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写作时间较难确定,清吴淇认为可能作于齐粱替革之际,但缺少确凿有力的证据。《礼记·月令》:“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鸿雁来。”春天到了,江南湖中的群雁飞举,振翅往北,准备还回故乡。
“白水满春塘,旅雁每逥翔。”起手即点题。“白水”,极清澈之水。此二句点化刘桢《杂诗》“方塘含白水,中有凫与雁”而成。次句于“雁”字上着一“旅”字,言此湖不过是雁之逆旅,雁只是逆旅之过客而已,为结句“还故乡”铺垫。“逥翔”,回旋盘翔;“逥翔”前下一“每”字,言每当春水满池,从北方来此过冬的群雁就要起飞盘舞,年年如此,无一年例外。一“每”字,加大了时间的跨度。
“唼流”以下六句,用极细腻的笔触勾勒湖中群雁的神态。“唼流”,雁入水觅食貌,宋玉《九辩》:“凫雁皆唼夫梁藻,风愈飘翔而高举。”“弱藻”,柔嫩的水草。“唼流牵弱藻”,湖雁觅食水流,以至牵动柔弱的藻类,真是刻画得至细至微。谢灵运《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云:“季秋边朔苦,旅雁违霜雪。”季秋北雁南飞,为的是避朔风霜雪。冰雪消融,春日和暖,当他们振翮准备北飞之时,仿佛还感到毛羽上仍残留着旧年的余霜;也正是这余霜,触动了旅雁的乡思之情,因为这余霜毕竟是北方带来的呀!“余霜”一语,颇为曲妙!“群浮动轻浪,单泛逐孤光。”上句,群雁悠闲自在漂浮水面,随着轻浪晃动。下句,日照平湖,泛泛有光,单雁浮行追逐远光中的俦侣。“动”,群雁为轻浪所动,写出悠悠然之状;“逐”,单雁主动追逐,带有一种顽皮劲儿。这两句,不着一“湖”字,而“兼湖并出,神至之笔”(《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三)。“唼流”句湖水,“群浮”两句湖面,“悬飞竟不下,乱起未成行”两句湖空,层次极分明,具有明显的立体感。谭元春说:“‘群浮’、‘单泛’、‘悬飞’、‘乱起’,尽湖雁多寡、上下、迟疾、斜整之状,可作一湖雁图”(《古诗归》卷十三)。结二句“刷羽同摇漾,一举还故乡”,篇末点明作意。刷羽,以喙整理羽毛。“摇漾”,李善注:“飞貌”。群雁刷羽同飞,以期一举北返故乡。照应开头所言“旅雁”。
我国古代咏物诗源远流长,何焯说:“园葵(按:即汉乐府《长歌行》,首句为“青青园中葵”)、湖雁(即此诗),咏物之祖”(《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七)。就时间而言,早于沈约的文人咏物诗有的是,何推此诗为祖,当于成就而言。咏物诗或有寄托,或无寄托,或虽有寄托但幽隐难明。王褒《咏雁》云:“河长犹可涉,河阔故难飞。霜多声转急,风疏行屡稀。园池若可至,不复怯虞机。”抒写其流落北方、盼望南归之情甚明。吴淇《六朝选诗定论》认为此诗有寄托,他说,梁武帝“及将受禅,休文盖有不安于心者,故寓意于咏雁。首句满塘只是白水,雁尚未集其中,‘迥翔’谓齐梁之间诸人未知所择:有从梁而得禄者,如‘唼流’句;有不从而中伤者,如‘敛翮’句;有党附而随波逐流者,如‘群浮’句,有孤立而无与者,如‘单泛’句”;结二句则有“自欲隐而兼招隐之意”。这样的分析不能说没有丝毫道理,但总感难于圆通,或使人终有“隔一层”之憾。《古诗归》锺、谭着眼于该诗的体物方面,较有见地。这首诗的精妙处,在于诗人用轻灵之笔,写出湖中许许多多雁,湖面、湖空,参参差差,错错落落,唼、牵、敛、带、浮、动、泛、逐、悬、乱、起、刷、摇漾、举、还,各种各样的动作,诸多的神态,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而写来似一点也不费力,不露雕琢之迹,刻画精细而不流于纤弱,“咏物之祖”,或可当之。
这是一首伤春词,写天涯倦客春日依栏怀人之情。词人漂泊遥远异地,突然看到一片春色,不禁忆起过去曾发生过的令人难忘的春梦往事,尽管已时过境迁,但衷情难忘,春梦常伴在自己的生活中。词的上片写海角春愁,下片写依栏盼音。
上片“芳草”二句写泛观南陌。“芳草”即芳春时节原野上的野草。诗人词客常以草喻离情。如李煜《清平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这里是用“芳草碧色”,写春意之浓;写萋萋芳草,绿遍南野,喻春愁之深。接着“暖絮”二句,写絮飞花落,惹人愁思。“暖絮”,写杨花的轻飞,“乱红”,惜落花的飘零。这些都无力自主,均随暮春之风摆弄。这里本属“人知花”,即落花柳絮撩人春愁;而偏说“花知人”,即花絮知人春愁。这就足见词人的“春愁”,无人告慰。这样写不仅摒弃了落花柳絮引人愁的老套,而且写出物我同感的效果。“忆得”二句转入回忆,“盈盈”,美好的样子。多指人的风姿仪态。“拾翠”,指拾取翠鸟的羽毛以为首饰,后以指妇女春日嬉游的景象。“凤城”,旧时京都的别称,谓帝王所居之城,此指汴京开封。“寒食”,寒食节在清明前一二天,相传起于晋文公悼念介之推一事,因介之推抱树就焚致死,故定于此日禁火吃冷食。这两句是词人回忆往日的欢娱,写一位曾一起踏青拾翠的,风姿俏丽的女子,是多么令人羡慕;寒食清明节日,携手共赏凤城春色,又是多么令人神往。再接着“到今来”三句,写如今这一切像春梦般地烟消云散了,在遥远的异地,长期在外疲劳厌倦的客子,在忆着这恍如昨日的春梦,多么令人伤心。词情一落千丈,一下子由美好的境界,跌落到孤独惆怅的现实生活中来。
词的过片“愁旋释”四句,写“倦客”的情状。愁情刚刚释去,可又像乱麻似的织成一片愁网。眼泪才暗暗拭去,却又偷偷地流下来。“谩伫立”四句,写“倦客”的孤单。“谩”,徒也,空也。即空自倚遍危栏,向意中人所在方向凝望,尽管磨蹭到天已黄昏,但展现眼前的也只是凝贴碧空的暮云朵朵,佳人仍不见到来。“拚则”二句,“拚”,舍弃,今口语“豁着”最是此意。这两句说要拼命舍弃的均拚命舍弃了,但要忘却的却怎么也忘却不了。充分揭示了词人欲罢不能的痛苦的心情。词末“又还”两句,写“倦客”的希望。既不能忘记,便再问鱼雁传书,试着再寻佳人的消息。“鳞鸿”即鱼雁。古有鸿雁寄信、鲤鱼传书之说,常借鱼雁以代书札。
《郿坞》是一首讽刺性很强的诗。诗的前两句作者以董卓的口吻描述了他自以为得意的两件事:衣中套甲和筑坞藏金。后两句急转,作者以极其辛辣的笔锋挖苦了他非但不能善终,死后还被人用身上的脂油点燃作灯,与一般的“英雄”的结局果然大不一样。反话正说,更显出作者对董卓的愤恨、鄙夷之情。
诗人以勾魂摄魄的笔法,诙谐幽默的语气,生动滑稽的场面,对历史人物董卓的可耻下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笑。
用一首小诗刻画一个历史人物的面貌,并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这对一般诗人来说难度很大,但在苏轼的笔下却能因难见巧,难中见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诗的主题思想集中突出。诗人准确地抓住董卓这个历史人物的本质特征,进行入木三分的刻画。诗中对董卓的描写,都是董卓的本质特征的表现。
二是选材精当。诗人没有泛泛地去写董卓的所作所为,也没有写众人皆知的某件惨案,而是选择了董卓生前的两个生活片断和死后的一个场面,使人们对这个所谓的“英雄”的木来面目看得一清二楚:这个恶贯满盈的元凶也有陈尸示众、脐脂自照的下场。
三是表现手法巧妙。诗人没有从董卓的残暴无情或貌似强大的一面着笔,而是从董卓的虚弱、恐惧、怕死一闻落笔,说眀他尽管猖獗一时,但他害怕人民的力量,他的内心是惊恐的、颤抖的。因为“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规律,是任何作恶多端者无法抗拒的。从全诗的语气看,似乎不是揭露式的,而是宽慰式的;似乎不是否定了它,而是肯定了它;似乎不是人在为董卓画像,而是董卓自己在给自已画像。这种反话正说的表达方式,正是讽刺手法的巧妙运用,它比那种直接地、正面地进行讽刺挖苦更耐人寻味。
全诗虽只有二十八字,但其中所表露的意蕴和情感却大起大落,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一字至七字诗,俗称宝塔诗,在中国古代诗中较为少见。元稹的这首宝塔诗,先后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从茶的本性说道了人们对茶的喜爱;二是从茶的煎煮说到了人们的饮茶习俗;三是就茶的功用说到了茶能提神醒酒。翠绿,香清高,味甘鲜,耐冲泡。此茶不仅可以消暑解渴生津,而且还有激情的助消化作用和治病功效。此诗一开头,就点出了主题是茶。接着写了茶的本性,即味香和形美。第三句是倒装句,说茶深受“诗客”和“僧家”的爱慕,茶与诗,总是相得益彰的。第四句写的是烹茶,因为古代饮的是饼茶,所以先要用白玉雕成的碾把茶叶碾碎,再用红纱制成的茶罗把茶筛分。第五句写烹茶先要在铫中煎成“黄蕊色”,尔后盛载碗中浮饽沫。第六句谈到饮茶,不但夜晚要喝,而且早上也要饮。到结尾时,指出茶的妙处,不论古人或者今人,饮茶都会谈到精神饱满,特别是酒后饮茶有助醒酒。
这首诗饶有趣味,描写上,有动人的芬芳:香叶,有楚楚的形态:嫩芽、曲尘花,还有生动的色彩:“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饮茶之时,应是夜后陪明月,晨前对朝霞,真是享受着神仙般快乐的生活,可谓“睡起有茶饴有饭,行看流水坐看云”(《痴绝翁》)。茶还可以洗尽古人今人之不倦,这是茶的神奇妙用。
首先要说这首诗的独特之处。元稹以宝塔的形式来排列诗歌,不仅形式特别,而且读起来朗朗上口,同时也描绘了茶的形态、功用和人们对它的喜爱之情。
本文节选自《庄子・秋水》。庄子(前389?―前286?),战国时宋国人,思想家,庄子和老子同属道家学派,合称“老庄”。
庄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庄子对当时的兼并战争、剥削压迫乃至“人为物役”等现象极端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中,他只希望在黑暗的社会中生活得愉快,能够顺其自然,得尽天年。于是,他以“道”为师,企图通过“心斋”、“坐忘”等方式与“道”融为一体,追求“无己、无功、无名”的无差别境界,而获得“逍遥游”,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庄子《秋水》本义是讨论价值判断的相对性,我们现在可以视之为相对独立的一篇选文,而给予积极的解释,获得新的启迪。《秋水》篇的主体部分是河伯与北海若的七番对话,本文只节选了其中的第一部分。
本文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自然段),导论,写河伯观念的变化。初与百川比,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大的了。后与北海若比,河伯才知自己并非天下最大,引出与北海若的对话。
第二部分(第二自然段),本论,写北海若的观点: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可自多的。北海若的这段对话可分四层:第一层“曲士不可语道”,而河伯观于大海,已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因而“可与语大理矣”。第二层“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而吾未尝以此自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小、多少都是相对的,海比河大,却比天小,所以没什么可自多的。第三层进一步阐述说明大小、多少都是相对的:四海和天地比,四海小;中国和海内比,中国小;人和万物与九州比,人都是小的。第四层所谓五帝、三王、仁人、任士所从事的事业都不过是“毫末”,伯夷辞让周王授予的职位,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孔子谈论“仁”、“礼”,也都是“毫末”。伯夷为名,孔子为博,都是自多,都是错的。
本文是一篇以对话方式展开说理的论说文。在整体构思上,本文通篇采用寓言形式说理。作者虚构了一个河伯与北海若对话的寓言故事,通过两个神话人物的对话来展开说理、阐明观点,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庄子》散文在先秦散文中最富于浪漫色彩。
论证上,多用形象比喻说明抽象道理,用比喻说理多是由个别到个别的比较论证法。运用比较论证法中,又包含性质相似的类比论证法,如“拘于虚”之井蛙、“笃于时”之夏虫与“束于教”之曲士之间的比较,便是类比论证;还包含性质相反的对比论证法,如“束于教”之“曲士”与“观于大海”,已知己丑、可与语大理的河伯之间的比较,便是对比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