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单调小令。开头五句，奏的是感情音响的主旋律——怨。“永夜”两句，就悬想负心人行踪着笔。“长夜漫漫，负心人啊，你抛下我到哪里去了？”自问还复自答：“音信已绝，奈何！”着一“绝”字，点出薄悻者之寡信绝情。“香阁掩”三句，就闺中人己方情况着笔，从环境描写（闺门紧闭）、表情描写（眉头紧皱）、时间推移（斜月将落、长夜将尽）这三个方面，写出了终宵坐候之难耐。这两笔归结到一点——对薄悻者之怨。
“争忍”句以下写心池又起新澜。“争忍”两句是第一个浪头，特点是思之不已，爱怨兼发。“叫我怎忍心不苦苦追寻啊？”这一句心灵独白，表明她怨中有爱，情丝难解。但稍加推究，闺门紧闭，室内一目了然，无物可寻。“寻”这一动作，正好显示她已陷于身难自主迷离恍惚的精神状态。等到她头脑稍为清醒，又得面对令人心碎的现实——孤衾独处，因而“怨”字又重上心头。“换我心”三句是第二个浪头，特点是情之所钟，忽发痴语。清王士禛《花草蒙拾》曾指出：“顾太尉‘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自是透骨情语。徐山民‘妾心移得在君心，方知人恨深’全袭此。”徐山民句中之“移”字，倒也深得顾词“换”字之真谛。换心者，移心之谓也。主人公是多么希望把自己的一颗心移置在对方的心腔里，以取得对方对自己思念之深的理解啊。就事论事，移心之说似属无理，而主人公发此痴想，却正好显示其爱之深，其情之真，此即所谓“无理而有情”。当然尽管如此，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将是难以避免的。这一点，明汤显祖在《花间集》评本中曾一语道破：“若到换心田地，换与他也未必好。”但作品的思想倾向性却十分明朗，同情完全放在被折磨被损害的弱女子这一边，这也就从侧面鞭挞了薄悻之徒。
顾夐此词，以善作情语著称。近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把此词作为“有专作情语而绝妙者”的显例之一，并且说：“此等词，求之古今人词中，曾不多见。”足见评价之高。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净洗铛”，虽然是说做好烹调的准备，其实这正是做事或修养身心时虔诚、认真态度的体现。煮肉如此，做一切事情，均须如此。读者可以从这小心翼翼的“净洗铛”中，窥见到苏轼平时修养身心之严谨、真诚。“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水放得不多不少，火要不大不小，这样煨炖，才能将肉烹得又烂又有滋味。苏轼告诉我们，具体实践中，每个环节都要做得稳妥，仔细，来不得半点马虎。透过这一丝不苟的准备与实际操作，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烹调本身，而是与对待人生、修炼自身的一种兢兢业业的精神了。
“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不时他自美”。煮猪肉，只要方法得当，缓缓煨炖，到了时候，它自然滋味醇厚，美不可言。这两句，说的是煮肉，而当我们联想到人生的时候，不是正好发现，它切中了那种急功近利的社会人生弊端吗？人生的成熟感悟，是需要时间的。好大喜功、气浮心躁，得到的可能有一时“战果”，其实是失败的结局。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人生的精彩往往就在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像猪肉这司空见惯的食物，人们并不觉得里边有什么奥秘可寻；像炖煮猪肉这样的家常之事，人们也容易忽略探讨其中精益求精的可能性。苏轼的叹息，除了猪肉本身之外，另有一种可供联想的可惜之意——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种种事物时，或不肯，或不愿意去深入了解并挖掘其潜力。读者应该从他的叹息中，理解猪肉之情以外的深意——真善美就在我们每日每时的生活当中，发现、创造美，乃是我们大有潜力可挖的人生使命与快乐。联想到苏轼在以上所举《答毕仲举书》里把吃猪肉比为修养身心的象征，将那虚无缥缈的（佛学）“龙肉”之类的玄谈加以屏弃的哲理思考，我们或许能更深层理解“黄州好猪肉”这四句诗歌的另一番味道。
“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正因为对亲自创造的烹调艺术，十分满意，所以作者竟吃了“两碗”。“两碗”，不但写出了胃口的满不，更写出了心灵的惬意。作者仿佛早就料到了他人的议论与惊诧，他风趣地说，我吃猪肉，腹满心惬，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外界对我的褒贬，尽可至之度外。了解佛学的读者，知道佛家最讲“心安”，强调看轻外物（包括他人的议论）、重视内心的安定，因此，可以说，东坡的这一“饱得自家君莫管”之平淡结尾，其实是展现了他的佛学修养，蕴涵了深刻的人生感悟的。
值得说明的是，在吟《猪肉颂》之时，苏轼并没有对他的“猪肉观”的人生思考做刻意的诠释、解说，而全在一片笔墨神行之间，有意无意透露着他的佛学修养与对佛学的借鉴、改造，这一点是需要补充说明的。
苏轼此诗题的《猪肉颂》三字中，看似滑稽，实际是在幽默中蕴涵了严肃的主题的。作者的颂，当然包括了在味觉方面的享受，对自身的烹调创新方面的自得；但是当我们了解了苏东坡当时的艰难处境时，就会在诗人享受味觉美味后面，朦胧看到一个不屈的灵魂，一个在为人处世方面，永远追求更高远深刻的情味的，将日常生活与理性思考方面达到“知行合一”理想的哲人。尤其是作者将烹调艺术与人生超越的理想有机结合为一体，为我们所做出了典范——猪肉，是猪肉本身，又象是别的什么。
此词是作者在饱经人生忧患之后对历史、社会的沉思和对人生的抉择。历史、社会是虚幻变化的：古人的坟墓变成了今人的耕田，昔日的江河流水如今变成了村落住上了人家：社会动乱又太平，太平了又动乱：整个人生又是那么劳碌奔忙，疲惫不堪，就像长安道上人无水马无草的倦客。在这虚幻变化的社会历史中，摆在作者面渐的只有荫条路：一是遁入深山做隐士，一是沉入醉乡做酒徒，因为仕进之路早巳堵塞。而追思往古，历史上的所谓高人隐士多属虚伪，君不见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一度以隐居深山不仕新朝而名扬四海，可不久就撕下伪装住进了侯门。看来唯一的人生选择只有像刘伶那样沉入醉乡；旋浪形髌，且尽生前一杯酒，也不管死后有无名。不过，作者表面上看破红尘，实质上他难以看破，也难以真正忘名，不然他就不会这么激愤了。
自然界的变化，一般比人事变化迟缓。如果自然界都发生了变化，那人事变化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沧海桑田的典故，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这首词一上来的六句，也是就自然与人事两方面合写这个意思。词句用顾况《悲歌》“边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时流水今人家”，而略加增改。前三句写陆上之变化，墓已成田（用《古诗》“古墓犁为田”之意），有人耕；后三句写水中之变化，水已成陆，有人住。下面“黄埃”二句也从顾况《长安道》“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来，接得十分陡峭。看了墓成田，水成陆。他们依旧为了自己的打算，不顾一切地奔忙着。函谷关是进入长安的必由之路。关开关掩，改朝换代，然而长安道上还是充满了人渴马饥的执迷不悟之徒。歇拍用一问句收束，讥讽之意自见。
“六国扰”，概括了七雄争霸到秦帝国的统一，“三秦扫”，概括了秦末动乱到汉帝国的统一。“初谓”四句，是指在秦、汉帝国通过长期战争而完成统一事业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被卷进去了。词人说，他最初还以为商山中还留下了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老。谁知道经过统治者写信派车敦请以后，就也撕下了隐士的服饰，一个跟着一个地穿起官服，在帝王门下行走起来了。（商山四皓最初不肯臣事汉高祖，后被张良用计请之出山，保护太子，见《史记·留侯世家》。南齐周彦伦隐居钟山，后应诏出来做官，孔稚圭作《北山移文》来讥讽他，中有“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之语。又汉邹阳《上吴王书》中句：“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这四句专写名利场中的隐士，表面上很恬淡，实则非常热中。隐居，只是他们的一种姿态、一种向统治者讨价还价的手段，一到条件讲好，就把原来自我标榜的高洁全部丢了。上面的“初”字、“遗”字和下面的“裂”字、“焚”字、“接”字、“曳”字，不但生动准确，而且相映成趣，既达到嘲讽的目的，也显示了作者的幽默感。不加评论，而这般欺世盗名的人物的丑态自然如在眼前。
“高流”以下，正面结出本意。《醉乡记》，隋、唐之际的王绩作，《酒德颂》，晋刘伶作，都是古来赞美饮酒的著名文章。在《记》中，王绩曾假设“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反，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在《颂》中，刘伶曾假设有贵介公子和搢绅处士各一人，起先反对饮酒，后来反而被专门痛饮的那位大人先生所感化。高流，指阮、陶、刘、王一辈人，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末三句是说，酒徒既外生死、忘名利，那么公子、处士这二豪最初不赞成刘伶那位先生，没有人会去计较这些。肯定阮、刘等，也就是否定“长安道”上的“倦客”、“裂荷焚芰”的隐士。（“生忘形”，用杜甫《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死忘名”，用《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晋张翰语：“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均与“高流端得酒中趣”切合。）方伯海《〈文选〉集成》评《酒德颂》云：“古人遭逢不幸，多托与酒，谓非此无以隐其干济之略，释其悲愤之怀。”此词以饮酒与争权势、夺名利对立，也是此意。
此词针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而发出的不平之鸣。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那样一些统治者及其帮忙、帮闲们的鄙视，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由于阶级性和世界观的限制，他又只知道向“醉乡”中逃避，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感情又显示了这种进步意义的局限性很大。
以愤慨、嘲讽的口吻来描写历史上那些一生忙着追求权势和名利的人，占了此词的大部分篇幅。但起笔却从人事无常写起，这样，就好比釜底抽薪，把那些热衷于富贵功名的人都看得冷淡了，从而为下文揭露这些人的丑态埋下伏线，同时也为作者自己最后表示的消极逃避思想埋下伏线。
张耒《〈东山词〉序》曾指出贺词风格多样化的特点：“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此词和前几首截然不同，也可证明此点。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苏轼的作品在词坛出现以后，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