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五百六十五。下面是安徽大学文学院术研究带头人、安徽大学古籍整理汉语言文字研究所顾问马君骅对此诗的赏析。
骆谷在陕西周至西南，谷长四百余里，为关中通汉中的交通孔道，是一处军事要隘。诗人晚望于此，有感而吟此诗。此为缘景遣怀诗。这类诗率多景为宾，情为主，以景起兴，以情结景，它借助眼前实景，抒发内心幽情，越突出景物的瑰丽，越反衬心情的凄婉，细读自见堂奥。
“秦川如画渭如丝，去国还家一望时。”川，平川。“秦川”，指秦岭以北古秦地，即今陕西中部，渭水流域大平原。诗人登上骆谷，晚霞似锦，残阳如血，远岭近峦，浓妆淡抹，眼前展现一幅锦山绣水的美丽画面。“如画”二字把莽莽苍苍的辽阔秦川描绘得斜阳掩映，沃野千里，平畴闪光，丛林生辉。这是广袤的大景。“如丝”二字又把浩浩滔滔的东流渭水状写得长河落日，浮光耀金，万丈白练，飘浮三秦。这是绵长的远景。大景与远景交错，山光与水色竞美，蔚为壮观。然而这些美景都是诗人站在骆谷“一望”中摄取的，又是在辞帝京、返故里的背景下“一望”见到的，句中特着“去国还家”四字，隐隐透露了诗人是失官还乡，因而被壮丽河山所激发的豪情，一刹那间又被愁怀淹没了。下两句便将此情毫不掩饰地抒写出来。
“公子王孙莫来好，岭花多是断肠枝。”《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是说王孙出游，乐而忘返，辜负了家乡的韶华美景。韩琮反其意而用之，借“公子王孙”来指代宦游人，实即自指，说自己这次“去国还乡”还不如“莫来好”。对于遭逐沦落的诗人，这种心境是可以理解的。《汉乐府·陇头歌》之二所写“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正可移来为韩琮写照。韩琮的诗情正是由此歌生发。他虽面临如画如丝的秦川渭水，心里只觉得“岭花多是断肠枝”了。据历史记载，韩琮被石载顺驱逐之后，唐宣宗不但不派兵增援，支持韩琮消灭叛将，反而另派右金吾将军蔡袭代韩为湖南观察使，把韩琮这个逐臣抛弃了，不能不倍增其断肠之慨。
“莫来好”是与“断肠枝”相因果的。本来“岭花”并无所谓“断肠枝”，只因作者成为断肠人，“岭花”才幻成了“断肠枝”。断肠人对断肠枝，自然不如莫来好了。
全诗二十八字，并无惊人警语，而自有一种形象意蕴，令人回肠荡气，原因在诗家惯用的以乐景写哀的对比反衬手法，在这里得到了长足的发挥。起句写美景，景美得扑人眉宇；收句写愁肠，肠愁得寸寸欲断。同一诗境，效果迥异，令人读来自入彀中。试一口诵心维，景乎，情乎，乐乎，悲乎，似都浑然莫辨了。其点化契机，仍然是“莫来好”三字所导入的一种闲愁美，哀伤美。乐景固然给人以美感，哀景同样给人以美感。在特定诗境下，先乐后哀，乐中生悲，会更使诗味浓郁，咀嚼甜美。此诗得之。
这首曲揭露了仕途的艰难和官场的险恶，劝诫人不必为虚名卖命，连举五个古人，皆一一予以否定；结尾处直指元代仕途，尤足以惊世骇俗。全曲层层递进，以古鉴今，感情愤激。排比对仗的运用，使愤懑之情表达得淋漓恣肆，使用衬字，一唱三叹的节奏，加强了艺术效果。
此篇用了五则历史人物的典故，五句中作者又以饱含感情色彩的精练语言，表示了自己“感叹”的导向。
第一句与第二句对仗，用了两位历史人物的典故。姜太公见纣王荒淫无道，晚年隐居渭水南岸磻溪垂钓，被周文王访贤而得，后辅佐武王伐纣，建立周国。本是老年得志，风光荣耀，但作者用“贱卖”二字，对此持以嘲讽态度。可见作者认为姜太公放弃了悠闲安乐的垂钓生活而选择卷入一场生死权势的争夺中是不明智的。韩信虽获得了封侯拜将的荣耀，但这身外之名是在战场厮杀中挣得的，“命博”二字可见这功名背后蛰伏着的可怕的性命危机。作者翻空出奇，认为天下文臣武将引以为万世楷模的人费其一生所争的不过蝇头虚利。
第三句、第四句与第五句为鼎足对，例举了傅说、灵辄、豫让三人的典故。对这三人作者分别用了“羡”“叹”“劝”。“羡”傅说，表面是羡慕傅说在傅岩筑城隐逸安稳一生，而实则是正话反说，傅说并未“守定岩命版”而是被武丁访贤所得，举以为相，栖身庙堂，劳碌终生。“叹”灵辄，可见作者对于灵辄为报赵宣子桑间赠饭之恩而临阵倒戈，拼死相救甚至失去生命感到十分惋惜，一顿饭与人的生命相比孰轻孰重，自不待言。“劝”豫让，豫让为报智伯知遇之恩，漆身为癞，吞炭为哑去行刺赵襄子，事败被杀，作者视豫让损伤身体赔上性命的愚忠为不当之举。逝者已矣，生者当珍惜生命而不是作无谓的牺牲。
第六、七句推开一步，由历史回到现实，直指元朝仕途。求取功名的“凌烟阁”与“长安道”的必经之路却是威胁生命的险恶地带“鬼门关”“连云栈”，可见当下的仕途艰难官场险恶，读之触目惊心。这是对热衷功名利禄之人的当头棒喝，劝解世人不必为虚名卖命。
此曲的难得之处在于，作者从传统道德价值评判中脱身而出，他洞察古今名人义士头上的道德光环，感慨受人标榜的功臣名将和民间义士的遭遇，回到生命本质。李调元《雨村曲话》称赞其曲为“他人不能道”，可见一斑。全曲嬉笑怒骂，实则锋利深刻，一往情深，充满人文关怀，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曹雪芹《红楼梦》）也。
这首诗的前半部分概述唐以前诗歌创作发展的一般情况，作者对前代作家的景仰和个人致力创作的抱负；后半部分抒写对世道多乱和个人漂泊的感慨，并说明诗歌是由情而生、缘情而发的，是作者对现实生活感受的反映。全篇语言高度凝炼，又多用典故， 语意较为含蓄深沉，需细细揣摩。
曹丕《典论·论文》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使杜甫感到欣慰的是，尽管“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壮志未酬，迭经挫折，饱尝动乱之苦，倒却取得了诗歌创作的丰硕成果。于是开篇之首，便吟出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饱含哲理的名句。当然，这个“寸心知”，既是指己之所知，亦是指知己之所知。
接着，在佐证这“不朽”的“千古事”的同时，谈到了由古及今的诗歌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历代的诗人可以排出一个次第来，骚体乃至再早的诗经已被两汉以降的五言、七言诗体所替代，前辈诗人驰骋才思、腾跃文坛，余风所及，给后世以强烈的影响。后世的贤才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兼收并蓄，从而有所创新，以至于不同时代的创作皆能形成独特的清新的规范。再想到自己的创作，原是出自儒家的体系，从童年时便开始竭尽情思致力于创作。忘不了像“騄”“骥”等良马般驱驰的西晋诗人潘岳、陆机等人的影响，更得感谢如马中“骐”“䮼”带着千里驹驰骋于诗坛的邺下三曹父子所给予的激励。值得叹息的是，尽管而今已如轮扁斫轮一样“得之于手而应于心”，然而无益于治国安民。即使写出王符《潜夫论》、邯郸淳《曹娥碑》一样的文字来，也不过空传后世罢了。反过来又一想，写诗毕竟是自已的兴趣爱好、自己的思想寄托，是自己带病迁徙漂荡流寓生涯的一种慰藉啊，凭何侈谈经世济民之策，像疲敝的飞鸟一样，能有一枝栖息之处也算不错了。
回到现实中来，世尘中蜂虿横行，江峡里蛟螭出没——触目萧瑟凄怆，离唐虞之世愈来愈远了；军阀联翩抗轭，似乎又重现了楚汉的危局。所谓的圣明之朝却是盗贼蜂起，边鄙之地的异俗风景就更是喧阗卑下了。郁郁盘结、上绕星辰的剑气下是兵锋森列，苍苍无际、如云雨笼罩池上的是战气蒸腾。东西各镇都设起了将军的幕府，到处都是军旗在飘荡。东汉马援立于南海交趾极界的铜柱已被残毁，像西风渐紧、东风避之不及似的，西边的月支又屡次入侵。自己流寓异域，乌鹊啼鸣却空报亲人的音信，又时时听见山野的熊罴怒号，这样的心境无法用“恨”“怪”道清楚，只好将每日的稼穑生活以吟诗的兴致来表达，柴门茅屋里的自食其力的生活也能使一个读书人自得其乐。想到长安故居烟草迷茫的白阁和白阁下秋水弥漫的皇陂，有家难归，只好以吟诗来分解自已的离情乡思，不敢期盼能写出真能传之于后世的绝章妙句。
杜甫对诗歌艺术的传承发展和自己一生诗歌创作的主旨的思考和见解，却是以这样的五言排律的形式来表达，格律严谨，对仗工稳，一韵到底，丝毫不受约束，记事、议论、抒情均得心应手，足以表现出其诗歌造诣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