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到超师院读佛经的感受，其主要内容是：清晨早起，他到住地附近一个名叫超的僧人（师）的寺院里去读佛经，有所感而写下这首五古抒情诗，既表达了他壮志未已而身遭贬谪，欲于佛经中寻求治世之道的心境，又流露出寻求一种超越尘世，流连于冲淡宁静的闲适佳境的复杂心情。

　　头四句总说“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诗人把研读佛典安排在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刻。“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清晨早起，空气清新，以井水漱牙可以清心，又弹冠振衣拂去灰尘，身心内外俱为清净方可读经。可见用心之虔诚，充分表现了诗人对佛教的倾心和崇信，其沉溺之深溢于言表，不啻教徒沐浴更衣以拜佛祖。“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贝叶书简称贝书，佛经之泛称。古印度人多用贝多罗树叶经水沤后代纸，用以写佛经，故名。一个“读”字，是全诗内容的纲领；一个“闲”字，是全诗抒情的主调。诗人贬居永州，官职虽名曰“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但只是个“闲官”而已。闲人闲官闲地，无政事之烦扰，亦无名利得失之拘牵，正是难得清闲，正好信步读经。就读经来说，闲而不闲；就处境而言，不闲而闲，其复杂心情曲曲传出。

　　中间四句承上文“读”字而来，正面写读“经”的感想。这里有两层意思：前二句“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是说书中真意不去领悟，妄诞之言世所追逐。诗人以自身崇信佛学的正确态度讽喻世俗之佞佛，即对于佛经中的真正本意全然不去领悟，而对于书中一切迷信荒诞的事迹却又尽力追求而津津乐道。正如诗人在《送琛上人南游序》中所批评的那样：“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柳宗元集》卷二五）言下之意正好表明自己学习佛经的正确态度和对佛经的深刻理解。后二句转写对待佛经的正确态度。“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意思是说：佛家遗言值得深思，修养本性怎能圆熟？“冀可”是希望能够的意思。言佛教教义艰深，必须深入钻研思考，如果只用修持本性去精通它，是不可能达到精审圆满的目的的。言下之意是说：愚妄地佞佛不足取，只有学习它于变革社会有益的内容才算真有所得。这反映了诗人对佛教教义及其社会作用的主观的特殊理解。对此，诗人也有批评说：“又有能言体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柳宗元集》卷二五）联系诗人在对待佛教问题上与韩愈的辩论就更清楚了。韩愈辟佛，是热心张扬“道统”的儒学家，主张对僧侣“人其人，火其书”；而柳宗元却认为在佛教教义中包含着与儒家圣人之道相通的有益于世的内容，否定“天命”的主宰。诗人自以为对佛教的精义和作用已有深刻的领会，殊不知结果不是他利用佛教以济世，而是佛教利用他作了宣传宗教唯心主义和宗教迷信的工具；而他自己最终也陷入了佛教识破尘缘、超脱苦海的消极境地。

　　末六句承上文“闲”字而来，抒发诗人对寺院清净幽闲的景物的流连赏玩，到了忘言的境界。这里也写了二层意思：前四句写景，后二句抒情。先看前四句：“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意谓超师寺院何其幽静，苔色青青连着翠竹。旭日东升晨雾滋润，梳洗青松涂以膏沐。“道人”实指“超师”，“庭宇”呼应“东斋”，既言“步出”则寺院环境尽收眼内，一个“静”字总括了它的幽静无声和诗人的闲适心境。是景物之静，也是诗人内心之静。而苔色青青，翠竹森森，一片青绿，又从色调上渲染了这环境的葱茏幽深。“日出”照应“晨”，紧扣题目，再次点明时间。旭日冉冉，雾露濛濛，青松经雾露滋润后仿佛象人经过梳洗、上过油脂一样。这是用拟人法写青松，也是用“青松如膏沐”进一步写环境的清新。这就使读者体会到诗人通过优美宁静的寺院之景传达出一种独特的心境和思想感情。这是“闲人”眼中才能看得出的静谧清幽之景，抒发的是“闲人”胸中才有的超逸旷达之情。再看结尾二句：“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意思谓宁静冲淡难以言说，悟道之乐心满意足。诗人触景生情，直抒胸臆，看来似乏含蓄，有蛇足之嫌，但一经道破，又觉意味更深一层。它既与前面的景物相连，写出“闲人”欣喜愉悦而又多少带点落寞孤寂的韵味；又与前面的读“经”相呼应，诗人自认为是精通了禅经三昧，与当时的佞佛者大相径庭，其悟道之乐自然心满意足了。这就又透露出诗人卑视尘俗、讽喻佞佛者的孤傲之情。而这两者——情景与读经，前后呼应，融为一体。诗人巧妙地把自然景物契合进自己主观的“禅悟”之中，其感受之深，妙不可言，真是达到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境界。从章法上看，全诗自晨起读经始，至末以日出赏景惮悟终，浑然无痕，相映成趣。读完此诗，姑且抛开诗人对佛经所持的错误态度不论，不能不为诗人的于逆境中读经养性、追求事理而又超脱尘俗、寄情山水、怡然自适的复杂心境所感动，从而进到那种“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幽深寂静的艺术境界中去。诗中有禅味而又托情于景，情趣浓郁。

　　这首长调是作者读了一则《邵康节遗事》有所感兴而写的。邵雍，字尧夫，谥康节，是北宋哲学家，对易理研究很深，居洛阳四十余年，遗事很多。这则遗事是说在他临终的时候，听见窗外有人说话，惊问是在说什么？ 并且说，我以为是幽州光复了呢! 声细如缕，不多时就去世了。作者对这则遗事感到的是什么？看来核心是“我道复了幽州”。幽州是中国的古十二州之一，历代所指区域虽有些变化，多数是指京兆(今北京周围)冀北一带。在北宋后期常为辽所占据。邵雍是北宋人，临死前还对这些失地有所关怀。王夫之曾在桂林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隐居石船山不出，但他作为明遗民对明朝的灭亡兴复还是十分关心的。而当时情况，大局已定，恢复无望，所以他在词中也没有寄托多大希望，只是表达了感叹和怀恋之情而已。

　　词的开头三句：“流水平桥，一声杜宇，早怕洛阳春暮。”既是以写景兴起，也兼及邵康节当时的情况。杜宇是鸟名，据《成都记》记载： 杜宇本是古蜀帝的名字，又号望帝；死后其魂化为鸟，名杜鹃，亦曰子规，啼声凄哀，常借喻凄怆景象。王夫之并不是洛阳人，这里为什么要提洛阳呢？这就是因为邵雍当时居洛阳，这里就暗喻小序中的邵康节遗事； 又据《闻见录》： 洛阳旧无杜鹃，邵康节行天津桥，忽闻杜鹃声，曰： 不及十年其有江南人以文字乱天下者乎？这些故实亦可转用。以下承接两句：“杨柳梧桐，旧梦了无寻处。”前句借喻春秋，是说过了多少春秋，旧梦是无处可寻了。这旧梦是什么？这里有邵康节的梦幻，也有作者的梦想；也就是遗事中那句话的真实涵义。“春午醉、日转花梢，甚夜阑、风吹芳树。到更残、月落两峰，泠然蝴蝶忘归路”一大段四长句，极写作者“有感”的怅望之情。时间采用了日午、黄昏、深夜三个节序，前三句连用了中间带逗的句式，归结于蝴蝶迷梦的怅惘意境，笔法上极尽迭宕、迷惘、缠绵之致。“泠然”，《庄子·逍遥游》：“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有潇洒凄清之意。这里的“蝴蝶”也可以庄周的蝴蝶梦解，与前句旧梦相呼应，意境较好。上片可以分为这三个段落来读，表达了由邵康节遗事结合眼前的景色，触发作者的情怀。

　　下片则将思路更扩展到霄汉，延伸到古典中去，以寻求对所关心问题的解答。但这是枉然的，没有人可以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下半阕也可以分三段来读。前三句作一段： “关心一丝别挂，欲挽银河水，仙槎遥渡。”第一句是语意双关的句子，既指邵康节弥留时丝之一息，尚牵挂幽州光复的情况； 也指作者耿耿关怀故明是否有可能光复的思绪。而这正是作者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欲挽银河水”，见杜甫《洗兵马》诗：“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张元干《石州慢》： “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即要击退金兵，收复中原之意。李处全《水调歌头》亦有“胡尘未扫，指挥壮士挽天河”之句。联系序中收复幽州之语，则此处亦有收复中原之意。“仙槎”是个故实。“槎”就是木筏或竹筏。张华《博物志》载有人乘槎直上天河，见到牛郎织女的故事。此处谓词人在收复中原后乘仙槎去寻访故主。亦有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之意。此处亦似有击楫中流，挥师北伐之意。第二段则进一步说，这种愁绪是长远的，而且如同迷蒙的烟雾一样，看不到尽头。“任老眼、月窟幽寻，更无人、花前低诉。” “月窟”即月宫，挚虞《思游赋》：“扰蟾兔于月窟兮，诘姮娥于蓐收”，“蓐收”神仙名。就是用昏花的老眼，到月宫的幽静处寻遍，也找不到你所要寻求的人来向你诉说。最后一段以低沉的句子“君知否、雁字云沉，难写伤心句”作结，是说，即使让会写字传书的鸿雁从云中落下来，它也无法替你写出传递这种伤心的书信。情绪是悲痛的，但郁悒中也蕴藉着洒脱，也是“哀而不伤”的。

　　对于这首词，叶恭绰在其《广箧中词》评云“缠绵往复，忠原之遗”，确是表达出作者独创的境界。况周颐也在《蕙风词话》中论述过：“世讥明词纤靡伤格，未为允协之论。明词专家少，粗浅芜率之失多，诚不足当宋元之续，唯是纤靡伤格……偻指不过数家，何至为全体诟病。洎乎晚季，夏节愍、陈忠裕、彭茗斋、王姜斋(即王夫之)诸贤，含婀娜于刚健，有风骚之遗则，庶几纤靡者之药石矣。”这一段议论还是比较公正的。象王夫之这首词绝无纤靡之感，确具沉郁刚健，有风骚之遗音。

　　“老来贫困实堪嗟”，说是“实可哀叹”，实际上哀叹的意味不足，嘲弄的色彩极浓。“寒气偏归我一家”，上天如此不公平，已于自怨自艾中，透出自我嘲讽之情，随后又推出一个形象鲜明，让人啼笑皆非的比喻：“无被夜眠牵破絮，浑如孤鹤入芦花。”诗人晚年独处犹如“孤鹤”，破絮灿然如“芦花”，老人拥破絮独卧，简直“浑如孤鹤入芦花”。可谓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了。

　　显然，此诗的最大特点在于：谐趣。谐趣是人类最普遍的美感活动，因此也最富社会性。《文心雕龙》：“谐隐”篇释“谐”：“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即是着重谐的社会性。俗俚之人喜欢“谐”，高雅之士也不能与“谐”完全绝缘，所以，诗的阶趣有雅俗共赏之妙。诗最忌打油与轻薄， 因此，诗是最不易“谐”的。有的诗诙谐成趣，臻于诗的胜境；有的谐而无趣，流于诗的瑕疵。林古度这首诗就是“寓庄于谐”，使二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首先，它在形象选择上是有深意的。把孤身比作“孤鹤”，以显其品德，气节之高尚。鹤的志行高洁，既不同于燕雀之龌龊。又迥异于枭鸟的暴戾。林古度这只“孤鹤”，尽管“老来贫困”，“寒气”逼人，但矢志不移，不为所屈，这又显其民族气节的坚贞和乐观精神，这些极其庄重的内容是令人钦佩的。然而，在表现上它采用了诙谐、幽默的语言形式。鹤不是配以青松，而是杂以芦花，老人拥破被败絮而卧，“浑如孤鹤入芦花”，这就给涛带来了十分隽永的谐趣。表面上滑稽，骨子里沉痛，表面上幽默，内里出之于至性深情。生活是复杂的，感情的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也有各种形态。同是悲哀不一定都痛哭流涕。悲哀时可能笑，快乐时也可能哭。有人倾诉苦难声泪俱下，痛不欲生，有人却把困苦拿来消遣，或愤世嫉俗，或更加坚定、乐观。林古度以幽默的语言，运用解嘲的手法表现他的贫困生活，从而使其坚贞的气节，乐观的精神，沉痛的感情，诙谐的态度达到完美的统一，诗篇大有谐趣，引人感奋无穷。

　　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可知《桓》是乐舞《大武》六成（第六场）的歌诗（关于《大武》的详细介绍，见《周颂·我将》一诗的鉴赏文字）。据《礼记·乐记》，孔子对《大武》六成所表现的历史事件作有如下说明：“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按，旧读“崇”下断句，非）。”郑玄注解“六成”为“六奏象兵还振旅也”。而《毛诗序》云：“《桓》，讲武类祃也。桓，武志也。”孔颖达疏云：“《桓》诗者，讲武类祃之乐歌也，武王将欲伐殷，陈列六军，讲习武事，又为类祭于上帝，为祃祭于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后克纣，至周公、成王大平之时，诗人追述其事，而为此歌焉。”则所述与《礼记》所引孔子之言不合。按谥法辟土服远曰桓，此篇文字又有“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之句，表明周王朝已经统有四方，则毛序孔疏谓此诗为武王伐殷讲武类祃之乐歌与原诗文本不合。今按：《大武》六成的乐舞表现的是周公带成王东伐奄国之后，回到镐京，大会四方诸侯及远国使者，举行阅兵仪式，即所谓“兵还振旅”，以扬天子之威的史实，《桓》诗即为举行阅兵仪式前的祷词。

　　诗的前三句，是以“绥万邦，娄丰年”来证明天命是完全支持周朝的。“娄丰年”在农耕社会对赢得民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百姓对能致物阜年丰的王朝总会表示拥护；而获得农业丰收，在上古时代离不开风调雨顺的自然条件，“娄丰年”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天意的象征。中间四句歌颂英勇的武王和全体将士，并告诉全体诸侯，武王的将士有能力征服天下、保卫周室。叠字词“桓桓”领出整段文字，有威武雄壮的气势，而“于以四方”云云，与首句“绥万邦”上下绾合，一强调国泰民安，一强调征服统治，而都有周室君临天下的自豪感。最后两句是祷告上苍、让天帝来作证，以加强肯定，同时也是对第三句“天命匪解”的呼应。诗的核心就是扬军威以震慑诸侯，从而达到树立周天子崇高权威的目的，其内容正与《尚书·周书·多方》一致。诗名为《桓》，“桓”即威武之貌，正点明了主题。诗的语言雍容典雅，威严而出之以和平，呈现出一种欢乐的氛围，涌动着新王朝的蓬勃朝气。

　　这首诗作于公元750年（天宝九年）。当时，诗人供职于高仙芝幕府，不受重用，因而心情压抑，此时诗作中大都有思乡之语，这一首为其中最沉郁、伤感者。

　　首联两句以鲜明对比来说明离家西行已越发遥远，返回之期更是渺茫，只能在极度思乡之时偶尔回首而已，可是行程仍然继续往西，那种无奈与沉痛扣人心弦。颔联写自然环境的恶劣和景物的重复单调，使诗人在无聊的旅途中，更增对家乡的怀念。颈联极言时间之延滞，路途来回之遥远，表明诗人对域外生活已经十分厌倦，如此则更见思乡之苦，思乡之切。尾联写诗人与友人分别后不到一年就头鬓斑白，可见其受愁思煎熬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