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李煜为悼念幼子仲宣早夭而作。诗歌开头点明对亡子的思念始终难以消除,而这种思念又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接下来四句继续细写这种愁苦,特地渲染了一个增悲添愁的环境。最后想到的是宗教的救赎。全诗情感真挚,凄恻感人。
时值深秋,二十八岁的李煜几乎完全沉浸在丧子之痛中难以自拔同时丧妻之优也令他痛苦难耐。诗歌开头就点明“永念难消释,孤怀痛自嗟”,对亡子的思念始终难以消除,而这种思念又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接下来四句继续细写这种愁苦。“雨深秋寂寞”是诗人特地渲染的一个增悲添愁的环境,为“愁引病增加”做铺垫。为悼念早夭之子,哀吟至此,不禁让人为之泣下。茫茫的愁苦之海,李煜已经被淹没了,绝望之中,他想到的是宗教的救赎:“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可惜的是宗教最终也没能挽救虔诚的李煜,他一生遭受所有苦痛时,包括最后殒命汴梁,“空王”都不在场。
本来在夫妻之间,痛失爱儿固然哀苦,如果可以相互地诉说,相互地抚慰,就能多少有所释放与缓解。然而妻子正在重病之中,李煜非但不可诉说,还得处处克制;这一重又一重的悲苦积郁在心,既是“永念难消释”的不能忘怀,又唯有“孤怀痛自嗟”而已,叫人如何承受?首联情感内涵十分沉重,后三联则顺此而下,一路述说。因为是“孤怀”,所以秋雨之中,分外寂寞;悲来无际,徒增病痛。因为是“孤怀”,风中的思念只能独自下咽,眼前的恍愧不过是泪水的幻想。这无人可以分担的哀伤,这无处可以诉说的悲痛,摧折肺腑,迷茫神智,绝望的诗人只能向虚妄中的佛陀去祈求救助:“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
马令《南唐书》卷三载录此诗时写道:“时昭惠病剧,后主恐重伤其意默坐饮泣,因为诗以写志,吟咏数四,左右为之泣下。”当李煜独坐垂泪,轻吟此诗以抒写悲伤之时,周边的侍从无不为他的悲哀所感染而落下泪来。
送友人赴边,这是高适边塞诗中常见题材。本首诗中陈述董判官胸怀良策,仗剑出京,辞亲赴边御敌,诗人祝愿他要经得起边关的雨雪风尘之苦,为保卫边疆贡献计策,奋不顾身。诗人一生常以“万里不惜死”,“临戎觉命轻”的志向鞭策督促自己,随时准备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此诗一扫缠绵之词,立意高远,出语豪迈,具有强烈的献身精神。
首联的诗句突出了友人即将踏上远行的事实。“倚剑”这两个词成为关键词汇,它不仅使“行迈”和“别交情”之情既具悲切又彰显豪壮,还含蓄地传达了友人是从军出征的身份,说明了友人远行离亲之由是因为要守卫边疆。“行迈”之中,已隐隐透露出旅途的漫长遥远;而“别亲”更凸显出内心的留恋之情。然而,“倚剑”这个词语的运用,不仅把这次别离与投身军旅紧密联系起来,同时也赋予了离别远行一种慷慨坚定的氛围。
次联写友人赴边作判官,供职幕府,将军以主人身份盛待才子。这两句承接首联,预言友人此次赴边,可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文才,必受主将的赏识,而得真诚接待。如诗人在《别冯判官》一诗中所写道的:“才子方为客,将军正渴贤,遥知幕府下,书记日翩翩。”董判官以才子之能,投奔渴贤之将军,必以其翩翩之姿,得意于将军幕府。诗人在这里预见友人赴任的情景,流露出对友人的羡慕之情。这不仅是对友人赴边的期许,也是对董判官的赞美和鼓励。
颈联仍承上两句设想友人赴边途中的情景。先“近关”,再“出塞”,紧扣“行迈”,具体写出路途遥远;“多雨雪”,“有风尘”,遥领末句,如实描绘边塞苦寒。可见旅途之苦辛。诗人多次出塞,对边地苦寒有切身体验,曾不止一次在诗中提到。如“关山唯一道,雨雪近三边”(《别冯判官》),如“莫言关塞极,云雪尚漫漫”(《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如“北使径大寒,关山饶苦辛”(《答侯少府》)等等。因而“近关多雨雪,出塞有风尘”两句并非夸张之笔,不过是实写关塞景物,从而逼出诗的结尾两句:“长策须当用,男儿莫顾身”。
尾联勉励友人莫畏艰辛,要经得住雨雪风尘之苦,为保卫边防贡献良策,为祖国立功奋不顾身。莫顾一身,施展长策,立功边陲,是一种先抑后扬的笔法,使诗歌顿生波澜。“男儿莫顾身”是对友人的慰勉,但也反映了诗人自己立功边塞的愿望和为国事献身的精神,以高昂的情调回答开头“行迈”的问题,结束全诗,使作品显得气势流畅,格调雄健,毫无一般送别诗的儿女离别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