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六句赞颂李白善于写明月,说李白的诗至今还有人在吟诵。中间四句表示向李白学习的愿望,特别要学习李白饮酒赋诗的狂放性格。最后六句写作者自己虽无李白那样的诗才,但一定要像李白那样,不追慕功名,藐视权贵。这首诗通过歌咏李白,表现了作者蔑视权贵,视功名如粪土而以诗酒自娱,不拘礼法的豪迈情怀。
“把酒对月”这个题目本是李白所作的一首诗。李白一生爱月,所咏明月诸诗脍炙人口。这首诗一开始就以兀傲的口气,推倒一切月诗,独尊李白:“李白前时原有月,惟有李白诗能说。”有这样的气概,方许歌咏李白。这里推崇的“李白诗”,主要是指《把酒问月》这首诗。而作者唐寅这首诗,主要就受李白诗篇句调的影响,但他在诗中把李白加进去与明月反复对举,又是李白本人不能写的光景。“李白如今已仙去,月在青天几圆缺?”后句是李白式的,但配合前句,则是作者新意。月固有阴晴圆缺,但卒莫消长,而诗仙却不能复生。作者接着说其实这并不遗憾,因为“今人犹歌李白诗,明月还如李白时”,这句侧面说李白和明月一样永存。这调门是李白的,新意是作者的。
这首诗最好的还是诗中在李白与明月之间,加入了“我”。如果失去了这个“我”,也就失去了李白精神。“我学李白对明月,白与明月安能知?”李白固不能知,但月能知。于是作者引李白自况:“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百杯复千首”就是“能诗复能酒”,也就是杜甫所说的“一斗诗百篇”。敢于自比李白,这也是李白风度,有胆量有信心,并非等同于狂妄,以下一转一合最为妥帖:“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前句妙在自知之明;后句妙在不卑不亢,联想到辛弃疾诗句:“我爱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爱我应如是。情与貌,两相似。”这种有分寸的自负之语,读者反而不会感到反感而会容易接受。好比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诗人是说,对李白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对他人则不多让。语意皆妙。
最后作者讲出了他和李白同而不同的一点:“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诗句化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里是说,我虽然没有李白得到皇帝征诏的经历,但也有他那种豪放不羁的禀性,“不上长安”倒也乐得:“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这个茅屋就是作者在苏州建的桃花庵,作者晚年经常在桃花庵饮酒自乐。
这首诗倜傥不群、超尘脱俗地追求自由反抗权势的精神,和豪放飘逸的句调风格都酷似李白。以其人之风格还咏其人,妙在古今同调。
作者在这首诗中,用“把酒对月”的举动,处处将自己和李白相联系、相对比,用“月”、“诗”、“酒”为诗思的契机,并贯穿全篇,抒写了李白敢于蔑视权贵的品质,表明了作者学习李白不求功名利禄的愿望和蔑视权贵的态度。
《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本篇有真伪之争。南宋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抄》因篇中提到伍子胥,怀疑本篇和《悲回风》为伪作。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和清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以作品语气而致疑。清吴汝纶《评点古文辞类纂》以《怀沙》为绝笔,又因本篇文词浅显,而疑本篇非屈原所作。今人陆侃如、冯沅君、刘永济、谭介甫、胡念贻等人,也都以本篇无标题且多乱辞等原因,对本篇的作者为屈原提出疑问。然而无论如何,持此种理由的观点说服力不是很强,与持本篇作者为屈原的论点相比,显得不十分有力。因此,自然不能剥夺屈原对本篇的著作权。
《九章·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此篇是作者在临终之前回忆自己平生政治上的遭遇,作者痛惜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遭到奸人的破坏,而未能使之实现,表明了自己不得不死的苦衷,并希望用自己的一死来唤醒顷襄王的最后觉悟。全篇可分为六段。
第一段从“惜往日之曾信兮”至“身幽隐而备之”。追叙自己曾被怀王信任,自己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为楚国的富强出力,但最终因奸人进谗,遭到怀王猜忌而疏远。“惜往日”就是忆往日,痛往日,因回忆过去而哀痛也。《史记·屈原传》说屈原开始时是“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开头四句与这些是对得起来的,但接下来的话就转了。
“国富强”四句,言当时的楚国,修明法昭,上下一心,确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可好景不长,楚怀王委弃良臣,奢侈淫佚。但屈原认为楚王虽然有过失,己犹欲弼正匡辅,此意与《离骚》和《九章·抽思》二篇可以互证。
“心纯庬”四句言由于自己对楚王一片忠心,不肯把秘密泄露给其他同僚,因此引起在位同僚的嫉妒,他们向怀王进谗言,怀王从而对自己发怒、猜忌、疏远,这正是《屈原传》中“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一段的形象写照。“蔽晦君”以下六句,言那些小人蔽塞君王的聪明才智,虚饰罪状,以惑误君,又欺罔之;君王也不参验考核,究其真相,就疏远贬斥了我再不思念。
第二段从“临沅湘之玄渊兮”至“使贞臣为无由”。屈原身临湘水,决心自沉,该段写临死之前的思想斗争,更显得其就义的从容。
“临沅湘”四句,汪瑗认为“上二句是极推己之恶恶之心,不欲与谗人并生于世,盖反言以见其欲死也。下二句是明己之遭君不明,死为无益,又正言其不必死也。”(《楚辞集解》)“君无昭”四句言君王不知长短,故不能察,使芳草为薮泽所壅遏而不通;君王如此不明,忍死而无益,于是甘心死之,决不苟活。这四句是对“遂自忍而沉流”的回答。
“独鄣壅”二句谓忠臣非不欲尽力,只是由于“鄣壅而蔽隐”而不得辅佐。此所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也。
第三段从“闻百里之为虏兮”至“因缟素而哭之”。历举前世君王得贤人则兴盛与信谗言则灭亡的事情来作进一步的对比说明。其中关于介子推的事情叙之尤详,本意是还希望楚王因自己之死,悔悟而改弦更张,振兴楚国。“闻百里”六句,历举百里奚逢秦穆公,伊尹逢商汤王,吕望逢周文王,宁戚逢齐桓公之事迹,此四子,国君用之而国强。
“吴信谗”二句举伍子胥事。吴王夫差听信谗言令伍子胥自杀,伍子胥死后吴国便被越国灭亡。“封介山”四句举介子推之事。介子推追随晋文公流亡,文公复国不封介子推,介子推逃入深山;文公以火烧迫其出山,子推抱木而死,文公悔悟,追封介子推。屈原在这里以伍子胥死后而吴亡,与介子推死后晋文公幡然悔悟,因而追封介山之事作对比,暗示“存君兴国”之意。
第四段从“或忠信而死节兮”至“使谗谀而日得”,承上文言自古忠臣之死,没有不是因为君王听信谗言而造成的。
“或忠信”四句承前一段列举贤臣之例而进一步发挥。指出忠信者反而被迫死节,奸佞者反而被信之不疑,全都是因为君王不能参验考究加以鉴别,而一味听信小人谎言。“芳与泽”两句言君主如不能按实省察,则不能分别忠信与奸佞。“何芳草”四句言君既不能省察分别忠奸,则忠臣的命运就不会好了。
第五段从“自前世而嫉贤兮”至“如列宿之错置”。进一步陈明自己过去与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如排列天上的列宿那样明明白白。在自己死后,自己所受的委屈,一切都将会昭雪于天下。
“自前世”六句以美女比贤能之人,谓在怀王时代,嫉善忌能,已经是这样子的了。美好的东西被说成是丑恶的,丑恶的东西被说成是美好的,一有好的东西出现,谣言马上就会产生。
“愿陈情”四句言自己的心情与行为光明正大,如星斗罗空,必将愈来愈明白,连“陈”、“白”也都是不必要的了。司马迁曾赞扬屈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日、月、星为三光,“列宿错置”,亦即“与日月争光”。
第六段从“乘骐骥而驰骋兮”至最后为。进一步表明自己将沉江自尽,以身殉国的决心。
“乘骐骥”二句谓驾良马疾驰,却不用控制马匹的器具。
“乘氾泭”二句谓乘木筏沿流而下,却不用船桨而自恃人力。
“背法昭”二句谓背弃法昭而随心所欲地治理国家,就好比上述两种情况,与之并无差别。
“宁溘死”四句写自己赴死之因,屈原谓“恐祸殃之有再”,朱熹说“不死恐‘邦其沦丧’而辱为臣仆……箕子之忧,盖为此也。”蒋骥说:“谓国亡身虏也。”根据当时楚国屡败于秦的形势,朱、蒋二人的分析是颇有见地的。最后二句明明白白地说明了自己写完这篇诗作之后就要赴水自尽,所以可以判断这篇诗作确是屈原的绝笔。
这篇诗歌语言上最大的特色是文辞质朴率直,浅显易懂,表意十分明白流畅。比如对于楚王的谴责,在《离骚》等其他作品当中,一般比较委婉曲折,往往用“荃”、“灵脩”、“哲王”等来代替,而在此篇中,因是赴水之前的绝笔,则无所顾忌,直接责备楚王为“壅君”。此篇诗作的这种风格,在全部屈赋中是显得十分奇特的。
其次,文章结构上前后照应,诗歌以“明法昭”起,以“背法昭”结,前后呼应。林云铭《楚辞灯》说;“以明法昭起头,以背法昭结尾,中间以'无昭’两字作前后针线,此屈子将赴渊,合怀王、顷襄两朝而痛叙被放之非辜、谗谀之得志,全在法昭上决人材之进退、国势之安危。盖贞臣用则法昭明,贞臣疏则法昭废;及既废之后,愈无以参互考验而得贞谗之实,而君之蔽晦日深,虽有贞臣,必不能用,是君为壅君,国非其国也。”十分准确地说出了本篇这个特点。
题为菊,但通篇不用一个菊字,但句句写菊。
“王孙莫把比蓬蒿”,蓬蒿是一种野生草,个头较高,从外形看,与菊苗太大的差别,养尊处优的公子王孙们,是很容易把菊苗当作蓬蒿的。作者直抒胸臆,直截了当地训斥王孙公子“菊草不分”。其实这是鄙视他们不识人才。下一句就更能看出作者的用意了。
“九日枝枝近鬓毛”,每年阴历九月九日,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重阳节,这一天,我们的先人登高、赏菊、饮酒,佩茱萸囊,把菊花插戴于鬓上。这第二句是说,菊苗到了重阳节,就会开出美丽的花朵,这与蓬蒿有了本质的区别。你看,一枝又一枝的菊花插在大家的鬓发间。请问:有乱插蓬蒿的吗?哈哈没有。这第二句,作者作为菊花是多么自豪啊,人们终于认识到它的价值。
三、四两句是全诗的着重处,集中地写了菊的高洁气质和高尚品格。
“露湿秋香满池岸”,寥寥七字,写秋天早晨景象:太阳初升,丛丛秀菊,饱含露水,湿润晶莹,明艳可爱;缕缕幽香,飘满池岸,令人心旷神怡,菊花独具的神韵风采,跃然纸上。在这里,“湿”字很有讲究,让人想见那片片花瓣缀满露珠,分外滋润,分外明丽。“满”字形象贴切,表现出那清香是如何沁人心脾,不绝如缕。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菊花特有的形象,也感受到了菊花和那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氛围交织融合所产生的魅力。
诗人在描写了菊的气质以后,很自然地归结到咏菊的主旨: “由来不羡瓦松高”。瓦松,是一种寄生在高大建筑物瓦檐处的植物。初唐崇文馆学士崔融曾作《瓦松赋》,其自序云:“崇文馆瓦松者,产于屋溜之上……俗以其形似松,生必依瓦,故曰瓦松。”瓦松虽能开花吐叶,但“高不及尺,下才如寸”,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桐君(医师)莫赏,梓匠(木工)难甄”。作者以池岸边的菊花与高屋上的瓦松作对比,意在说明菊花虽生长在沼泽低洼之地,却高洁、清幽,毫不吝惜地把它的芳香献给人们;而瓦松虽踞高位,实际上“在人无用,在物无成”。在这里,菊花被人格化了,作者赋予它以不求高位、不慕荣利的思想品质。“由来”与“不羡”相应,更加重了语气,突出了菊花的高尚气节。这结尾一句使诗的主题在此得到了抉示,诗意得到了升华。
咏物诗不能没有物,但亦不能为写物而写物。纯粹写物,即使逼真,也不过是“袭貌遗神”,毫无生气。此诗句句切合一菊字,又句句都寄寓着作者的思想感情。菊,简直就是诗人自己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