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二年(1673) 爆发的“三藩之乱”给予曹贞吉以极深的刺激。由于其胞弟曹申吉陷身于吴三桂的叛乱中，贞吉是心境既乱而处境甚危。曹申吉，字锡余，号淡庵，幼贞吉一岁，顺治十二年(1655) 以二十一岁之龄中进士，可谓年少得志。康熙初深得清圣祖赏识，曾作为特使祭祀南岳。康熙十年(1671) 出任贵州巡抚，年仅三十七岁即荣为方面大臣。谁知二年后吴三桂叛清，一起兵尽俘黔贵督抚，曹申吉行迹变得扑朔迷离，真相不明。“三藩”乱平后，康熙定申吉为 “逆臣”，到雍正朝撤销“逆臣”之谳，然未作明确论定，直至乾隆朝才又正式批准入“忠烈祠”。当康熙定曹申吉为“逆臣”时，作为胞兄的曹贞吉其心情固可想见；而在未定罪案前，对手足情亲的兄弟孤悬天外、音闻中断、行踪难明，贞吉愁思百端，焦忧无端，心中伤痛实在难以言喻。《留客住·鹧鸪》词作于康熙十五年左右，即曹贞吉深怀难以尽言之痛时。
“浙西六家” 中的著名词人李良年原在曹申吉幕中，“三藩”乱起前李氏先期出黔，得免陷难。他曾作《鹧鸪怨》五古三首“怀渠丘公”(即指申吉)，到京城后又作《留客住·鹧鸪》，哀念曹申吉处境，贞吉此词即系与李良年相唱酬之作。前后同时所作的《满廷芳·闻雁》的“从今去，湘流曲折，莫近小窗横” ;《青玉案·雁字》的 “人间多少伤心客，欲寄离愁那能得”，“无端风雨，横斜催乱，几阵烟云黑”等，也都哀伤感于其弟生离死别的无可沟通的是苦吟唱。
词起句三字 “瘴云苦”，既从地域空间上紧扣湘黔云贵一带特定的“境”，又以一“苦”字浓重地抽理起全篇的 “情”。这一声苦叹，似是鹧鸪啼出，又似词人抚案沉吟。作为咏物之篇，一起首就已 “物” 、“我”相融，合二为一。五溪，指湘黔接壤之地的雄、 横、 西、 潕、 辰五条江水(见《水经注》)。“遍五溪沙明水碧”一句以具体的地理位置既补足了 “瘴云”之句的寓意，界明其方位，又在艺术效果上令人仿佛听到“声声不断的”“瘴云苦、“行人”休去”之啼吟声响遍了五溪流域的上上下下。一个“遍”字看似寻常实属精警，应和“苦”字以及“声声不断”的啼鸣贯连一气来体味。词人说： “行人今古如织”，这区域这条道上古往今来行人不绝，关你何事呢?何以“只劝行人休去”啊? “频寄语”以下是 “寄语”的内容，也即“休去”的理由： 那里是一片荒芜，祠空驿废，人烟绝迹，泪湿征衫，无可驻脚之处。这就是“瘴云苦”的实际境界。这“苦”境之所以造成，是战乱，是人事沧桑的变异。从时空的广阔性上说，湘黔云贵地区自明末以来未曾安定过，南明永历政权抗击清兵血战过十数年，吴三桂之乱则是在疮痍遍地未见恢复之际接踵而来的。从曹贞吉具体的心境感受而言，这“苦”境又正是他爱弟现今陷身的具体处境。王士祯曾评贞吉咏物词说： “实庵先生咏物皆取其闻见所及耳，而神光离合，望之如蜃气结成楼阁。” (见《珂雪词》前《词话》)渔洋讲了二点很准确的问题，一是曹氏咏物的 “实”的一面即 “皆取闻见所及”，指实在的感受;二是艺术形态的 “虚”的一面： “蜃气结成楼阁”。这“虚”、“实”相契的中介环节是如“蜃气”一般的 “神”。取物之神而再渗入以一己神思，此乃咏物上乘技法，所谓“神光离合”。从这首鹧鸪词的上片中已可体味到这高妙之处。
下片承上述“苦”境，集中抒述对申吉的苦忆。这忆念的具体表述则是从代爱弟吐露苦情的角度写来，即写自己所忆念的对象的心境。这种从对面写来的手法，在杜诗和柳永的词等前人作品中曾经有过。此类手法的运用，贵在真切，即务需情致真挚、情感深沉、情境贴切，所以颇不易佳。曹贞吉对其弟深深理解，有着感同身受的心灵相通处，故词情哀凄感人。他说： 在风横雨斜的日子里，你一定昼夜在苦思遥念中原的亲人(“一发中原”句翻用苏轼“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为“杳无望处”而哀苦无尽; 你又一定在“万里炎荒”备遭摧残，“毛羽”凋零! 遮莫，意为 “尽教”，严重地被……这些虽属设想，但应属对方真切的处境和心境。接着词人悲叹道：当年边廷的众多官员中，一定只有你不屈辱地在孤苦无援的境地里受煎熬。“记否”三句化用李白诗：“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曹贞吉绝不信种种关于申吉降顺吴三桂的谣传，他坚持认为其弟是效忠清廷的，并未从逆。词到这里，从形态上看仍不离鹧鸪此“物”，然而这物形所透现的情与意全是“我”的，诚是“神光离合”一片。
因为曹贞吉不接受有关其弟的各种传言，所以紧接着在结句中强调出“忠爱”之情。他认为曹申吉一定在月黑江深的境遇中如同当年杜甫为叛军所拘时那样吟唱出“臣甫愤所切”，犹似杜鹃泣血一般地忠魂不化! “子规声续”，子规即杜鹃，一“续”字既是以鹃啼续鹧鸪之鸣，由哀苦而变悲壮; 又是“续”杜甫的忠爱之情，由凄怨而转为慷慨。这一转化，使这首咏物之唱的“意”愈益深化，其笔墨又足见灵动。
《留客住·鹧鸪》的高明处全在一个“化”字法上。所咏之 “鹧鸪”，时而是第一人称“我”，时而是第二人称的“汝”，时而又是第三人称的“物”。三者化合为一，离合惝恍，遥思深虑隐约而出，此即所谓“光怪腾蛟蜃”的艺术境界。
他在《乞归疏》中写道，“但愿生入玉门关”。“何如”、“饮水”两句用的是尧让君位于巢父和许由的典故。相传尧要把君位让给巢父，巢父拒绝接受；尧把君位再让给许由，许由听后跑到颖水边洗耳，认为耳朵听到这个消息受到了玷污。此时，巢父正好牵牛饮水，巢父听说许由洗耳的原因后，认为洗耳的水受到污染，牛也不能喝，于是把牛牵到上游去饮水。多清高脱俗的两个人！贾谊、班超一文一武，文有惊世鸿文，武有治国之功，但一个英年早逝，一个有家难回，这都是当官害了他们。许由、巢父不是没有君临天下的机会，更不是没有为官作长的素质，但他们都识透玄机，不入官场，不求功名，不沾利禄，无牵无挂，乐做田园之隐士，远避祸灾，逍遥自得，牵白犊饮清流，与贾谊、班超截然不同。李白终生都想从政，在此时似乎终于感悟到了。
无论写自己归隐，或者劝人退后致仕，大多缠结在深山烟霞、野水瞑迷之间，生活则亦渔亦樵，且吟且醉。本诗却是借历史作比照：或则才调绝伦而沉论不遇如贾谊；或则象少时便有“挟长风、破万里浪”的大志，虽博得封侯万里而终抱未能生归玉门的隐痛的班超；前者悒郁而早夭；后者虽勉尽天年而仍不免遗恨。这样看来，倒不如学古高士许由、巢父那样躬亲耕种，凿井自饮，高居清流，乐其生死。既不以形骸为役；也不让心神徒劳来得自在呢！——以太白自由解放的灵魂看，这恐怕也正是他一向笑傲王侯、卑视卿相的素怀吧！
这是作者在上元节前的一个晚上写的感伤时乱，怀念故国的词作。
上片写想象中临安元宵灯节的凄凉情景。
“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三句，写元统治下的临安一片凄凉悲愁的气氛。“铁马”，指元军的铁骑：“银花”，指元宵的花灯，“愁城”，借指临安。头一句“铁马蒙毡”，不仅点明整个临安已经处于元军铁蹄的蹂躏之下，而且渲染出一种凄惨阴森，与元宵灯节的喜庆气氛形成大相径庭的氛围。开篇就揭示出了全篇的时代特征。元宵佳节，原是最热闹而且最富国泰民安气氛的，而现实的景象却将种种承平气象一扫而光。在元军的铁马践踏之下，广大人民心情凄惨悲凉。加之阴冷森严气氛的包围，竟连往常那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光也洒泪了。这一句将客观景象的主观化、拟人化，使银灯似有人的形象和感情。这种想象看似无理，实则入情。“银花洒泪”的形象给这座曾经是繁华热闹的城市带来了一种哀伤而肃穆的凄凉氛围。紧接着，又用“春入愁城”对上两句作一形象的概括。“愁城”一词，源出“攻许愁城终不破。”一句，出自庾信《愁赋》，本指人内心深处的忧闷愁思，此时借指充满哀愁的临安城。春天不管兴亡，依然来到人间，但它所进入的竟是这样一座“铁马蒙毡，银花洒泪”，充满人间哀愁的愁城！“春”与“愁”，自然与人间的鲜明对照，给人以强烈感受。
“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城声。”三句接着写想象中临安元宵鼓吹弹唱的情景：横笛中吹奏出来的不是汉家的故音，而是带有北方游牧民族情调的“番腔”，街头上演出的也不再是熟悉的故国戏鼓，而是是异族的鼓吹杂戏，一片呕哑之声，身为忠于故国的南宋遗民，听来根本不能称为“城声”。这几句对元统治者表现了义愤，感情由前面的悲郁苍凉转为激烈高亢，笔势劲直，激愤直率，可以想见作者其时填膺的义愤。
下片抒发了作者的思国之情。
“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这两句承上启下，用“想故国”三字点明上片所写都是自己对故都临安的遥想。“故国高台月明”化用南唐后主李煜《虞美人》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情境，表达了作者对故都临安和南宋故国的深沉怀念和无限眷恋之情。“独坐青灯”，指自己在故乡庐陵山中，独自面对青灯。故国旧都、高台宫殿，如今都笼罩在一片惨淡的明月之下，繁华散尽，都已化成无边的寂寞与悲凉，这本已使人不能忍受。更何况独又居于寂寞的深山，夜阑人静，遥想沦亡之故都，不但无力恢复故国，连再见到故都临安的机会也很难有，苦闷之情那堪禁受啊。荧荧青灯与故国苍凉明月，相互映照，更显出情深挚无比凄凉。这两句文势由陡急转为舒缓，而感情则变得更加沉郁。
“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辇下风光”，指故都临安的美丽风光。作者所指的“风光”应是宋亡前临安城元宵节的繁闹场景，以及亡国前的升平岁月。“山中岁月”，指自己隐居山中的寂寞岁月。“海上心情”，一般都指宋朝一部分爱国志士，在临安失守后在福建、广东一带继续进行抗元斗争的事情，以及作者对他们的挂念之情因为这首词作于归隐“山中”的时期，那时离宋室彻底覆亡已不远了，因此不再存在“海上”的抗元斗争。这三句思维极为跳跃，内涵顿为丰富．联想的余地也更大．全词到此收束，但言有尽而意无穷。如果说上片的结句干脆利落，声如鼓板，这下片的结句却如弦索之声，幽怨宛曲，余音袅袅不绝。这样结尾，与诗人不尽的国恨家痛和遗民隐居的悠悠岁月十分相合．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诗人的爱国情怀也得到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