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太丘与友期行》全文仅有103个字,却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关于守信与不守信的一场辩论),刻画了三个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说明了为人处世,应该讲礼守信的道理。如此有限的文字,却包含了这样丰富的内容,真可谓言简意赅了。如果不是在语言的精炼上造诣高深,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精炼语言,体现在文章的始终。一开头,文章以“期行”、“期日中”、“不至”、“舍去” 、“乃至” 等几个关键词语,把事情、时间、起因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在这些交代中,还把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个守信,一个不守信)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
文章的结尾,虽只客寥数语,但却字字生辉。“惭”、“下"、“引”三个动词,把友人知错欲改的心态及行为刻画得入木三分。对中方鄙弃“无信”的那股倔强劲儿,也用“入门,不顾”四个字,描绘得维妙维肖。就在最能体现文章中心思想的第二层 (子斥友人)中,尽管作者用了比开头和结尾要多得多的笔墨,但文字仍然十分精炼。单就叙述的句子来说,在叙述友人问中方时,由“问”到“怒”,感情急剧变化,充分表现了友人那粗鲁无礼的性格。而在叙述中方批驳友人的怒斥时,则选用语气平和的“答曰”、“曰”这类词,这对表现中方不惧怕友人的怒斥、知书达理、善于应对的性格,起到了绝好的作用。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主题思想,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揭示的。这些人物对话,虽然只有三言两语,但句句都紧扣文章中心,紧扣人物性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文章写友人与中方的对话有三句。第一句“尊君在不?”开门见山,问得直截了当,毫无谦恭之意,初露性格的鲁莽。第二句“非人哉!”出言不逊,当着儿子骂父亲,这是不讲礼仪的行为,再露性格的粗鲁。第三句“与人期行,相委而去!”看似有理,实则无理。不自责自己失约误期的错误,反而委过于人,怒斥对方如约而行的正确做法,这就更加暴露出友人不讲道理的性格特征。
文章写中方与友人的对话也有三句。第一句“待君久,不至,已去。”这是针对友人的问话而答的。中方不是正面回答友人提出的问题,在,还是不在。而是先说“等君久”“不至”,再说“已去”,把父亲的 “去”与“等君久”和友人的“不至”联系起来。这样的回答,不仅把父亲为什么走说清楚了,为后面批驳友人的怒斥作了准备,而且话中有话,流露出对友人失约的反感。第二、三两句是对友人无理怒斥的反驳。第二句“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这是针对友人强调“期行”而说的。守信还是失信,关键在于“期日中”,“日中不至”,当然就是失信了。抓住实质,击中要害,
使友人失去辫驳的根据。第三句“对子骂父,则是无礼。”这是针对友人出言不逊而说的。在指出友人“无信”的基础上,又指出友人“无礼”。一步紧逼一步,把友人逼到了无以言对的狼狈境地,以至最后不得不“惭”而“下车引之”。由于这些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虽然只有短短几句,也可以看出中方—陈太丘性格的折光,是多么聪颖仁慧、知书达理。
《陈太丘与友期行》一文细节微言、涵泳无穷。“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尺寸之间起波澜,与下文问答中“待君久不至,已去”“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 ”呼应。友人“问”“便怒”“惭”“下车引之”,一波三折。其间,先称 “尊君”,骤然口不择言 “非人哉”,人物情态,栩栩如生。中方“门外戏”、一答一日、“入门不顾”,应对自如,宛若成人,表现出鲜明个性与独立人格。不论是情节上的起伏变化,还是人物情态上的自然生动,乃至文字之下隐藏着的本真性情、坦率品质,都值得我们琢磨品味。
全诗一章二十二句,分四层铺写祭祀烈祖的盛况。开头四句是第一层,首先点明了祭祀烈祖的原由,就在于他洪福齐天,并能给子孙“申锡(赐)无疆”;“嗟嗟”一词的运用,可谓崇拜得五体投地。接下八句,写主祭者献“清酤”、献“和羹”,作“无言”、无争的祷告,是为了“绥我眉寿,黄耇无疆”。这种祭祀场面的铺叙,表现了祭祀隆重肃穆的气氛,反映出主祭者恭敬虔诚的心态。再接下去八句,写助祭者所坐车马的奢豪华丽,以此衬托出主祭者身份的尊贵,将祈求获福的祭祀场面再次推向高潮。结尾两句祝词,点明了举行时祭的是“汤孙”。首尾相应,不失为一首结构完整的诗篇。
此诗在语言运用上同其他《颂》诗一样,讲究典雅庄重,但由此也产生弊端,难免有些刻板乏味(当然也有好的句子,如“约軝错衡,八鸾鸧鸧”等)。在韵律安排上,此诗倒很有特色,三换韵脚,先用鱼部韵,再用耕部韵,最后是用阳部韵。押阳部韵的句子特多,从“黄耇无疆”到“汤孙之将”的下半部分十一句,连用“疆”、“衡”、“鸧”、“享”、“将”、“康”、“穰”、“享”、“疆”、“尝”、“将”十一个阳部韵,音调非常铿锵和谐,其音节美远胜于文句美。后世句句用韵的“柏梁体”诗恐怕也是滥觞于此。
这篇散文阐明了借书与读书的关系,以时不待人、时不再来,勉励后学专心攻读。作者在交代写作缘起后,就提出“书非借不书读也”的观点,出人意表,引人深思。此观点看似偏颇,但读者读完全文后,方觉得其深刻,极有道理。作者先以藏书不读作为反证。皇家有《七略》之全四库之富,各类书籍应有尽有,“然天子读书者有几?”“贵人家,藏书满屋,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至于祖、父辈积书,子孙辈弃而不读,这种现象太多了。于是作者总结道,有读书之便而无借书之苦的人“读书者有几?”否定答案寓于反问之中。
作者接着由书及物,作了类比,指出人的普遍心理是:借于他人,担心别人索回,因此不住地观摩玩赏;但一旦属于自己,就会束之高阁,借口来日再看。这种心理状态说明了“书非借不书读也”的道理。
作者再以自己的经历来现身说法,更增强了说服力。自己幼时家贫借书困难,但“有所览,辄省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说明了“借者之用心专”的道理。后来做了官,有条件买书,却是素蟑灰丝,时蒙卷轴”,这进一步证明“书非借不书读”的观点。
此文最显著的特点是采用对比的方法论述问题。如将藏书者不读书与借书者读书对比,将自己家贫无书之时与有书之时对比,将黄生与自己对比。作者于对比中阐明自己的见解,期望读书人应该珍惜读书的机会,从而发愤攻读,使学有所成。例如以“非夫人之物”与“若业为吾有”作对比;以“余幼好书,家贫难致”的勤学与“通籍后,俸去书来”的疏懒作对比;以“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作对比;以自身的“不幸”与黄生的有“幸”作对比,等等。这样,不仅书够鲜明地阐述观点,也书加深读者的理解,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而且,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袁枚是一位才子气颇重、任性适情的人。他列举天子与富贵人的例子,说明他敢于指责权贵、无视传统的个性。他珍惜少年时代借书苦读的岁月,并对晚辈谆谆告诫,说明他极具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