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客抱白鹤,别余往泰山”,范山人自身的色彩本不鲜明,但诗人让他“抱”上一只“白鹤”,这样就引人注目了。于是,李白的目光随着这片白色的行进向泰山移去。“初行若片雪”,了然在目;“杳在青崖间”,距离远了,看上去更小,但因为出现了青色(“青崖”)作为衬托,仍很清晰;“高高至天门,日观近可攀”,更高了,更远了,更小了,这时,诗人又巧妙地使用红色(“日”暗藏着红色)作底,所以还依稀可见;最后,“云山望不及”,“白鹤”终于被飘浮的云朵遮住了,范山人的身影看不见了,伫立送行的诗人不禁油然而生惆怅之情:“此去何时还”?
此诗完整再现了初唐送别诗三部式的结构。首先,诗人用首联“鲁客抱白鹤,别余往泰山”介绍了送别事件以及友人的去处。其次,诗人用中间两联按时间顺序进行风景的描写,友人离开初期是“初行若片云,杳在青崖间。”接下来是“高高至天门,日观近可攀。”最后,诗人用尾联抒发别情。从诗人对这一片白色的依依不舍的目送中,直到“云山望不及”,表达出李白对范山人的一片深情。
此词南宋·秦湛仅存的一首词,词题“春情”,全篇写春日对所恋之人的拳拳思慕之情。
上片起首二句,以工整的一联点季节、写环境。“春透水波明”,以水写春,是说春水已透,水波澄澈如镜。透者,足也。“寒峭花枝瘦”,是说春寒犹在,所见之花有未开者,正是乍暖还寒时候。以“瘦’字形容含苞待放的花枝,真是恰到好处。《雪浪斋日记》云:“山谷小词‘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极为学者所称赏。秦湛尝有小词云‘春透水波明,寒峭花枝瘦’,盖法山谷也。”山谷词这三句曾被认为“蛸健亦非秦(观)所能作”(《词林纪事》卷五引陈师道语)。秦湛此处学山谷,是也可称得上“峭健”二字的。春光骆荡,水波澄澈,给人以心胸畅快的感觉;而春寒料峭,花枝傲然挺立,亦给人以瘦骨凌霜的印象。所有这些,都流露出峭健的气韵。
如果说起首用的是比兴手法,那么“花枝瘦”三字非但是客观地摹写自然景物,而且也是触景生情,兴起词人对所眷恋者的思念。因此到了三、四两句渺渺茫茫,甚至有些捉摸不定。也许这瘦小的花枝幻化为他那恋人的倩影,于是他不自觉地极目天涯,想看到恋人曾经居住过的那座高楼。“天涯”,极言甚远;“百尺”,极言甚高;四字虽很通俗,却展示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境界。“人在楼中否”一句,点明所想者是他心目中的那个人。从语气上看,他们相别已很久,别后也未通音信,因此彼此的情况都不了解。只一句自言自语的问话,便表达了他对所恋者无限深厚的情意。
上片歇拍仅仅提到他所思念的那个人,她的形象,她的行动,都来不及写。过片二句便紧承前意,描写昔日楼中相聚的情景。“四和”,香名,亦称四合香。“金凫”,即金鸭,指鸭子形的铜香炉。“双陆”,古代一种博戏的名称,相传是三国时曹植所制。本置骰于两只,到了唐末,加到六只,谓之叶子戏。其法中国已失传,流传至日本,称飞双陆,现尚存。词人回忆当年楼中,四和香的烟缕从鸭子形的铜香炉中缓缓升起,袅袅不绝。他和那个女子正在作双陆这种博戏,女子玩弄双陆的纤纤玉手,使他历久难忘。往日的甜蜜生活,女子的形象特征,同人只是在感情的抒发中顺带说出,自然而又妥贴,这比作专门交代要高明得多。
末二句则在怀人的基础上集中笔力抒发急欲排遣、愈益浓重的愁情,并与起首二句相映射,“东风”者,春风也。首二句云春透波明,云寒峭花瘦,都是春风中景象。由此可见,词人本有满腹怀人之愁情,故欲出来潜赏春加以排遣,始见大好春光,胸襟为之一快;继而见花思人,复又陷入更为痛苦的离情之中。“拟倩东风浣此情,情更浓子酒”,化景语为情语,设想奇警,把词人当时矛盾心情极其深刻地揭示出来。浣者,浣也、涤也。衣裳沾有污垢,可以洗涤,心灵染有愁情.也说可洗,此喻绝妙;而借以洗愁者,不是水而是风,此喻亦绝妙;院而愁未去,反而更浓,其浓又恰浓于醇酒,此喻更加恰当二有特色。
小词自花间以至宋初,都偏于柔媚香艳;即使到了秦观,也未脱尽绮靡凄婉的格调。秦湛不学花间,叵而从风格峭健的黄山谷那里继承气脉。这说明宋词发展到他那个时代,已经产生较大的变化。此词虽属于婉约一路,然已注人刚健峭拔的因素了。
这篇文章起笔不凡,开篇提出:君子有党,而小人无党的观点。对于小人用来陷人以罪、君子为之谈虎色变的“朋党之说”,作者不回避,不辩解,而是明确地承认朋党之有,这样,便夺取了政敌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开头一句,作者就是这样理直气壮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个方面内容: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人君要善于辨别。作者首先从道理上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继而引用了六件史实,以事实证明了朋党的“自古有之”;最后通过对前引史实的进一步分析,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文章写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据,剖析透辟,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全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吾子、小人而已。”“朋党”,指同类人因某种目的而在一起。“自古有之”的“之”是代指“朋党之说”的。“幸”是希望的意思,“惟幸”,说只希望。“其”,代“朋党”,为第三人称“他们”。听说有关朋党的议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是希望国君能辨别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
第二段:“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以同道为朋”,就是因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以”是因为的意思,“以同利为朋”,就是因利害关系相同而结为朋党。接下去,作者以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这里用“然”字转折,问道:“我以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么呢?”“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这是说小人所喜好的是禄利,“禄”是俸禄,小人所贪的是财物。“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党引”是结为朋党,互相援引。这句说,当他们利害相同时,暂且互相勾结援引而成朋党,那是假的。“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及”是到了,“其”代这些小人,“贼害”即伤害。这几句说,到了他们见到好处而争先恐后,或者好处已经抢光了,交往也少了,则反而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复说:“故臣谓小人无朋,伪也。”再说君子,他们的行为完全两样:“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不然”,即不是这样。“守”,是坚守、遵循的意思。“忠信”,是忠诚、守信,“名节”是名誉、气节。君子所坚守的是道义,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以之”的“以”,是凭借的意思,“之”,代上面所说的“道义”、“忠信”和“名节”。这几句说,凭借道义、忠信和名节来修炼自身,那么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规范,相助而得益,凭借这些为国效力,那么君子就同心协力,始终如一。接着,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强调这些作为与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罢黜,“用”是进用。这几句说:所以做国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党,用君子的真朋党,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
第二段运用了对比。作者在分析君子、小人的区别时剖析道:小人、邪者以利相结,同利则暂时为朋,见利则相互争竞,力尽则自然疏远或互相残害,从实质上看,小人无朋;与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结,以道义、忠信、名节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从这一意义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对比鲜明,水到渠成的得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结论,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同时带起下面的一段文字。
第三段广泛列举史实,从各方面论证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与上文开头的“朋党之说,自古有之”遥相呼应,对上文结尾的“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补充和论证。文中正反引用尧、纣时对朋党的利用,加强对比,阐明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有关国家兴亡。再以东汉桓、灵时的党锢之祸、晚唐昭宣帝时朱全忠杀害名士的史实,引用反面例证,阐明迫害残杀君子之朋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
第三段:作者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共工,驩兜等四人”,都是古史传说中凶狠邪恶之徒,“君子八元,八恺”之“元”,是指善良的人,“恺”是指忠诚的人。传说高辛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后裔,叫做“八恺”。舜辅佐尧黜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而进用元、恺君子之朋党,因而尧的天下得到大治。
至于舜之时,文章写道:“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说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夔,稷、契等贤臣一起在朝中做官。“更相称美,更相推让”的“更相”,是相互的意思,“更”,读第一声。“称美”,是称颂人家的美德和好处,“推让”是谦虚礼让。这样,他们团结一心,舜对他们都加以任用,天下也获得大治。等等。
第四段:作者带有总结性地论述:“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夫前世之主”的夫是发语词,没有实义。“莫如纣”的“莫”是代词,为无指代词,代人,当“没有人”讲,代物,当“没有什么”讲。这几句说,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结为朋党,没有人像商纣王那样;能禁止善良的人结成朋党,没有人像汉献帝那样;能杀戮品行高洁、负有时望者的朋党,没有什么时候像唐昭宗统治时那样。这些国君都把他们的国家搞乱了,灭亡了。“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这是说:“互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生疑心,没有人像舜的二十二个臣子,舜也不怀疑他们而都加以任用。然而后世的人不责备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蒙,反而称颂舜为聪明的圣人,是因为他能辨别君子和小人啊。”这几句里,“诮”是责备的意思,“以能辨”的“以”是因为的意思。“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举”是全,“其”是代词他,即周武王,这句说他全国所有的三千人臣民,全部结成一个大朋党。“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多”是人数多,“大”是范围广,这句说,自古以来,结成朋党人数多而且范围大没有哪个朝代象周朝那样的。“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用此以兴”的“用此”,就是因此。“善人虽多而不厌”说好人虽多而不满足,也就是再多也不嫌多。“厌”是满足。
文章末尾,作者又强调了一下:“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迹”是历史事迹,“鉴”是借鉴。这是说上述的兴亡治乱的史迹,做国君的可以借鉴。很明显地请求宋仁宗纳谏,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以使国家兴盛起来。
文章不讳言朋党,而是指出朋党有原则的区别,“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并引证历史来说明君子之朋有利于国,小人之朋有害于国,希望人君进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伪朋。文章避免了消极地替作者作辩解,而从正面指出朋党的客观存在,指出借口反对朋党的人就结为朋党,说明朋党有本质的不同。这就争取了主动,使作者立于不败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运用,又增加了文章议论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