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别后的凄凉兼及怀人。上片写登临所见,下片回忆往昔的欢会以突出物旧人非的凄凉处境。
“秋水斜阳演漾金,远山隐隐隔平林”二句描绘景物:清澈的秋水,映着斜阳,漾起道道金波。一片片平展的树林延伸着,平林那边,隐隐约约地横着远山。这两句抓住秋天傍晚时分最典型的景物来描摹,将那“秋水”、“斜阳”、“远山”、“平林”描绘得出神入化。
“几家村落几声砧”紧承上句而来,仍写登临所见所闻:疏疏的村落,散见在川原上。隐隐之中,但见烟雾缭绕,徐徐升腾。断断续续之中,但听得那单调的砧杵捶衣之声。
上片三句,单看词人所描摹的这幅深秋晚景图,似乎只是纯客观的写生,词人视听之际,究竟有哪些情感活动,并不容易看出。但这三句并不只是纯客观的景物描摹,并不是没有寄寓词人的主观情感。实际上,这秋水斜阳,这远山平林,这村落砧声,句句情思化,句句都是词人心中眼中之景,都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伤心情绪寄寓其中。这与梁元帝“登楼一望,唯见远树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几千”的赋吟和李白《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比梁、李之作更委婉,更含蓄,更腾挪跌宕,更富于情趣。
“记得西楼凝醉眼,昔年风物似如今”二句急转,由上片的眼前景物铺陈转而回忆昔年的赏心乐事。记得当年在西楼之上,饮酒赏景,两人酒酣耳热之际,执手相向,醉眼相望,情意绵绵。如今当年的风物依旧,而人去楼空,倍觉凄凉。本来,词的上片所写之景只有一幅图景,然而,作者平铺直叙地再现眼前景物的写法,在此却起了变化,虚实相生,出现两幅图景:一幅是今天词人独自面对的眼前之景;一幅则是有美人作伴,词人当初凝着醉眼所观赏的往昔之景。昔日之景是由眼前之景所唤起,呈现在词人的心幕上。两幅图景风物似无变化,但“凝醉眼”三字却分明透露出昔日登览时是何等惬意,遂与今日构成令人怅惋的对照。
“只无人与共登临”这句是全词的词眼。上片所写的那秋天斜阳,那远山平林,那村落砧声,至此便知都是词人“物是人非”、“良辰好景虚设”的情感物态化体现。这末句的点醒,令人于言外得之,倍觉其百感苍茫,含蓄深厚。结尾一句,巧妙点醒,画龙点睛类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赞叹说:“贺老小词,工于结句,往往有通首渲染,至结处一笔叫醒,遂使全篇实处皆虚,最属胜境。”观此词之结句,可知陈氏之论不谬。
从词面所描绘的意境看,这是一首暮春游湖、即景抒怀之作。上阕写杭州西湖景色。起句“半堤花雨”,扣住西湖,写词人绕堤游览,但见堤上春花凋残、落红委地;次句“对芳辰”,点明了时令为暮春三月。这样的西湖景观,写得既概括,又形象。上阕的关键句是“消遣无奈情绪”。“无奈”者,空虚寥落、无可奈何之谓,词人心中本有愁绪,欲借游湖赏景以排遣,谁知所对芳辰,竟是春意阑珊,反而加重了内心的愁绪。下面数句铺写触目所见,则无不浸透了这种对景难排的惜春、伤春之情,而自然景物也自然染上了词人的主观心境色彩:“春色尚堪描画在,万紫千红尘土。”春色虽尚堪描画,但如锦如簇的春花已“零落成泥碾作尘”,好景不长,大势已去。至于春鸟的鸣叫,又令人黯然伤神:“鹃促归期,莺收佞舌,燕作留人语。”杜鹃哀啼“不如归去”,仿佛在送别残春;黄莺收起了巧啭悦人的歌喉,使春光更显寂寥;惟有紫燕的呢喃之声,似尚在作留人之语。歇拍两句,推出一景:“绕栏红药,韶华留此孤主。”红红的芍药花在栏杆边盛开,似乎仍在有意装点着春色,这大概即前面“春色尚堪描画在”之意;但那灼人眼目的红色,点缀在“万紫千红”已“尘土”的背景之上,未免寂寞,一点红,难为春,也有点惨然。“韶华留此孤主”一句,可谓情景双绘,它既是西湖景色的聚焦点,又是情感流露的突破口。面对着这一丛大自然留存的芍药花,也即春天的最后点缀,词人不禁从胸中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叹息,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的,是种凄凉幽怨的万不得已之情。明眼人一看即知,惜春、伤春,只是词人的浅层情感,更深层的,乃是国危家亡的政治感慨,一个“孤”字,为上阕之眼,已经隐隐透露出其中消息了。
换头三句:“真个恨杀东风,几番过了,不似今番苦。”似结似起,既总揽上阕的伤春之意,又自然转入下阕的忧国之情。“真个”是恨极之语。东风过了,春意阑珊,年年如此,然惟有今昔分外令人可恨;显然,词人恨之所在,并不是自然界的节序更替、年光流逝,而是人事的沧桑变化。“乐事赏心磨灭尽,忽见飞书传羽”。两句直陈其事,前句说南宋君臣的宴安享乐如过眼云烟,顷刻磨灭,后句说军情紧急,北兵将至,使词意顿时醒豁。词人面对湖山胜景,念及危亡之祸,近在旦夕,大好河山,难免易主,于是触景伤情:“湖水湖烟,峰南峰北,总是堪伤处。”真乃字字凄咽,语语沉痛!至此,则上阕的“无奈情绪”云云,其政治内涵,更一目了然了。末结以景写情,由直而曲,倍见含蓄之致:“新塘杨柳,小腰犹自歌舞。”仍回到春景,“犹自”两字,用笔拙重,景中见情,意同“隔江犹唱后庭花”,词人的潜台词是:杨柳袅娜,如在东风中得意地舒腰曼舞,它何曾懂得世人优国伤时的苦痛呢。无限感慨,全在词人有意摄取的事物景象中曲曲传达了出来。
古人作诗词,常借景物以抒情怀,这首《百字令》所描绘的暮春之景,可以看成是作者以艺术形象来象征南宋小朝廷大势已去,旨在抒发其残山剩水之叹,家国危亡之哀。全篇比中有赋,尽管“乐事赏心磨灭尽,忽见飞书传羽”两句直陈其事,词境还是比较完整的。
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
这是《小雅》中篇幅之长仅次于《小雅·正月》和《小雅·楚茨》的一首诗。此诗章法结构非常严谨。这不仅是指它全部五章每章均十四句,且都是标准的四字句;更是指它章节之间内在组织上的精妙。诗内容大致可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两章写合乎礼制的酒宴,第二部分两章写违背礼制的酒宴,两者同以“宾之初筵”一句起头,而所描述的喝酒场面却大相径庭,暴露出理想状态与现实境况的尖锐矛盾。第三部分为末章,是总结性的言辞,连用“不”、“勿”、“无”、“匪”、“矧敢”等表示否定义的词集中凸现否定意蕴。各部分之间起承转合脉络极其分明。第二个印象是诗人的写作技巧非常高明。诗人之意实在“刺”,前两章却用“美”为“刺”作映衬,使丑恶的事物在与美好的事物的对比中更显出其丑恶,欲抑先扬,跌宕有致。而诗人的“刺”即使是在最重要的第三、第四两章中,也并不剑拔弩张,疾言厉色,只是反覆直陈醉酒之态以为警诫,除了烂醉后手舞足蹈的姿势不惜重言之以外,“载号载呶”、“乱我笾豆”、“侧弁之俄”写醉汉吵吵嚷嚷、弄乱东西、衣冠不正,也都抓住了特征。并且,诗人还善于通过“既醉而出,并受其福”之类的委婉语、“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之类的戏谑语,来作“绵里针”式的点染。借形象说话,实招就是高招。当然,并不是说此诗没有正面的说理成分,末章就主要是说理,但毕竟使读者对酗酒的害处深感悚惕的还是那些描写醉态的句子。
诗人技巧上的高明之处,在具体的修辞上,也得到充分的表现,除了消极修辞外,积极修辞更是丰富多彩。“左右秩秩”、“举醻逸逸”、“温温其恭”、“威仪反反”、“威仪幡幡”、“屡舞仙仙”、“威仪抑抑”、“威仪怭怭”、“屡舞僛僛”、“屡舞傞傞”,这是叠字修辞格的运用,频度之高,在整部《诗经》中似乎也不多见,那种奇佳的摹态效果,令人叹服。“笾豆有楚,肴核维旅”、“既立之监,又佐之史”,则是非常标准的对偶修辞格。“宾之初筵”、“其未醉止”、“曰既醉止”、“是曰既醉”等句都同章或隔章、邻章重复一次,是重复修辞格,而由其重复所产生的效应则不同。如上文所说“宾之初筵”的重复意在引出对比。但“其未醉止”、“曰既醉止”的重复,则既与从“威仪反反”、“威仪幡幡”到“威仪抑抑”、“威仪怭怭”的递进紧扣,又有“其未醉止”一组重复与“曰既醉止”一组重复的两层对比,从中更可见出结构的精整。而“是曰既醉”的隔章重复,所起作用是将第三、第四这最重要的两章直接串联起来。还有一种《诗经》中经常出现的修辞格——顶针,此诗也有两例,即“以洽百礼”之后接以“百礼即至”,“子孙其湛”之后接以“其湛曰乐”。这两个顶针修辞在同章中仅隔两句,相距很近,也是诗人为加重语气而作的刻意安排。另外,“钟鼓既设,举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这一段又是排比句,且两句一换韵,有很强的节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