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伤春诗,实质上却在感伤时势,表现出作者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全篇雄浑沉郁,忧愤深广,跌宕起伏,深得杜诗同类题材的神韵。
首联“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二句,上句是因,下句是果。采用借古喻今的手法,直叙国事的危急。上句“庙堂无策可平戎”,是说朝廷对于金兵的侵略不能也不敢抵抗,下句“坐使甘泉照夕烽”,是以汉代匈奴入侵,晚间烽火一直照到甘泉宫,来表示由于南宋统治集团的不抵抗,因此使得金兵长驱直入,从边境到达内地。这两句感叹朝廷无策抗金,直将矛头指向皇帝,此为首顿。
颔联“初怪”二句,承上直写南宋小朝廷狼狈逃奔的可悲行径,把“坐使甘泉照夕烽”具体化。对这种敌人步步进逼、朝廷节节败退的局面,诗人忧心如焚,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而国势却如此危急,就更增加了诗人的伤感。这两句以“初怪”、“岂知”的语气,造成更强烈的惊叹效果,显得感情动荡,表达了局势出人意料之外的恶化,流露了诗人对高宗的失望之情,再次跌宕。
颈联“孤臣”二句,是借用李白和杜甫的名句,直接抒发感慨,扣着题目写“伤春”。“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上句写伤,下句写春,由“每岁烟花一万重”的春,引起“孤臣霜发三千丈”的伤。作者用“孤臣”自指,一是表示流落无依,二是表示失去了皇帝。诗人把“白发三千丈”与“烟花一万重”两句李白,杜甫的名句合为一联,对仗贴切、工整,表现了诗人伤时忧国的感情。杜甫有诗说:“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至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陈与义在别的诗中也说:“天翻地覆伤春色。”都是由春光烂漫与家国残破的对比之中,产生了莫大的忧伤。这也可以看出陈与义学习杜甫与江西诗派的不同之处。杜甫伤春,一方面说“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一方面说“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尽管为外族的入侵深深地忧虑,但还是相信国家终究是会恢复的。陈与义在这首《伤春》诗中,也从“万方多难”的现状中看到了希望。
尾联 “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二句,落笔很有力量。诗人对向子諲是歌颂的,向子諲以疲惫、力弱的部队,敢于冒犯野兽一般的金国侵略军的锋锐之气,是具有爱国精神和牺牲精神的。诗人在这里显然是以在长沙的向子諲与在“庙堂”的当权派作对比,向子諲“疲兵敢犯犬羊锋”,而“庙堂”都是“无策可平戎”。所以对向子諲的歌颂,就包含了对“庙堂”当权派的批判。“疲兵敢犯犬羊锋”,不仅笔调苍凉悲壮,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向子諲卫国精神的无限崇敬之情。“敢犯”二字,气势凌云。诗人用“稍喜”二字就表明了他的讥讽的意图。“稍喜”并不是说向子諲的抗金值不得大喜,而是说在“庙堂无策可平戎”的局面下,还有向子諲的“疲兵敢犯犬羊锋”,使人看到了—线希望,在忧伤之中带来了一点欣慰。
这首诗作也深刻地反映了南宋前期战乱动荡的社会现实。诗中一方面对南宋朝廷不采取抵抗政策,一味退却逃跑,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另一方面对向子諲等官兵纷起抗敌的爱国壮举,进行热情地讴歌。这种鲜明的主战态度,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这首《伤春》体现了陈与义南渡后的诗风开始转变,能卓然成家而自辟蹊径。宋代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说陈与义“建炎以后,避地湖峤,行路万里,诗益奇壮。……以简洁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这些评语并非溢美之辞,而是符合南渡后陈与义的诗风特征的。“此诗真有杜忠”这是极有见地的。尽管诗人的爱国感情没有杜甫那样的深厚和强烈,但是在这首七律中显露出来的爱国情思,沉雄浑成的艺术风格,已经不是在形貌上与杜甫相似,而是在气味上逼近杜甫。
另外,整首诗雄浑沉郁、忧愤深广,也有“江西诗派”作品的影子,但又突破了江西诗风。
这篇文章说明超然于物外,就可以无往而不乐。即把一切事物都置之度外,无所希冀,无所追求,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就不会有什么烦恼,能成为二个知足者常乐的人。这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观点来自我麻醉,以旷达超然的思想来自我安慰。不管祸福,美丑,善恶,去取,通通都一样,自己屡遭贬请,每况愈下,也就不足挂齿,可以逆来顺受,无往而不乐了。其实,这是置无限辛酸、满腹怨愤而不顾的故为其乐,有其形而无其实,犹如酒醉忘优之乐,并非敞怀舒心的快乐。全文以“乐”字为主线,贯穿始终,被称为“一字立骨”的典范文章。以议论和记叙相结合的方法,从虚实两个方面阐明了主旨。游于物外。就无往而不乐。
第一段,从正面论述超然于物外的快乐。“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一切物品都有可以满足人们欲望的作用,假如有这种作用,都可以使人得到快乐,不一定非要是怪奇、伟丽的东西。实际上并非如此,物有美丑、善恶之分,爱憎自有不同,人各有所求,其选择、去取也不能一样,所以很难“皆有可乐”。苏轼是以“游于物外”的超然思想看待事物。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写法特点上看,是一起便说“超然”,提出“乐”字为主线。上面是从总的方面论述,下文是举例加以证明。“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是说物各有用,都可以满足欲求,给人快乐。推面广之,人便可以随退而安,无处不快乐了。四个皆字使文意紧密相联,语势畅达,浑然一体。
第二段是从反面论述不超然必会悲哀的道理。求福辞祸是人之常情,因为福可以使人高兴,祸会令人悲伤。但是,如果人不能超然于物外。任随欲望发展,必然陷人“游于物内”的泥潭。物有尽时,很难满足无止境的欲求。而且事物往往被某些现象掩盖着本来的面目,美丑不一,善恶难分,祸福不辨,取舍难定。事物的假象常常令人头昏目眩,什么也看不清楚,不超然于物外,就会盲目乱撞,结果必然招来灾祸,造成绝顶的悲哀。上面两段,一正一反,正反对照,有力地论证了只有超然于物外,才能无往而不乐;如果超然于物内,则必悲哀的道理。从理论上为记超然台的事实奠定了基础。这是以虚领实的写法。
第三段,步入正题,叙述移守胶西,生活初安,治园修台,游而得乐的情景。用具体的事实说明了超然于物外,必得其乐的道理.这一段可分为三层:一、移守胶西,用了三个对偶句,组成排比句组,语调抑扬起伏,气势充沛,使杭、密两地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了苏轼舍安就劳、去美就简的遭遇。这既是记实,也是以优托喜的伏笔。二、生活初安。“比岁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面斋厨索然,日食杞菊。”,是写初到胶西后年成不好,政局动乱,生活艰苦。用了五个四言句和一个连词,句子精悍,节奏急促,与处境维艰交相吻合。再次写忧,以见喜之可贵,乐之无穷。“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意外的变化带来无限喜悦。“予既乐其风俗之醇,而其吏民亦安予拙也。”自己爱上了胶西,百姓也爱戴太守。官民相爱,必然官民同乐。由苦变乐,真是无往而不乐。生活初安,就有余力洁庭治园,为寻乐作些事情。三、修台游乐。先交待台的位置、旧观和修缮情况。利旧成新,不劳民伤财,含有与民同乐之意。再写登台四望,触目感怀,见景生情,浮想联翩,所表现的感情十分复杂。时而怀念超然干物外的隐君子,时而仰慕功臣建树的业绩,时而为不得善终的良将鸣不平。这正表现了作者想超然子物外,而实际上又很难完全超然处之的矛盾心情:有怀念,有羡慕,有不平。这一层虽属常见的“四望法”,但写得不落俗套,没有用对偶排比,只用了较为整齐的散行句,别具一番疏宕流畅的情韵。最后描写了台的优点:“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流露出无比喜爱的感情。因此,予与客不管“雨雪之朝,风月之夕”,都时常登台游乐,亲手做菜做饭,饮酒欢歌。这种游玩,确实是很快乐的。最后又落脚在“乐”字上。
最后一段交待了其弟苏辙(子由)为此台命名并作赋的事。文章到此方点明“超然”二字,具有画龙点睛之妙。且结句“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既照应开头:又与前文所说乐少悲多的人“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如应不应,有意无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见出两种人不同的思想境界,回味无穷。
诗写梅道士邀饮过程,抒发隐逸情趣。诗人以隐士身份而宴于梅道士山房,因而借用了“金灶”、“仙桃”、“驻颜”、“流霞”等仙道术语和运用“青鸟”、“赤松子”等典故,描述了道士山房的景物,赋予游仙韵味,流露了向道之意。
上片写词人过往的军旅生涯及感叹。“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烟夜举。朱颜青鬓,拥雕戈西戍”,这几句是词人对南郑生活的回忆。他那时是多么地意气风发,胸中怀抱着收复西北的凌云壮志,一身戎装,手持剑戈,乘马于胯下,随军止宿,气吞残虏。字里行间洋溢着一股豪气,颇能振奋人心。
但接着词急转直下:“笑儒冠自来多误。”这一句化用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而来,感叹自已被儒家忠孝报国的思想所误,一生怀抱此志,却时至暮年仍旧一事无成。看上去,词人有悔意,悔恨自己不该学习儒家思想,执著于仕进报国,但实是对“壮岁从戎”的生活不再的哀叹。
下片写老年家居江南水乡的生活和感慨。“功名梦断,却泛扁舟吴楚。”词人求取功名的愿望落空,被迫隐居家乡。为排遣愁怀,他四处泛舟清游。“漫悲歌、伤怀吊古”,虽身在江湖,但心仍在朝堂之上。词人没有办法真正做到自我宽解。他“泛扁舟吴楚”,吴楚古迹仍旧引发起他无限怀古伤今之意。
“烟波无际,望秦关何处?叹流年又成虚度。”“秦关”,即北国失地。那淼淼的烟波仍不能消除词人对秦关的向往,因壮怀激烈,他至老仍旧不忘收复失地,不甘断送壮志,故闲散的隐居生活使他深感流年虚度。
这首词上片怀旧,慷慨悲壮;下片写今,沉痛深婉。作者强烈的爱国感情在字里行间充分地流露出来,感人至深。
爱国之情在陆游这篇作品里频有表述,且多慷慨激昂,壮怀激烈,而当词人晚年赋闲乡里,鬓白体衰之后回忆往事,更加悲恸万分,却又因无力回天,只落得无奈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