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诗中发出劝戒之声，劝导人们爱惜鸟类，表现出诗人的善良、仁爱之心。
“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此诗先以一个反问句提出诗人自己的看法，反问的语气使感情抒发更加强烈，表现出诗人的善良、仁爱之心以及对生命的尊重，接着点出鸟和人一样有着皮肉和骨骼。诚然，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世间万物与人类一样，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类应该像对待兄弟姐妹一样对待它们，绝不能伤害它们。之后的“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两句顺势提出人类应善待动物的劝诫，并以幼鸟盼望母鸟的动人情景来感动人们，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劝说效果十分显著。
全诗语言朴实自然，通过蕴含真情的“子望母归”的自然现象劝诫读者善待动物，表达了对鸟类命运的关注和同情，这不仅是一种生态意识，同时还有着深刻的寓意：诗人意在以鸟喻人，劝诫当时的权贵要学会尊重平民百姓，因为平民百姓与权贵们一样，都有着同样的生命和尊严。
此诗头两句写诗人站在高处，放眼望去，一群耕农在小树林的土堆旁谈论着什么；三四句正面点题，看着眼前的景象，经诗人观察后发现一处野塘，水已溢出，虽未写春雨本身，但写了春雨后的景象和春雨带来的“喜”意。全诗朴实无华，不从正面着笔，而是侧面烘托、渲染，以景写情，画面鲜明生动。
此诗写春雨，但诗人并未着力于雨中之景，而是写雨后情形。其所选意象亦与一般咏雨之作大异其趣，使人读后顿生清新之感。
首句“耕人扶耒语林丘”写春雨过后，村人手扶耒，在山丘之际，互为相谈。诗人虽未有半字言及农人心情，但一“语”字，则将耕人喜得春雨之情展露无余。《诗经·大雅·公刘》写周人安居之情形，即用“于时言言，于时语语”二句形容之。此处用“语”字亦收相同之效。春季农事伊始，农田待耕，故农人“扶耒而语”。
林丘之景叙毕，诗人又将目光投向花外水流。经春雨滋润一过，春花泛彩流红。春花之外，是流水蜿蜒。因有春花相阻，故未见春水，但时见沙鸥飞落，欲集沙洲。杜甫曾有诗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是于茫茫天地，一线长河之间，陡出一沙鸥飘飘，其苍茫之势自是工部气象。而此诗则以一“落”字出，其较野老而言，又甚有轻巧灵动的兴味。
末二句切入正题，问雨来多少。诗人自问已毕，又自答曰“野塘漫水可回舟”。既是野塘，无人打理，想必水浅难泊，而此番春雨一过，水势大涨，竟可回舟其间，其雨势之大可以想见。都云“春雨贵如油”，亦无怪乎耕人扶耒相语，欣欣而喜了。
全诗借春雨之事，写耕人，写沙鸥，写野塘，此三者均含世外之意。村人野老，农耕桑麻不必说，沙鸥自飘然有逸气，野塘回舟亦安然独立于尘世之外。故此诗于清新中隐隐透出一股逸气。而作者其词“奈愁极顿惊，梦轻难记，自怜幽独”（《大酺·越调春雨》）虽同写春雨，其所抒之情则迥然有别了。
《缚鸡行》大约在公元766年（代宗大历元年）夏历岁暮作于夔州西阁。
诗人于偶然之中，看到家中小仆人正在捆鸡，要拿到市上去卖，而鸡被捆得着急，边叫边挣扎，似乎在向人提出抗议。“相喧争”三字，将小鸡人格化，使缚鸡这个细节充满了生动活泼的生活情趣。诗人一询问，原来是因为家中的人怕鸡吃掉蚂蚁之类的小虫，有伤生灵，所以要卖掉它。然而诗人仔细一想，鸡卖出去不是也要遭受宰杀的厄运吗？为什么人对虫子要施以厚恩，而对鸡却要报以刻薄呢？诗人对此似有所悟，立即命令小仆人解缚放鸡。然而诗人再仔细想想，放了鸡，虫蚁不是又要遭受灾难了吗？反复想来，实在没有万全之策，于是只好倚靠在山阁上，注视着寒冷的江面，江水正浩浩东去，远处是迷蒙的烟霭，一片苍茫。诗中似乎表现了一种道家的思想。据《庄子·列御寇》：“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因而，陈师道说：“鸡虫得失，不如两忘而寓于道。”（《杜诗镜铨》引）但似乎又是佛家的思想。王右仲说：“公晚年溺佛，意主慈悲不杀，见鸡食虫蚁而怜之，遂命缚鸡出卖。见其被缚喧争，知其畏死，虑及卖去遭烹，遂解其缚，又将食虫蚁矣。鸡得则虫失，虫得则鸡失，世间类者甚多，故云‘无了时’。计无所出，只得‘注目寒江倚山阁’而已。”（《杜臆》）
当时，天下战乱已久，国家和人民都陷于苦难中，一时还无法摆脱困境。杜甫虽有匡时济世之志，但年老力衰，已“无力正乾坤”。萧涤非先生说：“感到‘无力正乾坤’的诗人是很难做到飘飘然的。白居易有这样两句诗：‘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我以为这对于我们理解杜甫这一貌似达观的形象很有帮助。”（《杜甫诗选注》）可见诗中仍然表现了作者对时局的深切关心，流露了对国家、人民的忧虑，在计无所出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苦闷心情。
此诗的别致之处，还表现在语言上。杜诗语言的基本风格，是千锤百炼而严整精工，但此诗语言却平朴自然，采用散文化的句法，显得平易顺当。“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如同当面交谈，读来亲切动人。这与表现细小的生活情节，与抒发表面看来轻松的感情，是极为适宜的。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评论说：“《缚鸡行》自是一段好议论，至结语之妙，非他人所能企及也。”他还引了李德远的拟作《东西船行》进行比较：“‘东船得风帆席高，千里瞬息轻鸿毛。西船见笑苦迟钝，流汗撑折百张篙。明日风翻波浪异，西笑东船却如此。东西相笑无已时，我但行藏任天理。’此诗语意极工，几于得夺胎法。但‘行藏任天理’，与‘注目寒江’，不可同日语耳。”而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更是一语破的：“宕开一笔，妙不说尽。”的确，此诗最纯之处就在于结句。一是在结尾处故意采用逸宕手法，由议论而转入写景，使得篇末产生变化，通篇由平实入空灵，摇曳生姿；二是将上面所议论的内容突然收起，将欲尽未尽之意如盐著水般地化入景中，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品味和领悟，从而引发出深沉的思考，显得含蕴无穷，韵味悠长。《东西船行》的结句“行藏任天理”之所以不能与“注目寒江”同日而语，就在于已经把道理说尽，没有回味的余地。
《庄子》《列子》二书中都记有这样两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故事。一说，列御寇为伯昬（昏的异体字）无人射，列子技艺精湛，手平如砥，甚至能放一杯水在肘上，箭方去而未至靶，杯水又重新落到肘上。然而伯昬无人说“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于是他“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于外”，列子惊怖，伏地汗流至踵。伯昬无人就说：“那些与天道同一的至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现在你害怕得直瞬眼睛，可见你内心未明自然之理，不够充实啊。”另一则故事说孔子观乎吕梁，悬瀑三十仞，流沫三十里，连鼋黾鱼鼈之属都不敢过，然而却有一个男子在其中戏水，孔子以为他想自杀，命弟子去岸边救他，那人却上了岸，披发而歌，游于塘下。孔子问他：“游泳有“道”没有？”那人回答：“并无所谓道。只因从小生长于水边，所以能安于水。唯因顺从水之道而无我见存在，所以下水就能不知其然而然，与水化为一体。”这两个故事，曾被历代诗人无数次地运用过，但是却很少见有人能像谢灵运《富春渚》诗这样，用得如此灵活而贴切。
别过了始宁故宅，灵运又浮舟西南行，进入桐庐富阳县境的富春江。富春江有两个特色，一是清，二是险。梁吴均《与宋元思书》曾状其景：“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正写出了这两方面的特色。山水是自然形态的东西，而以之入诗文，则不可避免地染上作者的主观色调。既清且险的富春山水，在卓荦不羁的吴均眼中合成了自由竞荣，勃勃生气的清奇，所谓“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在游子羁旅的孟浩然笔下则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一片清怨；然而在刚为险恶的政治风浪抛掷出来，恃才傲物，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谢客眼中，则是另一番景象。
夜中，诗人渡过了富春东三十里的渔潭浦，清晨舟抵富阳城外。六七十里外的定山、赤亭山是富春名胜，但诗人并不往游，只是向峰顶那缅渺的云雾远远一望，又匆匆驶去。起四句连下“宵济”，“旦及”、“无淹薄”三字，可见富春秀色，此时对意兴索寞的诗人来说并引不起多大兴趣，而远山上那萦青际白的云雾，似乎正象征着他不绝无尽的愁绪。忽然水势突变，逆流而上，惊浪急湍撞击着去舟；而崖岸曲折，参差凹凸，更处处阻遏着行程。这景象真是惊心动魄，诗人自己也不知如何飘过了这一段险泷，不禁深自庆幸：尽管自己并没有伯昬无人那种履险若夷的定力，却竟然如吕梁男子般惊险地闯过了这难关。待得惊魂稍停，他倒是悟出了一条至理。《易·习卦》：“水洊至习坎”，《艮卦》又说“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止，止其所止”。意思是，虽有重险悬绝，而水仍相继而至，这是因为水性已习惯了山坎的缘故。艮即止义，两山相重，正象征着止息之义，君子当因此而引起思索，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不要越过了自己的本位。《易》象正揭示了刚才经历凶险一举的内在含义。如果自己真能像伯昬无人与吕梁丈夫一样，内心元气充实，与自然合一，完全忘掉物我、利害、险夷之间的差别，顺乎自然之理，使行动与之不期而合，那么虽然多历风险，也可达到履险若常的境地。推而广之，生活亦正同于行舟，也当顺应自然之理，那么对不久前经历的仕途风波正不必如此耿耿于怀，怨天尤人。自己平生之志本在幽栖养生，二纪之前只因意志薄弱而出山，从此就困顿于世俗之事。希求为入仕干禄已过久了，直至今天总算有了机会实现对友朋许下的远游轻举的诺言。想到这里，诗人感到蛰伏已久为世事蒙蔽的宿愿渐渐得到了舒展生发，顿时眼前的万事就如枯叶朽枝般零落不足道了。思念及此，诗人感到胸怀开张，心地光明，就如庄子所说的神明虚空无所怀的神人一样，忘掉了自身存在而任物推移。从此就只要如那蛰伏以存身的龙蛇，以屈而求伸的尺蠖那样与世委蛇，善养天年就是了。
经过了富春渚后，谢客其实没有真能如诗中所说那样达到超人的境界。甚至就在浮江之际，他恐怕也未曾真正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诗中所言，充其量，也只是即景生想，从理念的观照中得到一种感情的宣泄，这在谢诗其他各篇中不难看到。然而就作诗时一刹那间的感触而言，他却确实达到了情景理的圆融无碍。
全诗实分三个层次，前六句纪行写景；“平生”以下的最后八句是对自身人生道路的检讨与悟参。二者之间本不相涉，但却因中间四句的四个典故而连成了一体，这四个典，尤其是前面《庄》《列》二典用得十分巧妙。舟行富春山水际，而伯昬一典为山、吕梁一典为水，联想十分自然，且同用《庄》《列》更十分工致。山，水之典甚多，不用其它，而偏用这两个，则是因它们既在形象上深切富春山水的凶险，又暗蕴所以能履险若夷的理念。这个理念在诗中是用“亮乏”、“险过”的形式反说的，更切当时诗人的实感。由反到正，则再接用《易经》中一水一山两典，从而顺理顺章地引出了以下对生活历程的检讨。诗歌用典，从诗骚起即有，建安以后更渐成风气，但是用得典雅、精严，炉锤工致，成为作诗一大法门，却不能不说自大谢始，当然由此也带来了谢诗有时稍嫌晦涩之病。得失二方面在此诗中都反映得甚典型。这又是陶、谢诗风的一大区别。