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就眼前景下笔，“秋”点节令，“午”点时间，“荒山”即峨山，荒凉萧疏，写景为抒写“意悠悠”之情作渲染。身遭贬谪，远离家乡，独上荒山，心绪万千，可见“意悠悠”涵盖着诗人当时复杂纷繁的情感。第三句虚接，转出“望乡”情，这悠悠情思中，乡情是诗人当前最重要的情愫。然而，登上峨山望乡，“西北是融州”，隔断了诗人的视线，故乡不可见。
这首诗的艺术特色“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显得自然和淡，含蓄有味。诗人先写“荒山”，后写“独上”，最后以疑问作结：为什么我望乡的地方，偏偏却只见融州。下面让读者自己去回味、深思，以想象和推论作补充。这里没有秾丽鲜艳的色彩，没有絮絮滔滔的叙述，仅仅二十字，既构思完整，又感情充沛。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这首诗实景虚写，表面是题写山水，实际抒发其归国无路的隐痛。作者以眼前之景，道难言之苦，构想自然，神妙无比。又蕴含离乡之情、迁谪之思，言简意赅，语近情遥，深于哀怨，真是绝妙好诗。
作者首先描述了抒情环境：夜气清新，尘滓皆无，月光皎洁如银。此种夜的恬美，只有月明人静之后才能感到，与日间尘世的喧嚣判若两个世界。把酒对月常是诗人的一种雅兴：美酒盈樽，独自一人，仰望长空，遐想无穷。唐代诗人李白月下独斟时浮想翩翩，抒写了狂放的浪漫主义激情。苏轼正为政治纷争所困扰，心情苦闷，因而他这时没有“把酒问青天”也没有“起舞弄清影”，而是严肃地思索人生的意义。月夜的空阔须秘，阒寂无人，正好冷静地来思索人生，以求解脱。苏轼以博学雄辩著称，在诗词里经常发表议论。此词在描述了抒情环境之后便进入玄学思辩了。作者曾在作品中多次表达过“人生如梦”的主题思想，但在这首词里却表达得更明白、更集中。他想说明：人们追求名利是徒然劳须费力的，万物在宇宙中都是短暂的，人的一生只不过是“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一样地须臾即逝。作者为说明人生的虚无，从古代典籍里找出了三个习用的比喻。《庄子·知北游》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古人将日影喻为白驹，意为人生短暂得像日影移过墙壁缝隙一样。《文选》潘岳《河阳县作》李善《注》引古乐府诗“凿石见火能几时”和白居易《对酒》的“石火光中寄此身”，亦谓人生如燧石之火。《庄子·齐物论》言人“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唐人李群玉《自遣》之“浮生暂寄梦中身”即表述庄子之意。苏轼才华横溢，在这首词上片结句里令人惊佩地集中使用三个表示人生虚无的词语，构成博喻，而且都有出处。将古人关于人生虚无之语密集一处，说明作者对这一问题是经过长期认真思索过的。上片的议论虽然不可能具体展开，却概括集中，已达到很深的程度。下片开头，以感叹的语气补足关于人生虚无的认识。
下片开头，以感叹的语气补足关于人生虚无的认识。“虽抱文章，开口谁亲”是古代士人“宏才乏近用”，不被知遇的感慨。苏轼在元祐时虽受朝廷恩遇，而实际上却无所作为，“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加以群小攻击，故有是感。他在心情苦闷之时，寻求著自我解脱的方法。善于从困扰、纷争、痛苦中自我解脱，豪放达观，这正是苏轼人生态度的特点。他解脱的办法是追求现实享乐，待有机会则乞身退隐。“且陶陶、乐尽天真”是其现实享乐的方式。只有经常在“陶陶”之中才似乎恢复与获得了人的本性，忘掉了人生的种种烦恼。但最好的解脱方法莫过于远离官场，归隐田园。看来苏轼还不打算立即退隐，“几时归去”很难逆料，而田园生活却令人十分向往。弹琴，饮酒、赏玩山水，吟风弄月，闲情逸致，这是我国文人理想的一种消极的生活方式。他们恬淡寡欲，并无奢望，只需要大自然赏赐一点便能满足，“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就足够了。这非常清高而富有诗意。
苏轼是一位思想复杂和个性鲜明的作家。他在作品中既表现建功立业的积极思想，也经常流露人生虚无的消极思想。如果仅从某一作品来评价这位作家，都可能会是片面的。这首《行香子》的确表现了苏轼思想消极的方面，但也深刻地反映了他在政治生活中的苦闷情绪，因其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在封建社会是难以实现的。苏轼从青年时代进入仕途之日起就有退隐的愿望。其实他并不厌弃人生，他的退隐是有条件的，须得像古代范蠡、张良、谢安等杰出人物那样，实现了政治抱负之后功成身退。因而“几时归去，作个闲人”，这就要根据政治条件而定了。事实上，他在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并未功成名遂，也就没有实现退隐的愿望，临到晚年竟还被远谪海南。
全词在抒情中插入议论。人生很短暂，能做得不多，回首一看，一切都是虚无，就像偶尔掠过墙缝的阳光、又像燧石取火闪过的火花，或者是黄粱一梦中一段不切实际的经历，都是稍纵即逝、无法真正拥有的。与其浪费生命去追求名利浮云，不如放下一切做个闲人，对一张琴、倒一壶酒、听溪水潺潺、看白云飘飘，享受当下的美好自在。这是作者从生活中悟出人生认识，很有哲理意义，读者读后不致感到其说得枯燥。此词是东坡词中风格旷达的作品。
行香子词音节流美，堪称词林中之佳调。 上下片领格字用去声，领下三言三句。下片第一、二句，一般和上片平仄相同并押韵，然亦有并以仄收不押韵。东坡此词可为定格之典范。在韵律上此词虽不如《行香子·过七里濑》优美，但也很不错，尤其是“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两段排比，很有韵律美。
人生苦短，怀才不遇，建功无望，入仕之时亦生退隐之心，这是古代文人普遍的矛盾。于是有花间的沉沦，有避世的归隐，而苏轼是豪放达观之人，“且陶陶、乐尽天真”，似乎忘掉了人生的烦恼。此词虽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作者的苦闷、消极情绪，但“且陶陶、乐尽天真”的主题，基调却是开朗明快的。而词中语言的畅达、音韵的和谐，正好与这一基调一致，形式与内容完美地融合起来。据宋人洪迈《容斋四笔》所记，南宋绍兴初年就有人略改动苏轼此词，以讽刺朝廷削减给官员的额外赏赐名目，致使当局停止讨论施行。可见它在宋代文人中甚为流传，能引起一些不满现实的士大夫的情感共鸣。
中心论点即篇首两句。孟子提出三个概念：天时、地利、人和，并将这三者加以比较，层层推进。
第一段作者提出中心论点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相互比较组成。用两个“不如”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同时反映孟子所说的“仁政”。三者之间的比较，实质上是重在前者与后者的比较，强调指出各种客观及诸多因素在战争中都比不上人的主观条件及“人和”的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在比较中立论，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句式相同，语气十分肯定，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第二段，论证“天时地利人和”。以设置占天时者不能攻破占地利者为例，比较“天时”于“地利”的重要。“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说明城小而难守；“环而攻之”说明攻城者攻势强大，占有战斗的主动权；“而不胜”说明攻方失败。战斗会以弱者胜、强者败告终，作者认为攻防之所以敢大军压境，是因为在“天时”上占了优势，但守方可凭借“地利”进行抵抗；攻方久攻不下，军心涣散，必然失败。这样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天时不如地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第三段，论证“地利不如人和”。以拥有良好的地理条件而终不能守为例，比较“地利”与“人和”的轻重。“城高”、“池深”、“兵革坚利”、“米粟多”指明了守方具有优越的“地利”条件，本可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但结果却“委而去之”，原因就在于内部不“和”，有好条件也发挥不了作用，反被虽无“地利”而有“人和”的攻者战胜，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以上三段，论证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这一观点。最后段的作用是在前三段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将论点的范围由战争推及到治国，从而全面体现孟子的政治主张，使文章更具有普遍意义。其次，“得道”实际上也可理解为“得人心”，即“人和”。（得道的意思为施行仁政）得人心者，人心归顺，所到披靡，失人心者，人心相悖，不攻自溃。因而，最后一段绝非多余的闲笔。
文章脉络清晰，结构严谨，气势通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