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雎不辱使命》是《战国策·魏策四》中的一篇史传文，后收录于《古文观止》。这篇文章写唐雎奉安陵君之命出使秦国，与秦王展开面对面的激烈斗争，终于折服秦王，保存国家，完成使命的经过，歌颂了唐雎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揭露了秦王的骄横欺诈、外强中干的本质。文章内容精彩，情节完整，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生动，秦王的色厉内荏、前倨后恭，唐雎的不畏强暴、英勇沉着，都写得栩栩如生。
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的对白。除了很少几句串场的叙述，几乎全是对白；用对白交代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用对白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安陵君的委婉而坚定，唐雎的沉着干练，口锋锐利，义正辞严，秦王的骄横无理，无不跃然纸上。
开头一段是秦王嬴政在“灭韩亡魏”之后，雄视天下，根本不把小小的安陵放在眼里，他似乎不屑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以“易地”的谎言诈取安陵。在他看来，安陵君哪敢说个“换”字，更不敢说“不”，“使人谓”三字，劈头即自称寡人（只有对下，诸侯才可自称寡人），见出秦王对安陵君的轻慢，“安陵君其许寡人”，着一命令副词“其”，活现出秦王的盛气凌人。安陵君识破骗局，婉言拒绝。“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态度和言辞都十分婉和，但不是卑躬屈膝，而是婉辞，是面对虎狼之敌的斗争艺术。“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陈理为据，无容置喙。“弗敢易”，于委婉中透出坚决的态度，必然会使“秦王不悦”。
这时，唐雎出场，“使于秦”，系国家人民的命运于一身，深入虎穴狼窝，令读者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以下唐雎出使到秦国的文章分三个段落来做，也是唐雎与秦王面对面斗争的三个回合。唐雎如何到达秦国，怎样拜见秦王，与本文中心无关，一概略去不写，而直接写会见时的对话。
进而体会秦王与唐雎的语言，其意趣和从前也迥然不同。“秦王谓唐雎曰”之前，已经“不悦”，这时，他是压住火气说话，不像秦使者那样“简而明”，而是亦拉亦打，于委婉中露出威胁，俨然是胜利者的口吻：“……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这是质问。“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纯属威胁。话中句句不离“寡人”如何，还偏要说“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秦王的狡诈骄横之态不言自明。唐雎早已胸有成竹，并不多与之周旋。“否，非若是也”，态度沉着明朗。寸步不让，据理力争：“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把安陵君的“弗敢易”换做一个反问句，并以“千里”对“五百里”提出，就远比安陵君的回答更为坚定有力，不给对方一点便宜。这必然引起“秦王怫然怒”，由“不悦”到“怫然怒”。这使本来就很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文章至此陡起波澜，读者顿生焦虑之情，为冲突的后果而担忧。
第二回合是斗争的高潮，从写作来说是全文重心，因此写得最细最详。“秦王怫然怒”一句，笼罩全段。一个小国的使者如何治服大国暴君的盛怒，固然很难；作者如何在短短的文字中把这个场面写出来，写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也非易事。但《战国策》的作者有这本领，而且胜任愉快，把这个场面写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令人仿佛亲临其境。这一段作者分两个层次来写。第一层，秦王怒气冲冲，施以恐吓，“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公然自称“天子”，全不把一个小国及其使者放在眼里。“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如果联系“灭韩亡魏”的背景，委实令人不寒而栗。唐雎“臣未尝闻也”一句，沉着冷静，不为秦王的恐吓所动，实际上是按兵待敌。因而这一层犹如两大浪峰中的一个浪谷。
第二层，唐雎先是反唇相讥，“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照用秦王口吻，以“布衣”对“天子”，真是寸步不让。然后又用“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一正一反两个判断句，断然驳掉秦王“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的诬蔑，于是条件成熟，反攻开始。先用三个排比句摆出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事实，又说“与臣而将四矣”，打掉秦王的气焰，再用“若士必怒”等五个四字短句，像滚木擂石般对准秦王打过去，以“二人”对“百万”、“五步”对“千里”，不给他一点喘息时间，气氛之紧张，令人屏息。最后唐雎“挺剑而起”，紧紧逼住秦王，这更是秦王所始料不及，于是精神防线完全被摧毁，只有缴械投降。
作者懂得写好唐雎这段反驳痛斥秦王台词的重要，让他来作这个回合的斗争的主角，给他大段的独白，用排比，用节奏鲜明的短句，让他激昂慷慨地大讲特讲，赋予他狂风扫地的气势，而秦王已是一败涂地了。秦王的心理活动抽不出笔墨来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必要写，因为秦王早已被这意外的一击打昏了，他来不及思考一下眼前发生了什么，而结局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只有俯首就范而已。明写唐雎，突出了他大义凛然的鲜明形象，虚写秦王，也更符合这一特定情景。
第三回合写法上反过来了，虚写唐雎，因为唐雎的形象已经完成，再写反而画蛇添足从“色挠”至于“长跪而谢”，“先生坐，何至于此”，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言，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还是刚才那个秦王干的。秦王先因为自己是大强国有恃无恐，误以为可以放胆作恶；后迫于眼前处境，黔驴技穷，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能改变他的本性。而且君王的架子并不能完全放下，对唐雎的恭维显然言过其实。
作者充分调动了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段以烘托气氛，同时对二人的情态举止的变化略加点染，强化冲突，精心营造戏剧性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两种人物、两种思想和行为的对比，可以突出他们各自的特征，让读者认识得更清楚，这是一种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达方法。同样，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衬托在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这两种有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先说本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对立而存在的，他俩之间生死不容、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作者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比着来写两个人物。
例如写秦王一倨一恭，也形成对比，艺术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这一复杂性格──既是凶恶的，又是虚伪的。
又以安陵君来衬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态度决定着唐雎的态度，他不失为明君，但却比唐雎软弱，更缺乏才干，大敌当前，他有见识，会应对，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不到走出险地的途径。而唐雎出使秦国，面对秦王，一开口便胜安陵君一筹，“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则一句比一句更有锋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厉内荏，只要掌握时机，就能一举而战胜之。但反回头说，没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纵然浑身胆识，怕也难有用武之地。两个人物，两种性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这是一首伤春怀远之作。
上片主要是写主人公伤春怀人的悲愁和由此引发的纷乱心绪。开篇三句写闺妇触目所见之景，以景起情：晚春的和风轻轻地吹动着帘幕，燕子双双在檐廊的巢上啾啾话语。如此的良辰美景，愈加勾起了对远方恋人的深切怀念，以至主人公借酒浇愁。然而，愁而饮，饮而醉，碎而睡，一觉醒来，只见庭院的柳絮随风舞。“双语燕”在手法上用的是反衬，即以乐景写哀情，以成对燕儿的亲切话语，对照闺妇块然独处的孤独和凄冷。一个“醉”字，展示了主人公忧愁之深。两句合起来，写出了主人公所处的季节（晚春）、时间（午后）、地点（闺房）和眼前的景物（燕、柳），描绘出一幅暮春时节的风物图画，明里写景，暗里抒情，写物亦人。“心事”一句，明点出闺妇的心态。整整一个春天，在孤单、愁寂中度过，心里想的是什么，自己也说不清。“犹未见”与柳絮的“飞撩乱”相呼应，用的是陪衬，即以哀景写哀情，沸沸扬扬的柳絮在风中飘飞与闺妇思念情人的纷乱心绪是极相吻合的。“余花”句，进一步点染了暮春时节的浓重氛围。长满青苔的庭院，连晚开的花儿都凋落殆尽了。然而，花落人不在，燕语人不归，春老红残，香消色减，青春飞逝，衬托出主人公的悲伤。整个上片，以景语为主，景语与情语互见，物象与心绪交融，反衬与陪衬杂用。特别是最后一句，写得情味隽永，深曲委婉，具有丰富的情感内涵。
下片通过对景的拓展来达到对情的深化，进一步从视野的被阻隔来表现相思之无极。“过片”三句，写闺妇为相思所折磨，禁不住登楼望远，以从“天际识归舟”中求得一丝半缕精神上的安慰。可是，展现在她面前的是如烟的春雨和布满浓云的灰黯的天空，眼前的一切都被严严实实地遮盖了，什么也看不见。“百尺”句，勾勒出闺妇倚楼怅望的痴情形象，朱楼而“百尺”，状楼之高，望之远。“闲倚遍”，言登楼之频繁，盼归之殷切，怀人之情深，惆怅之浓重。“薄雨”句，再次点明季节的特征。“抵死”句，说视线被阻，世事多艰，难如人意。主人公不能“望尽天涯路”，而是“抵死遮人面”，望而不能，盼而难求，足见“天地终无情”，其愁苦之深可想而知。由于主人公盼归不能，音信又断，所以就只能是“消息未知归早晚”，游人什么时候回来，无处得知。末句“斜阳只送平波远”，写得极为疏淡、含蓄，具有丰富的表现层次：一说闺妇登楼倚望从薄雨之日到斜阳之时，景观的变换暗示盼归持久；二说游子取水路而归；三说闺妇等待心爱之人而每每落空，终究失望；四说闺妇盼归的离情愁绪如悠悠江水，“无穷无尽”、“欲断更流”。
本词全篇写得语浅情深，词约意浓，反映了封建社会痴情男女悲欢聚散的人生苦难。全词通过暮春景象的描写，表现了闺妇对游子的殷殷思念之情和盼归不能的惆怅、幽怨的心绪。通篇写得淡雅、含蓄、和婉，体现了晏词的一贯风格。
本诗所引武陵，自然是陶渊明名篇《桃花源记》中的武陵源。可以说整首诗都是从其中化出。
陶渊明作《桃源记》，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自是之后，诗人多赋《桃源行》，不过称赞仙家之乐。”武陵之于桃源，不仅在唐诗中得以继承和发展，而且对于初唐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一些“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不仅具有更浪漫的想象空间和绚丽色彩，而且还产生了神奇诡异的仙化意象。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当时唐朝社会道教盛行，再加上富裕的生活和繁荣昌盛的社会使得人们追寻心灵深处中对于生命短暂的忧郁。因此，许多笃信道教的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常会描写他们近乎幻觉式的想象。据刘中文先生考证，在现存的唐人诗词中，以“桃花源”为题的作品达21题24首之多，包融的《武陵桃源送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