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柳赠别的风俗始于汉人而盛于唐人。《三辅黄图》载，汉人送客至灞桥，往往折柳赠别。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箫声咽》“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即指此事。这首诗虽未指明地点，从诗意看，写的大概也是灞陵折柳赠别的事。
诗的开头两句在读者面前展现了这样的场景：初春，水边（可能指长安灞水之畔）的杨柳，低垂着像酒曲那样微黄的长条。一对离人将要在这里分手，行者驻马，伸手接过送者刚折下的柳条，说一声：“烦君折一枝！”此情此景，俨然是一幅“灞陵送别图”。
末两句“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就语气看，似乎是行者代手中的柳枝立言。在柳枝看来，此时此地，万物之中只有春风最相爱惜，虽是被折下，握在行人手中，春风还是殷勤地吹拂着，可谓深情款款。柳枝被折下来，离开了根本，犹如行人将别。所以行者借折柳自喻，而将送行者比作春风。这层意思正是“烦君折一枝”所表现的感情之情的深化和发展。诗人巧妙地以春风和柳枝的关系来比喻送者和行者的关系，生动贴切，新颖别致。
这首诗是从行者的角度来写，在行者眼里看来，春风吹柳似有“相惜”之意与“殷勤”之态，仿佛就是前来送行的友人。这是一种十分动情的联想和幻觉，行者把自己的感情渗透到物象之中，本来是无情的东西，看去也变得有情了。这种化无情之物为有情之物的手法，常用于中国古典诗歌中，如唐元稹《第三岁日咏春风凭杨员外寄长安柳》云“三日春风已有情，拂人头面稍怜轻。”宋刘攽《新晴》诗曰：“惟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都是移情于物，中国古代文学评论称为“物色带情”（《文镜秘府论·南·论文意》）。这不是一般的拟人化，不是使物的自然形态服从人的主观精神，成了人的象征，而是让人的主观感情移入物的自然形态，保持物的客观形象，达到物我同一的境地。
末两句之所以耐人寻味，主要是因为采用了巧妙的比喻和物色带情的艺术手法，这正是此诗的成功之处。
这是一首刘基题《湘湖图》的题画诗。“君山洞庭隔江水，彭蠡无风波浪起。”诗人开头用两个比喻句，引出了湘湖上的岛屿恰如洞庭湖中的君山；湖水象鄱阳湖一样波浪起伏。以洞庭湖、鄱阳湖来形容湘湖，极言湘湖之广渺，起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明窗晓晴图画开，兴入湘湖三百里。”接下来诗人点出了题图时的情景，在明亮的窗子和早晨的晴光下打开画图，诗人的兴致一下子就投入到湘湖浩瀚的烟波中。
下面四联既是对《湘湖图》的描述，也是对湘湖山水的概刮。“湘江两岸山纵横，湘湖碧绕越王城。越王城荒陵谷在，古树落日长烟平。游子天寒孤棹远，七十二溪飞雪满。浩歌不见濯缨人，沙鹤野猿相对晚。”诗人的目光如一组长镜头在画面上掠过：首先映入眼敛的是湘湖四周的群山，两岸的群山纵横交错，碧绿的湖水环绕着高高的越王城山。面对週遭的山陵峡谷，诗人凭吊越王城的逝去的背影，眼前苍翠的古木和飘渺的暮雾，掩映在落日的余晖中，让人不由生发怀古的幽情。接下来诗人的笔触进一步向画面的细处落下，画图中，一叶扁舟飘向远方，诗人想象这是一位他乡游子，在寒冷的湘湖上奔波，也许此刻诗人联想到了自己，一个寒字，刻划了诗人的心境。但是面对大好的湖山，诗人没有消沉，周围群同上众多飞泻着雪一般白的溪流，吸引了诗人的目光。
“浩歌不见濯缨人，沙鹤野猿相对晚。湖东云气通蓬莱，我欲从之归去来。”接下来，诗人对静态的画面进行了拓展：画是没有声音的，但是，在诗人看来，却仿佛能听到隐居高人的画外音，“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如此好山水真是退隐的好处所。但是画面上却看不到他的人影，只看到晚照下栖息在沙滩上鹤和山林中的猿猴。画是不会动的，但是在诗人看来，湖上的云气是涌动的，而且是可以直通蓬莱仙山的，诗人由此了生出大胆的想法，可以乘着这云气去探访仙山。
诗人在结尾时，从美好的梦幻般的意境中回到了现实。“蛟鼍塞川陆有虎，两臂无翼令心哀。”虽然仙山十分令人向往，可是水中有蛟鼍，山野有猛虎，我又没有翅膀，难以到达仙山，让我不由得心下无比哀伤。
这是一首慷慨激昂的述志诗，是曹植后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仆夫早严驾，吾将远行游。”诗一开头，就说主仆二人已经备好了车马，即将出发。这一开始，就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紧接着，作者用一个顶真格的设问句“远游欲何之”，引出对远游目的地和原因的补叙。“吴国为我仇”已经，语意慷慨，感情激昂，与其说是叙事，不如说是掷地有声的战斗誓言，它赋予了这次“远游”以及不平凡的意义，使诗歌一开始就涂上了豪迈悲壮的色彩。同时，一个意气风发、勇赴国难的爱国志士形象亦凸现于读者眼前。
“将骋万里途”承接上句，说自己将南征吴国。“万里途”，是对征程迢远的夸张，它极令人联想到浪漫征途的种种艰难险阻，但因句中着一“骋”字，便一扫可能因此而产生的悲凉气氛，反而有力地衬托出壮士出征的豪迈之情。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作者的愿望，在当时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所以当他跌回现实中来，失意的苦闷便攫住了他的心。“东路安足由”一句便是反诘的语气倾吐了胸中的委屈。“东路”，前人多以为指从洛阳到鄄城的路。并据《赠白马王彪》诗中亦有“怨彼东路长”之句，推断这两首大约同作于黄初四年（公元223年）。
“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转入写景，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描绘了一幅江风凄厉、浪高流急的画面。长江、淮水、泗水是南征吴国的必经之地，因此这里对“多悲风”、“驰急流”的渲染未尝没有形容川流险阻之意，并以此为作者“愿欲一轻济”的衬托。但其中的寓意显然不止于此，透过这一描写，令人仿佛看到作者正兀自立于大江畔，眼前呼啸的江风、奔腾的江水，既象征着他渴望建功立业的激昂情怀，也象征着英雄失路的激愤不平。在这里，雄浑阔大的境界以及慷慨激越的感情完全融合在一起，扣人心弦，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在此写景的基础上，“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二句即景设喻，“一轻济”，喻率师南渡；“无方舟”，喻手中无权。即以欲渡江河而无船比喻自己空怀壮志却不被任用、报效无门。一个“惜哉”流露出作者极为深沉的惋叹。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既是如此尖锐而不可调和，作者在诗的结尾情不自禁地发出呼喊：“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这是他的心声，他不愿闲居一处，甘愿为国解忧赴汤蹈火，这一志向在他的许多诗中都有流露，然而在此诗中多了几分凄怆与苍凉。自以为如此，这首诗在赢得后人激赏的同时，也使后人对其有了更深的同情。
钟嵘评曹植诗“骨气奇高”，这主要是由他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决定的。他的诗大多充满了对功名事业的执着追求以及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即使在忧患之中也不消极颓唐，遭遇挫折也不逃避，无论处境多么艰难都不放弃自己的责任。正是这一切成就了他“骨气奇高”的特色，而“仆夫早严驾”这首诗便是这一特色的代表，且因此成为魏晋时期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