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炊已饱翻匙玉，腊醖仍拚挂杖金。
穷去作文和鬼送，兴来得句倩蝉吟。
一声横笛斜阳外，吹起江湖万里心。
午炊已饱翻匙玉，腊醖仍拚挂杖金。
穷去作文和鬼送，兴来得句倩蝉吟。
一声横笛斜阳外，吹起江湖万里心。
这首送别诗通过想象描绘了吴地秀美的风光，毫无离别时的伤感情绪，笔致新颖可喜，仅在结尾处轻轻点出送别之意。唐代的苏州又称吴郡。作者送人前往漫游的吴县，又叫姑苏，是当时苏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儿是富庶的鱼米之乡，丝织品闻名全国，还有不少古迹，作品抓住这些特点，通过描绘，便把这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活托出来了。作者对它熟悉而又有感情，所以人们读来亲切有味。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苏州的最大特色是水。自从伍子胥在苏州建城以来，城里水道纵横，渔船星数，水上的生活便一直是当地人们最主要的生活。诗歌的颔联承接“人家尽枕河”而来，点明的就是这样的当地特色。“古宫闲地少”这五个字是杜荀鹤用漫笔写出的苏州历史。春秋时期苏州是吴国的首都，在漫长的时光变迁里，苏州已经由一个政治要地转变为经济重地了。在唐朝，全国的经济重心开始逐步南移，虽然没有宋朝那么明显，但带来的直接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才会有“古宫闲地少”的情况出现。
“水港小桥多”则是诗人用写实般的白描手法营造出来的水乡美景。对于国家政治文化重心所在的北方来说，一座水城如若不是亲眼所见，总是会觉得不可思议的，所以简单的意象组合就能为没来过水乡的人们营造出一个梦般的图画：弯弯的河道，较之于整齐宽敞的官路，多的是潺潺流动的灵性。遍布的小桥，连接着生活的此岸和彼岸，蹲在桥上的时光以及人们伫立桥头眺望远方的守候，也不是北方那挣扎在朔风之下坚韧得近乎麻木的汉子们所能轻易理解的。小桥、流水构建的生活，有着令人心折的精致和让人轻易陷入的漫不经心。这样的美，别处寻无可寻。
生活是流动的。生活中所有的美丽都是从流动中彰显出来。“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杜荀鹤很喜欢“夜市”和“春船”的组合，在另一首《送友游吴越》里，“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便和这句异曲同工。像这样繁荣、热闹的诗句，读来是非常喜人的。在中国古代，只有经济发达的城市才会有夜市，莲藕则更是当地最具特色的水产。绫罗绸缎又是生活富足的象征。仔细吟诵诗句，仿佛真的可以看见操着苏州话的人们正趁着夜市的灯火谈论生计。那些远方微明的灯火，一晃一晃，仿佛黑夜中闪烁温暖的星星。水乡所有的生活，就像没有受到任何打搅的世外桃源，在微醺的醉意里，融化了。
“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此联是诗人所设想的别全诗于后情景。此处才道出了送别之意，足见诗人谋篇布局之匠心独具，显得余味悠长，耐人寻味。
此诗以想象出之，格调清新活泼，篇末喟然一叹，可谓动人情思，引人遐想。诗人笔下的江南水乡，在其精心描绘下更是活脱而出，令人读来如临其境，恍如人在画中游。
这首词是写暮春时节，晴天白昼，游故地怀故人。
上片开头三句是写景，晴天飞云、水边轻阴，给读者描绘出了一个美好的境界。“做弄得”是渐渐使得的意思。接着“驻马”、“旧时”点明故地重游，也是写人：词人在这美好境界的桥西停下了马，并且把马系在他过去也曾经还是那样翠绿，但是，昔日“翠陌寻春”的人不见了，而且眼前周围也没有人，只好漫问晴梢小桃故人消息，而小桃却是无语的。风景依旧，人事全非，令作者感到伤情。而可恨的燕莺，不了解词人的痛苦，更不抚慰词人的痛苦，却隔如雨乱红飞去。
下片开头四句写感慨，好像是另笔，实际仍然是上片的“闲情”的发挥，并没有断了词意。接着两句，进一步写怨恨、写愁。前面系过马的晴上。“旧时”两字告诉读者，这是故地重游了。在故地见到昔日的芳晴还活着，只是说“怨恨”难于诉说，只是说“愁如许”，而此处则是到了“断肠”的地步了，到了要写“此意”“都无新句”的地步了，可见其怨恨之深，愁之深。最后两句以何时再见故人——仙侣作结，点明了题意。
此词通篇白描手法，借景抒情，将词人重游故地却物是人非的感慨和怀念故人却无处寻觅的愁怨表现得淋漓尽致。
诗人在这首诗中，以咏梅寄情的比兴手法，悼念了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同时也激励了广大无产阶级革命者以及诗人自己对革命必胜的信心。
上阕写深冬的梅花横斜傲岸于窗前；并以拟人手法，用一个“笑”字来形容梅花的无尽风采。梅花含笑盛开于“百花”之前，而 “百花”当是指万紫千红的春日。寒梅顶着盛大的春天，但可惜这梅花的笑容难以持久，到了春天就凋零了。诗人在这里，借梅花的开与落这一自然景观，道出了内心的哀思。
艾地同志以及他所领导的印尼共产党当时在印尼正如日中天，形势一片大好，但没想到情况陡 地发生逆转，眼见就要来临的大好春光反而凋残了，革命之火被扑灭了——但艾地同志的音容笑貌却不断地浮现在诗人的眼前。
下阕，诗人表面上仍是写初春调残的梅花总是会凋残的，要凋残就凋残吧，赏花人何必自寻烦恼，花开花落有它自己的规律，花儿蓄积的芬芳在等待第二年盛开。
除了这表面一层写景外，诗人也在此寄寓了另一层深意。
诗人将自己悲痛的感情作了一个调整，勉励自己与勉励其他同志，不应一 味沉湎于悲哀之中，为愁烦所困扰。该失去的自会失去，但只要不懈奋斗，总会有所得的。并从中升华出一个道理：共产主义战士前 赴后继，是不可能被彻底摧毁的；失败中也有教训，也孕育着成功。我们不应为印尼共产党短暂的挫折而深深忧愁、不能自拔。就像 年复一年蓄积着芬香的梅花一样，他们也正在蓄积着更大的力量，他们终会有得胜的一天。
在全诗最后一句中，诗人引领我们向上升起，让我们心中豁然明亮起来，而不是在悲哀中暗下去；使我们满怀希望，再次充满革命的斗志与豪情。
首二句回忆昔日送别友人的情景。坐落在长江边上的浮玉亭，是词人经常涉足的地方。暮春时节，他曾多次到此送友远行。饯宴在绿树繁茂、浓荫蔽日的亭子里举行。词人不停地举起酒杯，向挚友频频劝酒，殷殷话别，但行人和送者皆心绪不宁，为离别在即而不胜感伤。“阳关”句即描写这种恨别之情。“阳关”为唐代诗人王维所作《送元二使安西》一诗的代称，亦名《渭城曲》。此诗将人类普遍具有的感情——友谊，写得十分真挚感人，因此，它在当时就被谱上乐曲，作为“送别曲”、“友谊歌”而广为传唱，世称“阳关曲”或“阳关三叠”。词人这里说“阳关常恨”，是因为别时与友唱阳关，唱罢阳关别故人，而他经常与友分别，故谓“常恨”；正因“常恨”，故再听到阳关唱起，就“不堪闻”了。“不堪”，意为禁不起。词的四五句写词人远行时的情景。陆游这次离开京口赴南昌任职，正是冷落清秋节。从前于春残花尽时与人分别，对方是行人，自己已觉伤心；今日秋风萧瑟，草木摇落，自己是行人，将别故人而远去，其悲伤之情当然要倍增于过去了。因此，此时此刻，词人的离别之恨和远行之悲，充盈胸臆，溢于颜面。
下片仍写离情。饯宴将止，别离在即。居人和游子依依惜别，互相慰藉，想到别后天各一方，音讯难达，不禁黯然消魂，潸然泪下。“清泪”二句，生动地表现了居人和游子之间真诚而又深厚的友谊。下面“一江离恨恰平分”一句，语颇隽永，意蕴深邃。离愁别恨是十分抽象的东西，难以言状。在中国古典诗词中，虽然以江水之无穷喻愁情之不尽的不计其数，但写得耐人寻味的佳句却殊鲜见。陆游的《浪淘沙》即景抒情，谓离别的悲愁犹如眼前的江水那么多，一半给你（居人），一半给我（游子）。如此描写，就把离恨的深重具体化、形象化了，能使人掂量离恨的轻重，体会分袂的痛苦，它和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有异曲同工之妙。词末二句，更是涉想新奇，匠心别具。词人幻想若能得千寻铁锁，把长江截断、锁住，使我不能远行，居人也可将我留住，这该有很好的事，但这是不可能的。这种幻想，表达了词人希冀与友人长在一处永不分离的良愿，也反映了词人与挚友不忍分别但又不得不别的痛苦。
这首小令，开篇回忆往昔我送友人，接着跌进一层，状绘今日友人送我，最后通过幻想来写不忍分离，把别意写得缠绵悱恻，读来颇有余味。
这两首诗传递了诗人无限复杂的感情，对兄弟的关爱之情充溢诗间。第一首写初得消息，怜弟而复自伤；第二首叙兄弟远离，而叹资生无计，不但兄弟两人难保，且家人命如悬丝。全诗语言精练，情感真挚，不事夸张与渲染，充分体现了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
两首诗非常真切地道出了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可以说句句是血，字字是泪。让人边读边为之心动。特别是最后四句，“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从这诗句中，几乎能听到诗人的哀泣声，这不是夸张，也不是渲染，这是诗人真实心情的写照。
历史造成了兄弟之间相隔千里的局面，从而，也垒成了兄弟之情的坚实台阶。与其说，诗人在开展对弟弟的关怀，不如说，诗的主题在于“消息”的描绘到底怎样才能尽情。在诗的启程之际，已有书信的铺垫，不一定有热烈的问候，但骨肉联系的桥梁令人放心。作为隐私的“消息”，可以在诗的放大镜前，转化为公共事件的考察，从而，在勾勒兄弟之情与展露时局变化之间找到共同点。他的回函可以只装下这两首诗，而不必用散文体的书札：这两首诗兼顾了确切读者与理想读者的需要——即使是他的弟弟打开信札读到它们，也不会嫌弃其中载有的危言耸听，按照他所理解的文化传统，他能接听到他的哥哥诗与信合二为一的决心，以及当初哥哥耳畔响起的种种天籁。简言之，作为家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定能理解诗人给诗下的一个定义：诗是信念。
信，可谓对生存的禀告与报答；而诗，不妨理解为人生的筹划与安慰。正因为凭借诗的广阔胸怀，他在一种私密的二人对话中勇敢地涉及政局的动态。他不仅是要求亲人分享或分担他对时局的敏感，而且他假定了这种敏感一经装入诗的怀抱，就会变成认知世界的能力，从而与广袤历史并驾齐驱，赢得不朽。由不得他在回复中介绍异乡趣闻或者对一只乌鸦的十三种观察方式，他提笔之际，抬眼望去，就是烽烟的缭绕，竖耳听去，那边就有不绝的涕泣。他要在三种诉求上谋取平衡点：一是诗的体制，二是作为信仰的答复，三是因时制宜地参与现实的认知。随着笔墨的铺展，“弟弟”作为这两首诗的确切读者的惟一性被稀释了，他意识到了他人目光正流连其中，渐渐地，措辞摆脱了对信的服从或服务，更多地听命于诗的理想或理想读者的召唤。其中作为支撑信息的兄弟之情在兼顾中体现出惜墨如金的效果。
于是，当他直接指明弟弟的懦弱时，看似一反常态，但依靠对偶装置——那种能迅速擦拭言辞锋芒的设施，他顺利地促成了懦夫形象的合理化及其对情义的有增无损的奉献。在“吾衰”的表白之余，“汝懦”不再是丝毫的贬抑，反而像撬起诗人形象的一根杠杆。承认二人之间的共性，拉拢了词与词之间的缝隙，同时，也合乎诗历来所倡导的一事与另一事相辅相成的审美原则。可以说，通过诗的铺排，“弟弟”的懦弱变成了“哥哥”呵护的义务，以及为了承担这一义务他开展的内心斗争，尤其是个体的懦弱被置入一种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使得读者有理由相信造成一个人懦弱的起因来自外部世界，而非这个人的天性。
事实上，探讨人的懦弱、衰老，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也不容易谈出新意，不如当它们是时局在人身上形成的缩影，或者谓之诗人对生存时间的意识混淆了希望与怅望的边界，之后，借助诗的体制，他果断地从中摆脱出来，立即唤出两只鸟雀，擦着兄弟之情的古典波纹或者烽烟中隐隐约约的鼓点，飞跃了这一可能形成险情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