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十六年(1189)湖州春家作,所枨触全在昔年与一合肥妓女旧情,用情痴绝奇绝,非如此不足与言白石。萧时父,老诗人萧德藻的子侄辈。萧德藻赏识周济白石,以侄女妻之。偶然邂逅,白石与友人在湖州春家,迎面而来的小艇上,有女子恍似日夕相思的合肥旧识。“歌扇轻约飞花,蛾眉正奇绝。”一恍而过的镜头,眉目还真有些想象!然而“春渐远”,不是的。桃根桃叶,王献之二妾名,喻意中人姊妹行。
按,白石二十余岁在合肥时曾恋身份似为勾阑的女子,后再莅江淮,其人已杳。自此白石魂牵梦萦至于一世,“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鹧鸪天》)女子妙解音乐,恨入四弦人欲老,宝筝能拨春风,此词以《琵琶仙》名调,包含音乐上的怀念。春渐远了,添几声伯劳哀鸣的“自绿汀洲”自拟。白石每比唐代“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实未尽当。歇拍“十里扬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说。”深情追忆至“三生”,使人腹痛。
下片展开这可解又不可解的“三生”情愫。白石《淡黄柳》小序说合肥多种柳,“客居合肥城南赤阑桥之西,巷陌凄凉,与江左异。唯柳色夹道,依依可怜。”故白石咏柳几乎都和怀念合肥女子有关。丝丝柳色都在牵动“三生情愫”,所以下片隐括唐人咏柳三诗,并非泛泛之辞。“三生杜牧,前事休说。”偏要细说。此正词人性情和表现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处。
引用改装三首咏柳唐诗,有何特点、有何用意?“宫烛分烟”用韩翃《寒食》诗,“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此柳及柳花乃是蒙德宗皇帝御赏的为皇家气象凑趣之物,与一世布衣的白石大异,故一笔撇过,“奈愁里匆匆换时节。”“空阶榆荚”用韩愈《晚春》诗“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句意,此才是白石心目中之柳,故把一襟芳思付与,用两韵尽情渲染。“起舞回雪”句全词高潮。想见与合肥女子会心即在此千万缕起舞回雪处,杨花榆荚必有内心深处共鸣,否则不会终生难忘。末用王维《渭城曲》,虽是青青新柳,已渐淡渐远,西出阳关矣。“起舞回雪”,不作御街御柳,这是“三生杜牧”与合肥女子爱情的画龙点睛之笔。
一气清空,净化、淡化的渺茫爱情,云缕浪花般的追忆,又是何等执着浓郁。
此诗通过对乘船东行,河两岸上原野落花缤纷,随风飞舞等景物的描述,表达了诗人这次远行,非常轻松畅快,心旷神怡。
全诗写坐船行进于襄邑水路的情景。首句写两岸飞花,一望通红,把作者所坐的船都照红了。用“红”字形容“飞花”的颜色,这是“显色字”,诗中常用;但这里却用得很别致。花是“红”的,这是本色;船本不红,被花照“红”,这是染色。作者不说“飞花”红而说飞花“照船红”,于染色中见本色,则“两岸”与“船”,都被“红”光所笼罩。
次句也写了颜色:“榆堤”,是长满榆树的堤岸;“飞花两岸”,表明是春末夏初季节,两岸榆树,自然是一派新绿。只说“榆堤”而绿色已暗寓其中,这叫“隐色字”。与首句配合,红绿映衬,色彩何等明丽!次句的重点还在写“风”。“百里”是说路长,“半日”是说时短,在明丽的景色中行进的小“船”只用“半日”时间就把“百里榆堤”抛在后面,表明那“风”是顺风。作者只用七个字既表现了绿榆夹岸的美景,又从路长与时短的对比中突出地赞美了一路顺风,而船中人的喜悦心情,也洋溢于字里行间。
古人行船,最怕逆风。作者既遇顺风,便安心地“卧”在船上欣赏一路风光:看两岸,飞花、榆堤,不断后移;看天上的“云”,却并未随之而动。作者明知船行甚速,如果天上的“云”真的不动,那么在“卧看”之时就应像“榆堤”那样不断后移。于是,作者恍然大悟:原来天上的云和自己一样朝东方前进。
作者坐小船赶路,最关心的是风向、风速。这首小诗,通篇都贯串一个“风”字。全诗以“飞花”领起,一开头便写“风”。如果没有“风”,“花”就不会“飞”。次句出“风”字,写既是顺风,风速又大。三、四两句,通过仰卧看云表现闲适心情,妙在通过看云的感受在第二句描写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了既遇顺风、风速又大,而作者的闲适之情,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应该看到,三、四两句也写“风”,如果不是既遇顺风、风速又大,那么天上的云便不会与船同步前进,移动得如此迅疾。以“卧看满天云不动”的错觉反衬“云与我俱东”的实际,获得了出人意外的艺术效果。
首联写天气,统摄全局,极精采。两句诗应连起来读、连起来讲:飘浮的云朵在碧空里你来我往,忙于“议”,“议”什么?“议”究竟是“阴”好,还是“晴”好。“议”的结果怎么样,没有说,接着便具体描写“山行”的经历和感受:“荷雨酒衣湿”,下起雨来了;“鹊声喧日出”,太阳又出来了。浮云议论不定,故阴晴也不定。宋人诗词中往往用拟人化手法写天气,姜夔《点绛唇》中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尤有名。但比较而言,王质以浮云“议阴晴”涵盖全篇,更具匠心。
“荷雨”一联承“阴”。先说“荷雨”,后说“酒衣湿”,见得先听见雨打荷叶声而后才意识到下雨,才感觉到“衣湿”。这雨当然比“沽衣欲湿杏花雨”大一点,但大得也有限。同时,有荷花的季节衣服被雨酒湿,反而凉爽些。“蘋风”是从浮萍之间吹来的风,说它“吹袖清”,见得那风也并不狂。雨已湿衣,再加风吹,其主观感受是“清”而不是寒,表明如果没有这风和雨,“山行”者就会感到炎热了。
“鹊声”一联承“晴”。喜鹊喜干厌湿,所以叫“干鹊”。雨过天晴,喜鹊“喧”叫,这表现了鹊的喜悦,也传达了人的喜悦。试想:荷雨湿衣,虽然暂时带来爽意,但如果继续下,没完没了,“山行”者就不会很愉快;所以诗人写鹊“喧”,也正是为了传达自己的心声。“喧”后接“日出”,造句生新:“喜鹊喧叫:‘太阳出来了!’多么传神!“鹊声喧日出“,引人向上看,由“鹊”及“日”;“鸥性狎波平”引人向下看,由“鸥”及“波”。鸥,生性爱水,但如果风急浪涌,它也受不了。如今雨霁风和,“波平”如镜,鸥自然尽情玩乐。“狎”字也像“喧”字一样用得很精彩,“狎”有“亲热”的意思。也有“玩乐”的意思,这里都适用。
像首联一样,尾联也用拟人化手法,其区别在于前者正用,后者反用。有正才有反,从反面说,“山色不言语”,从正面说,自然是“山色能言语”。惟其能言语,所以下句用了个“唤”字。刚经过雨洗的“山色”忽受阳光照耀,明净秀丽,“不言语”已能“唤醒三日醒”;对于并未喝酒烂醉的人来说,自然更加神清气爽,赏心悦目。
以“山行”为题,结尾才点出“山”,表明人在“山色”之中。全篇未见“行”字,但从浮云往来到荷雨湿衣、蘋风吹袖、鹊声喧日、鸥性狎波,都是“山行”过程中的经历、见闻和感受。合起来,就是所谓“山行即事”。全诗写得兴会淋漓,景美情浓,艺术构思也相当精巧。
本首诗是组诗《马诗二十三首》中的第十七首。李贺是唐室宗孙,系出郑王李亮之后。但积久年深,他这唐室宗枝,却早被皇家忘却,直败落到山坡村居、门庭冷落、甲蔬淡饭难于为继的清苦地步。尽管才华横溢,砺志苦读,诗名早著,但由于得不到力者的引荐,他终是不被赏识,只能挣扎于社会下层,于是带着忧愤之情创作了这组诗。
这组诗历来被认为非一时一地之作。吴企明《李贺集》则认为作于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时逢马年,诗人感慨万千,一气呵成创作了这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