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公谏厉王弭谤》在结构上是谏因、谏言、谏果的三段式。首尾叙事,中间记言,事略言详,记言为主,体现了《国语》的一般特点。但文章的开头结尾却仍有独到之处。
文章开头,妙语传神。“厉王虐,国人谤王”,寥寥七字,胜于千言。一边是厉王虐,一边是国人谤。谤由虐起,事出必然,因果明了,壁垒分明,一开篇便展现给读者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既引出召公苦谏的缘由,也为厉王的可悲下场埋下了伏笔。接下来厉王的一“怒”一“喜”,两个动词,如千钧之力,又将矛盾推向高潮,且把这位暴虐无道的昏君形象斧砍刀削得更加逼真。结尾是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开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此语真乃神来之笔,厉王以为高压就可止谤,因而“大喜”,其实高压下的沉默,只是火山喷发前的死寂。结尾“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这是愤怒与反抗的岩浆在凝聚力量。终于火山喷发,国人暴动,厉王被逐,那该是何等壮观的场面,何其复杂的斗争。但作者全都略去,只写了“三年,乃流王于彘”,淡淡的七个字,对厉王是何等轻蔑,而留给后人的思考又是何等深刻!
召公的谏词,前后都是比喻。前一个比喻,说明“防民之口”的害处;后一个比喻,说明“宣之于口”的好处。只有中间一段切入正题,以“天子听政”总领下文,从正面写了“宣之使言”的种种好处。从公卿列士,史、瞽、师、蒙,到百工庶人,广开言路,畅所欲言,而后经天子斟酌取舍,补察时政,就使政策、政令不背真理。如此,恰当生动的比喻与严肃认真的正题有机结合,夹和成文,笔意纵横,态度真诚,用心良苦。
此诗首字“至”字在诗中反复出现八次,故题名“八至”。从内容上说,全诗四句,说的都是浅显而至真的道理,具有深刻的辩证法,富有哲理意味。从结构上说,作者设置了层云叠嶂,前三句只是个过场,主要是为了引出最后一句“至亲至疏夫妻”,专在针砭世情,极为冷峻。
首句“至近至远东西”,写的是一个浅显而至真的道理。东、西是两个相对的方位,地球上除南北极,任何地点都具有这两个方向。两个物体如果不是南北走向就必然有东西区别。所以“东西”说近就近,可以间隔为零,“至近”之谓也。如果东西向的两个物体方向相反,甚至无穷远,仍不外乎一东一西,可见“东西”说远也远,乃至“至远”。这“至近至远”统一于“东西”,是常识,却具有深刻的辩证法。
“至深至浅清溪”,清溪不比江河湖海,一目了然能看到水底,“浅”是实情,是其所以为溪的特征之一。然而,它又有“深”的假象,特别是水流缓慢近于清池的溪流,可以倒映云鸟、涵泳星月,形成上下天光,令人莫测浅深,因此也可以说是深的。如果说前一句讲的是事物的远近相对性道理,这一句所说的就是现象与本质的矛盾统一,属于辩证法的不同范畴。同时这一句在道理上更容易使人联想到世态人情。总此两句对全诗结穴的末句都具有兴的意味。
“至高至明日月”,因为旁观者清,站得高望得自然就远看得自然明朗。日月高不可测;遥不可及,这个道理很浅显。这第三句,也许是最肤浅的。“高”是取决于天体与地球的相对距离,而太阳与月亮本不一样。“明”指天体发光的强度,月亮借太阳的光,二者更不一样。但是日月同光是人们的感觉,日月并举是向有的惯例,以此入诗,也无可挑剔。这个随口吟出的句子,在全诗的结构上还有其妙处。警句太多容易使读者因理解而费劲,不见得就好。而警句之间穿插一个平凡的句子,恰有松弛心力,以便再度使之集中的调节功能,能为全诗生色。诗人作此句,应当是意在引出下句。
前三句虽属三个范畴,而它们偏于物理的辩证法,唯有末句专指人情言之,是全诗结穴所在——“至亲至疏夫妻”。因为夫妻是没有血缘的亲人,在一起就是一个人,分开则形同陌路,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有之。当代某些学者试图以人的空间需求来划分亲疏关系。而“夫妻关系”是属于“密切空间”的,特别是谈情说爱之际。从肉体和利益关系看,夫妻是世界上相互距离最近的,因此的确是“至亲”莫若夫妻。然而世间的事情往往是复杂的,伉俪情深固然有之,貌合神离而同床异梦者也大有人在。夫妻间也有隐私,也有冲突,也有反目成仇的案例,正所谓“爱有多深,恨有多深”,不相爱的夫妻的心理距离又是最难以弥合的,因此为“至疏”。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夫为妻纲,男女不平等的地位造成了夫妻不和谐的关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了没有爱情的婚姻,而女子的命运往往悲苦。这些都是所谓“至疏”的社会根源。如果说诗的前两句妙在饶有哲理和兴义,则末句之妙,专在针砭世情,极为冷峻。
这首诗和一般讲究起承转合的诗不同,这诗语言淡致,和唐代诗僧王梵志的诗一样平白如话,但平中见奇绝。
诗的前三句是个过场,其存在是为了衬托最后一句。层云叠嶂,前三句过后,才显出最后一句峰峦。“至亲至疏夫妻”这话满是饱经人事的感觉,比一般的情诗情词要深刻得多,可算是情爱中的至理名言。夫妻间可以誓同生死,也可以不共戴天。这当中爱恨微妙,感慨良多,寻常年轻小姑娘想说也说不出来,必得要曾经沧海,才能指点归帆。 或许正是看透了这些,李冶才宁愿放纵情怀。因此,即使隔了千年,也依然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这首词是拟写闺情之作,全篇以写景始而以情终,景中含情,情又衬景,因而被评为“金碧山水,一片空蒙。”(谭献《谭评词辨》)
上阕从春光写起。“六曲阑干”三句极力描写庭院的春日明媚风景。曲曲红阑,被绿茵扶疏的碧树所环绕;院中的杨柳随风摇摆,如丝如缕的柔条在夕阳的晚照中轻盈飞舞,好一派静谧、优美的景色。一个“偎”字,写出自然景物与人工景物的和谐、亲昵,一个“展”字,写尽了柳条的媚态,词的意境,就在这柔和、清雅的景物中被烘托出。
“谁把钿筝移玉柱?穿帘海燕双飞去。”三句写帘内景。“谁把”两句从听觉写起,在这寂静的环境中突然响起了琮琮的筝声,闺中安栖的燕子,被筝声惊起,双双穿帘飞去了,词人把这些情景都写得优美、精致,用笔非常细腻,有力地表现出春光的明媚,给读者以十分深刻的印象,引发出丰富的情境联想。筝声之后并没有揭起垂下的帘幕,露出弹筝之人,却转写燕子穿帘双飞,以衬托弹筝者的孤独寂寞,了无知音,幽思难托。
上阕中词人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个角度进行描写,先写筝鸣声之凄婉,再写成双的海燕穿帘而去,所见所闻,勾起词人隐隐的孤独与惆怅之感,为下文进一步抒情做铺垫。
下片抒伤春之情。首三句写词人所见:游丝、落絮、红杏花,这些景物的描写,暗示春之将逝。依旧由景开始,但是“满眼”一词已经凸现了人的出现,是从闺中人的视线和心情来看景了。“游丝”和“落絮”都是经典的春愁缭乱、幽思绵绵的意象,“满”和“兼”字更说明了一种无聊、无奈的心情。这是突然降下的一阵清明雨,打得院中杏花零落。
“浓睡觉来莺乱语,惊残好梦无寻处。”结末写女主人公因梦醒而引起的恼莺情绪。“乱”字暗示了闺中之人的心情烦乱。至于她做的是什么样的“好梦”,词人没有说明,却更耐人寻味。浓睡好梦,欢情片刻,这对于现实生活中无法相会的恋人来讲,也是聊慰其相思饥渴的方式。然而哪怕这样短暂的好梦,也偏偏被莺语惊扰,可见无论是明媚亮丽的春色,还是落花沽絮的雨景,全都成了激惹她阵阵愁绪的触媒。
整首词诗人由写景始,由写人终。写景抓住春天的特指,但有富于变化,在变化中蕴含了作者的情感,写人先写人物的行动,把细筝移玉柱,但穿帘双燕却勾起了主人公无限的伤感,成为全词感情转折的基点。再写人物的心理,“惊残好梦无寻处”,直接抒发主人公内心的伤感。整首词写景与写人相互交融,通过穿帘的双燕,乱语的“黄莺”、“游丝”、“落絮”“清明雨”,使人物的心理活动步步呈现,达到了情与景的高度统一,但又含而不露,堪称“金碧山水,一片空蒙。”全词在艺术风格上语言明丽,用意婉曲。
宋光宗赵惇绍熙二年(1191),姜夔寄居合肥,这首词就是这年春天在合肥写的。
如小序所说,作者写这首词的目的是“以纾客怀”,可是,通篇都是写景,作者寄居异乡的惆怅,伤时感世的愁绪,尽在不言之中。
上片首二句先写“巷陌凄凉”。作者写作这首词的历史时期,合肥离南宋的边防线不是太远,是所谓“边城”。“空城”写出城内萧条冷落;“晓角”增添了气氛的悲凉。“马上单衣寒恻恻”,写“巷陌”中的人物,也就是作者自己在异乡边地的感受。“看尽”两句又转入写景,眼前的柳色“鹅黄嫩绿”,和江南十分相似,“都是江南旧相识”,流露出淡淡的思乡情绪。
过片“正岑寂”三字,承上启下,由柳色想到江南的故乡,但这里毕竟不是故乡,如“小序”所说,“与江左异”,因此才有“岑寂”之感。“正”字引出下文,转写寒食时节。“强携酒”句的“强”字,写出满怀愁绪,本来已无心访人饮酒,但适逢佳节,只好“强携酒,小桥宅”,去找情侣过节,无非是敷衍应景。“怕”字又一转,写作者对春天的留恋,本来无心赏春,而当“梨花落尽”时,眼前会“尽成秋色”,那是会更添惆怅的。结尾三句,紧承上句,叙写“春”将逝去,当“燕燕飞来”之时,就只有一池绿水了。惋惜春光逝去,在写春景中反映边城的凄凉,作者意在排解愁绪,实际上却不自觉地流露出无限烦恼,家国隐恨。
全词意境凄清冷隽,造句朴素自然,用语清新质朴,绝无矫柔造作的痕迹。本词以写景为主,情在景中。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一书中谈词的“境界”时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姜夔这首《淡黄柳》是“有我之境”。在柳色春景的描写中,作者的万般愁绪,无限哀怨之情,也就巧妙自然,不着痕迹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