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写诗人在旅途中雾中行舟。语言朴实而自然，读来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首联总写大雾弥漫的景色，既描写晨雾之大，又点出了水、山、天。而山光水色，正笼罩于浓烟密雾之间，隐而不见，眼前唯一能见的只有大雾。作者一笔写出了可见的与不可见的，虚实相映，浑然一体。这两句先渲染出一个大的背景，为全诗做了铺垫。

　　山水景物，都隐藏在浓雾中，暝暝不可见，因而视觉无所可用，但听觉却转而分明。嗷嗷猿啼，淙淙濑流之声，自漫漫浓雾中传来，宛如空谷足音，显得格外震动耳骨，引人注意。“听”、“闻”、“忖”、“知”四字，用得次序井然、章法严密，细腻地表现了雾中之人凭籍冥冥之间的声音，进行揣度和判断的心理过程。隐而不见的岫峦和川流，便借助听觉的作用，转变为视觉形象，呈现于雾中人的眼前。正由于只可以借助听觉加以想象，而不能直接通过视觉以明见，这岫峦和川流，便增添了几分迷离恍惚、神秘莫测的色彩，别有一番魅力。

　　颈联紧紧承接上文，进一步写出了人在雾中，迷茫彷徨，茫然不知所之的真切感受。雾中的渔人、行舟，宛如飘浮于浩渺云间，左右前后，无所依傍，恍然惚然。澳浦虽近在咫尺，渔人却迷惑不知；扁舟欲上下沿沂，却茫然不得其所。作者在这里既把雾的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同时又将人的迷茫惶惑心境展示得细腻入微。

　　尾联诗人笔锋一转。一个“尽”字，下得干净利落，浓云密雾，一扫而空。阳光普照，天水清澈，全诗的境界焕然一新。“澄鲜”二字，说明雾后的山水给人以格外清澄透彻、鲜明醒目的感觉，同时也表现了舟中之人自雾中脱出，精神为之一振，豁然开朗了的心情。这结尾二句与开头二句照应得十分紧密，“氛霭”对应“雾”、“烟”，“空水”承接着“水”、“天”，“澄鲜”对照着“冥冥”，首尾呼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首写雾的诗，作者不用“蛇游”、“豹引”、“漱水”、“吹沙”之类古人写雾习用的典故套语，也并不着力于对雾的形态本身作对比描绘，而是以白描的语言，紧密结合人在雾中的感觉和体验来展示雾中的景物，表现雾的氛围，因而读者仿佛也被带入了弥漫着水雾山烟的意境，与诗人一道去体验那浓雾之间的山水、川岫、猿声、濑声，获得了非常真切的感受。这确是一篇写雾诗的佳作。全诗语言自然流畅，不事雕琢，而其格律和对仗，却几乎暗合了唐人五律的要求。

　　《梁书·伏挺传》谓伏挺“为五言诗善效谢康乐体。”他的诗作流传至今的仅此一首。但就这首诗而论，不仅句佳，而且全诗的意境亦统一完整，其成就看来，并不在谢灵运某些诗作之下。

　　《杨白花》这首诗是柳宗元在永州后期写的一首乐府旧题诗。许顗《彦周诗话》说：“子厚乐府杨白花，言婉而情深，古今绝唱也。”有人说这诗是作者自况，也有人说是作者读书咏史，不是自况。但不管是什么，读者从诗中表现的是一种什么“情”去探讨，就可以知道了。

　　作者在诗中第一句就直描杨白花被风吹走了，吹到江南去了，风吹走的不仅仅杨花，吹走的更是宫中的春光。人去楼空，即使是春的季节，却已无春意，因为整个宫里的树木都已凋落了，没有一点春色。作者用极简洁直白的语言抒写在大好时光里却感受不到春意的遗憾之情。这就像宫廷大贬有用之才后，朝廷已无栋梁之才，就没有了勃勃生机，就不能振兴中唐业已颓败的形势。作者在诗的前两句中直呼直叙，使得全诗蒙上悲愤怨恨的情绪色彩，读者读罢无不为之心中震撼，为之动容，为之流泪。

　　这首诗，是作者站在朝廷的角度，从朝廷的立场来写的，所以这首诗应写于柳宗元在永州的后期。因为在永的后期，作者的思想已发生了变化，回乡无望，他作好了在永长期呆下去的思想准备，因而也改变了他刚到永州时仅对个人命运的悲叹，从更广阔的角度，认为朝廷大贬有识之士，也是朝廷的悲剧。宫中凋零，而江南却是柳色青青，白絮翻飞，春光融融。但是江南春色却没有人赏识，那春光就毫无意义。大贬有用之材，对朝廷，对人才个体都是重大损失。

　　最后一句，作者更是借用诗题的源头，来诉说悲愤之情。通宵达旦歌之的是“悲绝的哀歌”，哀什么，悲什么呢？托“白花”抒哀怨之情者，古已有之，比如《诗经·小雅·白华》就是借菅、茅白花起兴，抒发了一个被遗弃了的女子对情人朝思暮想的哀怨。然而，这首诗决不是男女之间的相思离别情。柳宗元主张的是“文以载道”，他的诗文作品无不是饱含他个人的政治理想、治国主张和他失败之后的悲愤之情。只不过这首诗，作者所站的角度不一样，他从另一个角度借用想象，抒发自己被贬的情感。纵观柳的诗文，他写男女悲欢之情的作品是没有的。他是一个有救国复兴主张的人，这首诗的悲哀是人才的悲哀，作者是从朝廷的角度，来抒写对人才的呼唤，抒写对朝廷滥贬人才的悲愤之情，抒写的是作者对朝廷怨而不恨，悲而不怒的复杂情感。这首诗字字句句都包含了悲愤、哀婉之情，没有切肤之痛，是不可能写得出的。

　　这是一篇散文。文章主要解释“非非堂”命名的缘由，从中发挥作者崇尚“静”的思想价值。欧阳修认为“心静则智识明”，才能对是与非、表扬与批评采取正确的态度。作者进一步认为，与表扬正确相比，批评错误更为重要，因为言行正确原是君子的本分，而纠正错误才能扶植正气。全文以天平、水、人的耳目三个比喻开端，这种“博喻”的手法，增加了文章一气呵成、豪健俊伟的气势。

　　文章开头由写静而展开议论。

　　天平静，称物才能分毫不差；水静，照物才能毫发可辨；人的耳目静，视听才能准确无误。作者用秤、水、耳目三重比喻，证明为人处世只有“心静”，才能“智识明”而不为物欲所蔽，才能明辨是非，做到恰如其分地肯定正确事物，否定错误事物，即文中所说的“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所谓“是是”“非非”，指的是肯定正确、批判错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倘若二者择一，作者以为宁可没有前者，不可没有后者，因为正确与光明本是君子固有的品质，而批评与揭露可以鞭策人们向上向善，以此说明立身处世只有“心静”而“不为外物玄晃”，摒绝一切私欲杂念，才能心明眼亮，洞察是非。

　　继而推出文章的主旨：肯定正确的似乎有谄媚吹嘘之嫌，批评错误似乎有讽刺讥笑之嫌，如果万一发生判断上的失误，宁可选择“讪”而不选择“谄”。正确的、好的，是君子所固有的品质，再去肯定他、表扬他，不能给君子增添任何光彩。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来观察，不如说多批评缺点错误更重要。

　　结尾过渡到洛阳新建西堂，而取名“非非”的缘由，就在于“静”有利于践行“非非之为正”的处世原则，也揭示出静中见真，静能生悲的生活哲理。接着写非非堂营建情况，着重描写非非堂环境的安静以及这安静给作者带来的莫大益处，即“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读者不难领会，非非堂内外清幽的环境，有助于作者安心读书、思考问题、贯通古今、辨别是非。

　　作为初入仕途的早期作品，文章议论有的放矢，针砭社会上歌功颂德、谄谀成风、粉饰太平等时弊，表明自我人格。作者信仰儒学，笃信名教，首创“君子”“小人”之辩，一事当前，只要道义所在，便会不恤浮议，奋勇向前，诚如其《斑斑林问鸠寄内》诗所说：“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栗。”这种“非非之为正”的人格力量，受到苏轼的赞许（见苏轼《刘壮舆长官是是堂》诗），也遭到明人杨慎的非议（见杨慎《欧阳公非非堂记》）。作者一生诚如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所称“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他的人格净化了宋初污浊的社会风气，培育了宋人砥砺名节的士林新风。

　　全文写作打破樊笼，自创新路，运用精辟的比喻，逐层深入，语言平易，含意深远。

　　《渡汉江》诗意在写思乡情切，真实地刻画了诗人久别还乡，即将到家时的激动而又复杂的心情。语极浅近，意颇深邃；描摹心理，熨贴入微；不矫揉造作，自然至美。

　　前两句追叙贬居岭南的情况。贬斥蛮荒，本就够悲苦的了，何况又和家人音讯隔绝，彼此未卜存亡，更何况又是在这种情况下经冬历春，捱过漫长的时间。诗人没有平列空间的悬隔、音书的断绝、时间的久远这三层意思，而是依次层递，逐步加以展示，这就强化和加深了贬居遐荒期间孤孑、苦闷的感情，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断”字“复”字，似不着力，却很见作意。此诗人困居贬所时那种与世隔绝的处境，失去任何精神慰藉的生活情景，以及度日如年、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都历历可见，鲜明可触。这两句平平叙起，从容承接，没有什么惊人之笔，往往容易为读者轻易放过。其实，它在全篇中的地位、作用很重要。有了这个背景，下两句出色的抒情才字字有根。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两句描写诗人逃归途中的心理变化。“近乡”交代诗人因长期不知家人消息而逃离贬地，走近家乡。所谓“情更怯”，即愈接近故乡，离家人愈近，担忧也愈厉害，简直变成了一种害怕，怕到“不敢问来人”。按照常情，这两句似乎应该写成“近乡情更切，急欲问来人”，诗人笔下所写的却完全出乎常情：“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仔细寻味，又觉得只有这样，才合乎前两句所揭示的“规定情景”。因为诗人贬居岭外，又长期没有家人的任何音讯，一方面固然日夜在思念家人，另一方面又时刻担心家人的命运，怕家人由于诗人的牵累而遭到不幸。“音书断”“复历春”这种思念随着担心同时的到来，形成急切盼回家，又怕到家里的矛盾心理状态。这种矛盾心理，在逃归的路上，特别是渡过汉江，接近家乡之后，有了进一步的戏剧性发展：原先的担心、忧虑和模糊的不祥预感，此刻似乎马上就会被路上所遇到的某个熟人所证实，变成活生生的残酷现实；而长期来梦寐以求的与家人团聚的愿望则立即会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因此，“情更切”变成了“情更怯”，“急欲问”变成了“不敢问”。这是在“岭外音书断”这种特殊情况下心理矛盾发展的必然。“情更怯”与“不敢问”更能体现诗人此际强自抑制的急切愿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愈接近重逢，诗人便会愈发忧虑，发展到极端，这种忧虑就会变成一种恐惧、战栗，使之不敢面对现实。

　　宋之问这次被贬泷州，是因为他媚附武后的男宠张易之，可以说罪有应得。但这首诗的读者，却往往引起感情上的某种共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在表达思想感情时，已经舍去了一切与自己的特殊经历、特殊身份有关的生活素材，所表现的仅仅是一个长期客居异乡、久无家中音信的人，在行近家乡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感情，却具有极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形象大于思维的现象，似乎往往和作品的典型性、概括性联结在一起。这首诗便是一例。

　　此诗不仅有巧妙的抒情艺术，而且有更深刻的体会。作者用逐层递进的追述，交代了背景之后，立即直抒胸臆，不加保留地倾诉出矛盾心理和痛苦心情。但是，读者却必需经过一番认真的咀嚼，才能感受到这种特殊的心理状态，达到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这种高度简洁的抒情手法，使作品用最省略的语言，获取了极为深远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