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西湖的旖旎风光，给文人骚客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灵感和情思。歌咏西湖的散曲作品，也如同湖山美景那样争奇斗妍，各具风致。这首《醉中天》，是其中不落常套的一首。
起首四句，剪裁出四幅不同的画面。第一句，远眺。相思树即连理树，原指异根而同枝相通；西湖岸上花卉林木互相依偎簇拥，交柯接叶，远远望去便会产生连理的感觉。第二句，近观。“折枝”是花卉画中突出局部主体，而稍取旁景衬托的剪裁性的特写，作者为各色禽鸟所吸引，伫神凝望，连同近旁枝叶的背景，不正是一幅幅绝好的折枝图吗。第三句，湖中。“双双比目鱼”，当然不是《尔雅》所说的那种唯生一目、“不比不行”的缣鲽，不过是因为游鱼成群，圉圉洋洋，所以看上去都好像是结伴成对的了。何况观鱼最容易引起像庄子于濠上产生的那种物我一体、移情游鳞的感受，而西湖的澄澈明丽，亦自在句意之中。第四句，岸上。曲中用“鸳鸯户”三字，造语新警。它既形容出湖岸鳞次栉比的人家，又会使人联想起门户内男欢女悦、熙熙陶陶的情景。这四句固是状写西湖花木之繁、鱼鸟之众、人烟之稠，然而由于用上“相思”、“比目”、“鸳鸯”等字样，便平添了热烈、欢乐和美好的气氛。四幅画面交叠在一起，本身还是静态的，而下承“一步步金厢翠铺”一句，就化静为动了。“金厢”即以金镶嵌，有富贵气象，而“翠铺”又不无清秀的色彩。这一切，自然而然引出了“世间好处”的考语，用今时的话语来说，这正是“人间天堂”的意思。
铺叙自此，用笔已满，作者突然一折，接上了一句“典卖西湖”的冷隽语，还特地附上了小注。细细思味，令人叫绝。从注释三所引的原注来看，台、谏分掌弹劾和规谏，所谓有“言责”；省、院制法令、行政务，所谓有“官守”；均属于“轩冕”一流。典也好，卖也好，平民百姓不会沾染，“轻视轩冕”是理所当然的。这句话从原注理解，便是说：西湖风光如此美好，可不要糊里糊涂，去争当什么台谏省院的高官啊。当了官便不自由，不能流连山水，“无往不可”。这是避名利、乐山水的一层意思。另一方面，作者引用的是“宋谚”，宋社已屋，对宋而言，最终结果不啻是“典卖了西湖”。“休没寻思”这一句，也多少隐含着对前朝误国君臣的嘲弄，隐含着一点兴亡盛衰之感。双关之意，是颇为巧妙的。
此词副题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为什么要向欧阳修倾吐衷肠呢？原来欧阳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时“景祐党争”，欧阳修就坚定的站在范仲淹一边。时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权相吕夷简擅权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图》，又上《帝王好尚论》等四论，批评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权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信吕相的仁宗将仲淹贬黜出京，当时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辩，而谏官高若讷却讨好吕夷简，说范应当贬官。欧阳修痛恨谏官高若讷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竟不分是非，行为卑鄙，于是写了《与高司谏书》，斥其一味迎合权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夷陵。政治上的风雨磨难，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欧二人最终成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对者攻击改革派引用朋党。此时已奉调回京的欧阳修任谏官，为了回击反对派的无端指责，支持庆历新政，又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可见范仲淹和欧阳修志同道合、同仇敌忾。
此词大约写于这几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击之时。新政失败，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们自然产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这一点，再来读这首词，读者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它是词人因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极度失望、苦闷乃至沮丧的反映。在心头郁积已久的愤懑总得找个宣泄的出口吧？于是，愤激之时，酒酣耳热，对着同遭厄运的老朋友发发牢骚，说说醉话，有何不可？
其实，这首词固然宣泄了词人的愤懑，但也折射出了他内心时不我待的焦灼。这与李白那首著名的《将进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八年仍未找到出路，于是在此诗中借题发挥，尽情倾吐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李白的恃酒放旷并不说明他就此沉沦，即便是这首诗亦流露了施展抱负的愿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现实无情徒唤奈何。范仲淹同样如此，“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 ，能够干一番大事的年华太少了，哪里禁得起几番蹉跎？于是，借酒浇愁，抒发其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是有其深刻渊源的。儒家的积极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仅如此，他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而老庄清净无为、随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击时能够舒缓压力的精神避难所。在这点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说，在当时，文人们普遍认为词是娱情遣兴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时亦未能例外，与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时，就不免戏作小词了。应该说，这几句亦真亦幻的牢骚话倒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亲可近。
当然，范仲淹身处逆境，失意惆怅乃至发牢骚，并不意味着他永久的消沉。庆历六年，贬谪到邓州，摆脱了朝党纷争，暂时卸去了烦琐的朝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度过了三年难得的惬意时光，他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始终把关怀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赢得了邓州人民的衷心爱戴。同时，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千古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著名诗文都写于此时。这表明，范仲淹已经走出了苦闷、沮丧的阴影，已经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是他毕生的追求。这才是立体的、全面的范仲淹。
韦应物晚年对陶渊明极为向往，不但作诗“效陶体”，而且生活上也“慕陶”“等陶”。这首诗歌就是韦应物羡慕陶渊明生活和诗歌创作的证明。
这是写春日郊游情景的诗。诗先写拘束于公务，因而案牍劳形。次写春日郊游，快乐无限。再写归隐不遂，越发慕陶。韦应物不想在局促的官署里度日，清晨来到了清旷的郊外。但见春风吹拂柳条，青山能荡涤自己的俗虑，又有微雨芳原、春鸠鸣野，于是心中为之清爽。走倦了歇歇，歇完了再沿溪边散漫行走。但毕竟他是个做官的人，心中时时要冒出公务之念，因此想以后能摆脱官职，结庐此地，过像渊明一样的田园生活。
这首诗写春天山野之景很清新，显示出诗人写景的才能。但韦应物不是陶渊明，陶渊明“复得返自然”后能躬耕田里，兴来作诗歌田园风景，农村景象处处可入诗中，处处写得自然生动。韦应物则是公余赏景，是想以清旷之景涤荡尘累，对自然之美体味得没有陶渊明那样深刻细致。陶渊明之诗自然舒卷，而韦应物则不免锤炼，如此诗中的“蔼”字。但平心而论，韦应物写景，在唐朝还是能卓然自成一家的。
这首诗以真情实感诉说了官场生活的繁忙乏味，抒发了回归自然的清静快乐。人世哲，经验谈，话真情真，读之教益非浅。“杨柳散和风，青山澹吾虑”，可谓风景陶冶情怀的绝唱。
清代赵翼《瓯北诗话》说陆游入蜀后“诗言恢复者十之五六”。这些倡言恢复的诗篇主要抒写收复失地的愿望，壮志难酬的悲言、对沦陷区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治者苟安投降的不满。在英雄壮举的幻想中表达始终不渝的爱国深情。《宝剑吟》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首，也是颇有特色的一首。它以别致的构思、平实的语言，把爱国深情表达得深婉蕴藉、悱恻动人。
“幽人枕宝剑，殷殷夜有声。”“幽人”是诗人理性的化身，“宝剑”是诗人理想的寄托。诗人的形象是这二者的统一。“枕”字连接“幽人”与“宝剑”，表明诗人时刻不忘统一国土，随时准备参战杀敌。第二句从幽人的感觉写宝剑的声音，至于宝剑为何发声，暂搁不提。“人言剑化龙，直恐兴风霆。”紧承剑有声，借神话传说进一步想象：剑会变龙，龙能兴起风雷。而那些随遇而安的人们总怕打破平静，于是，不思发奋的人们由于害怕风雷顿起而千方百计禁锢蛟龙，使其不得伸展。“不然言狂虏，慨然思遐征。”诗人进而赋予龙以思想情感，说它如果不是被压制，就会因憎恨狂虏的侵犯而言然远征。实际上这是喻指诗人犹如一条被锁着的龙，渴望施展呼风唤雨之功、发挥雷霆万钧之力，报效国家，了却宿愿。这是第一层，以叱咤风雷的巨龙自喻，表现诗人对实现壮志的热切愿望。同时暗示出诗人不能如愿以偿的原因，为下一层写劝慰和不平作铺垫。
“取酒起酹剑，至宝当潜形”写幽人劝慰宝剑藏匿形迹。紧接着回答为何要“潜形”：“岂无知君者，时来自施行。”“一匣有余地，胡为鸣不平”是以反语来发泄诗人的郁言不平之气。幽人劝慰宝剑的：“岂无知君者，时来自施行。一匣有余地，胡为鸣不平。”这两点理由都含有诗人言疾怨恨的情绪，后者甚于前者。“胡为鸣不平”，极其有力，在结构和意义上都有重要作用，宝剑发声是在鸣不平，回答了开头的问题，使首尾对应，结构完整。 此是诗中引人遐思的强音，是诗人情感升华、照亮全篇的画龙点睛之笔。这是诗的第二层，幽人从现实出发安慰宝剑，抒发诗人壮志难酬的不平之鸣。
从结构和意境上看，这首诗的构思颇为别致。借物抒情，情含物中。剑本是一种武器，但在爱国者的心中它成了诗人杀敌报国、引动文思的触发物。诗人饱满的爱国热情又使剑具有了生命和性格，成了萌发创作激情、引起想象、表达理想的凭借。
触及与杀敌有关之物，即生报国之思，非独《宝剑吟》。在被人推为陆游压卷之作的《长歌行》中有“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在《老马行》中有：“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而在《宝剑吟》中，诗人见剑生情，情又幻化成意象。把剑拟想成龙，再借龙自喻，婉转曲折地表达了诗人难以遏止的不平之情。联系诗人的经历，这不平之情是多方面的：有“胸中磊落藏五兵，欲试无路空峥嵘”的壮志不遂的不平之情；有“酒醒客散独凄然，枕上屡挥忧国泪”的对国家前景忧虑的不平之情；有“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的言恨投降派的不平之情；更有“丈夫有志苦难成，修名未立华发生”的蹉跎光阴的不平之情。种种复杂强烈的不平之情若率直抒写，易生抽象叫喊之感，有锋芒毕露之嫌，无跌宕起伏之美。同时，激烈率直地写不平之情，还可能触犯统治者而遭祸。于是，这首诗就移情于物，多所想象。让想象在构思中充分发挥作用。不过这首诗的想象与陆游其他爱国诗歌的想象又有所不同。不是通常的结合诗人生活经历和抗战愿望来想象，而是像屈原、李白那样借神话传说构造想象世界。
这首诗从独特的构思之中，把鲜明的形象表现出来，更显得含蓄蕴藉，曲尽其情。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宝剑有声比喻壮心不已，在想象中流露出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的迷惑、感情与理智搏击的痛苦。宝剑是明喻，是对“心未平”的烘托和强调，不是贯穿全诗的完整清晰的艺术形象。作者运用借喻兼拟人的手法，使宝剑作为一个鲜明的抒情形象贯穿全诗，与幽人的形象一起构成一个有丰富复杂性格的形象，即诗人的自我形象。这首诗的意象是按空间顺序，以感情的发展为线索，连接两个充实而生动的画面，诗人的形象隐蔽在幽人与宝剑的背后。诗人的爱国激情就熔铸在这独特的构思之中。
这首诗构思别致，而语言却很平实，通篇没有豪壮华丽之语，也无生硬晦涩或故作姿态之感。语言平实主要表现在遣词、造句、修辞、音韵方面。作者善于生动灵活地运用普通词语如“枕”“化”，等在诗中既起连接作用，又有神韵，使幽人、剑、龙成为活的形象，引起联想。把“言慨”一个词，拆开来用在两句中，使诗句气势贯通、情意激切，从中可看出诗人的用字之功。不造奇拗语句、注重意思的简洁明快；句子内部词序不颠倒，句式通俗自然如口语；句与句之间衔接紧凑，结构上细针密缕，而意象疏朗雄阔，留下想象的余地又不使人徘徊停驻。诗人还善于运用常见的修辞手法，如用比喻比拟，加强意境的奇幻含蓄之美；用反诘、反语，犀利有力，极尽言懑揶揄之情态；注重音韵、声调，抑扬顿挫，富于音乐美。语言上的这些特点，决定了该诗的通俗易懂。
文章开篇点出主旨，即天下学问中夜间航船时的闲聊“最难对付”，有的人是“两脚书橱”，却“无益于文理考校”，乃至和“目不识丁”的人没什么区别，接着道出了“姓名有不关于文理，不记不妨；有关于文理者，不可不记”的主旨，最后以一段僧人与士子的故事结尾。文章平淡之中带有漫不经心，笔调轻松诙谐。
文章开篇扣题而出，由于著作题目本身的奇异新颖，这一句仍给人以突兀之感。“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学问与“夜航船”本不搭界，超出了正常思路的妙想自然有一种抓住人的力量。“最难对付”，这是作者站在学人士子的角度说的。在夜航船中，白天可观览的景物已消失在夜幕中，唯一的消遣就是闲聊了。船上的乘客大都是村夫俗子、下里巴人，他们的“学问”，都是些口头相传、烂熟胸中的“瀛洲十八学士”“云台二十八将”之类，对于这样的“知识”，读书人就相形见绌了。当读书人显得反不如村夫俗子，被人“掩口笑之”，处境便会尴尬。作者家乡更有“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橱”一样的人，如遇上他们，恐怕读书人更得汗颜了。于是，令人信服地相信开篇语并非危言耸听。当然，上述难对付的人并不会作学问，即便是“两脚书橱”，也“无益于文理考校”，乃至和“目不识丁”的人没什么区别。这似乎给了读书人一线转机：不知那些姓名地理也无妨，实可不必与村夫俗子争高低。作者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之借问答形式自然一转，道出了“姓名有不关于文理，不记不妨……，有关于文理者，不可不记”的主旨，将著作目的不经意道出，是张岱的高明之处。唯其不经意就愈发吸引读者加深了对“不可不记”的印象，撩起了阅读的兴趣。
在一问一答中，知识的有用与无用，舍弃什么应记什么的道理已经说透，但在解释中毕竟少了些情趣，于是乎作者最后又加了绝妙的一段，不仅在结构上与“夜航船”呼应，而且巧妙地把有用的知识不可不记的思想化解在这则诙谐风趣的故事里，令人在会心一笑中自然接受作者的主张。故事中提到的尧舜作为古史相传的圣明之君，几乎是古人读书开篇即遇的人物；澹台灭明是孔子的弟子，《论语》《史记》都提到过他，两书也是古人必读的典籍。不知道他们，这位士子已浅薄得可笑，可是他却不以为无知，反“高谈阔论”，强烈的反差更增添了喜剧成份，再看那位先是“畏慑”，“拳足而寝”，待察觉了趾高气扬的士子竟不如自己的僧人那“伸伸脚”的自信，便也就再也忍俊不禁了。至此，作者顺势把笔锋引向自己著作的命名，好像著书的意义仅仅在“勿使僧人伸脚”，平淡之中带有漫不经心，笔调的轻松诙谐亦无吹嘘之意，但所留给读者的感受却是深刻的。显而易见，一段形象的故事，调节了整篇序言风趣幽默的文风，是张岱抓住读者取得成功的精彩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