸石江边，浣花溪畔”两个四字对句，直接点出蜀地风景如画。
下片极赞蜀地某地方官的文治武功。 “梦应三刀，桥名万里”用王浚迁为益州刺史和诸葛亮送费棉出使吴国的典故，暗指某官员升调为成都地方长官。“中和政多暇”，推许他中正和平，政事闲暇。“仗汉节”三句，颂扬他奉命来成都为官，胸怀刷新政治的抱负和举措，甚至盖过了诸葛亮的治蜀功勋和文翁在蜀地教育感化的业绩。“台鼎须贤久”两句，意思是说朝廷非常需要如此有才干的人，所以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升调台鼎的高位。“空遗爱”三句，写他的治绩会在蜀地百姓中传为佳话。整个下片多用典故，显得词格高峻，有煌煌大气。不过“揽辔澄清，高掩武侯勋业”，未免过誉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